郭沫若与故宫博物院
魏奕雄
北京紫禁城神武门上悬挂的“故宫博物院”横匾，为郭沫若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所题写，这是人所共知的。除此之外，郭沫若与故宫博物院相关联的事还有不少，兹择三则叙说之。
一、郭沫若诗颂故宫护宝人
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会长蔡震先生在《郭沫若学刊》2011年第3期，发表了《郭沫若用寺字韵诗作考》一文，披露了一首此前未曾刊发的郭老佚诗《十二用寺字韵》：
从寸之声是为寺，于文当即古持字。
秦刻用之以为持，鼄钟有例亦不异。
（鼄公牼钟有“分器是寺”语）
石鼓于今已入岷，无咎先生言訚訚。
花岗之石趺坐锐，质坚量重难调驯。
一鼓费一卡车载，纩裹网维箱底在。
初移宝鸡后峨眉，暴寇无由攘过海。
星之景兮云之卿，视此奇迹不足惊。
扶持神物走天下，宇宙恢恢乘大名。
我曾向蔡震先生电话请教此诗出处，答曰：抄录自一位朋友收藏的郭老墨迹，那是1940年1月7日郭老“闻石鼓已入蜀……书奉无咎先生教正”之作。那时候，重庆的文化人流行用寺字韵作诗，相互唱和，1939年间，郭老就写了十几首寺字韵诗，但《郭沫若书法集》收录的书赠于立群的《寺字韵诗七首》手迹没有这一首。后来蔡震先生得到郭老这幅墨宝的照片，翻拍了一份送给我，这是该墨迹首次在乐山面世。
“无咎”是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号。这首诗表达了郭老对故宫文物，特别是石鼓迁藏峨眉的关注。
1933年2月，北京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的19000多箱珍贵文物，为免落入日寇手中，秘密南迁上海。因由故宫博物院统一装运，统称“故宫文物南迁”。1936年12月，文物移存南京朝天宫。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南京岌岌可危，文物又分三路西迁。南路80箱运往贵州安顺；中路9000多箱走水路，经汉口、宜昌转运，1938年1至5月陆续抵达重庆，1939年7月至9月移置乐山安谷；北路7000多箱（含石鼓10箱）,由陆路先迁陕西宝鸡，再迁汉中，三迁成都，四迁峨眉，于1939年5月17日至6月17日先后入藏峨眉大佛寺和武庙。单说这北路，从汉中迁出后12天，原存放文物的汉中南郑文庙，即被日军飞机投下7枚炸弹夷平。从汉中至成都途中，发生三次汽车翻车事故。从成都大慈寺迁往峨眉后七天，成都亦遭日军的狂轰滥炸。郭老诗中“初移宝鸡后峨眉”一句，浓缩了这一漫长、曲折、艰险繁杂的历程。据原故宫博物院峨眉办事处主任那志良在《典藏故宫国宝七十年》中回忆，当时十个石鼓便存放在峨眉武庙西配殿里。
南迁文物千千万万，为何郭老独提到石鼓？这与他曾经专门研究过石鼓文有关。大革命失败后，郭老流亡日本，1932年开始对东京文求堂所存石鼓文拓片进行梳理，1933年写成《石鼓文研究》初稿。
石鼓是唐代出土的石碣，刻有记叙东周秦国国公陪同周天子游猎盛况，故又称“猎碣”。有介于籀与篆之间的文字约500字，史料价值与书法雕刻艺术价值均珍贵无比。存世有宋代以后的多种拓本，以宋代先锋本、中权本、后劲本和天一阁本四种最佳。郭老在《初用寺字韵书怀》一诗写道：“尝从猎碣考奇字。先锋后劲复中权，宋拓良与今石异。”
十个石鼓出土于陕西凤翔府陈仓荒郊岐山之阳，故亦称“陈仓十碣”或“岐阳石鼓”。实则其形状并不似鼓，上小下大，顶圆底平，四周略作方形，也有正圆的，四面环刻阴文。石质坚硬，每个重约一吨。因年代久远，部分刻字的石皮已与鼓身分离，稍有不慎便会剥落。当年文物南迁时，最难包装的就是这十个原存于国子监的石鼓。马衡在《跋北宋石鼓文》中记载：“余鉴于此种情状，及既往之事实，知保护石皮为当务之急。乃先就存字之处，糊之以纸，纵使石皮脱落，犹可粘合：次乃裹以絮被，缠以枲绠（麻绳）,其外复以木箱函之”。木箱是特制的，箱的内壁塞满了稻草，钉牢后，外面又用钢条绑扎封死。一辆卡车只载一箱，连同一块诠释石鼓文音义的碑刻，单独用了11辆卡车运送。这就是郭老诗中描述的“花岗之石趺坐锐，质坚量重难调驯。一鼓费一卡车载，纩裹网维箱底在。”
关于石鼓的雕刻年代和国别，长期以来众说纷纭。马衡先生是著名金石学家、考古学家，对石鼓颇有研究，曾著《石鼓为秦刻石考》，认为不应称“鼓”，主张叫“秦刻石”。他考证所刻文字是春秋穆公（一写作缪公）时期的，而郭老则认为是春秋秦襄公时所作，也有学者主张是战国秦献公时。尽管年代有争议，但都认定为东周时期秦国遗物。
郭老这首诗中第三句“秦刻用之以为持”，即言石鼓系“秦刻”。诗的开头从石鼓文切入，指出“寺”字在周代就是“持”的通假字。不但秦国刻的石鼓上这样用，东周鼄(一写作邾，音朱）宣公的牼钟上铭文“分器是寺”亦作“持”解。
1938年春，马衡先生抵达重庆，建立故宫博物院重庆办事处；郭沫若亦于同年十二月底随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抵渝。二人时相往来，切磋文史。1939年7月，长沙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郭老的《石鼓文研究》。恰值此时，十个石鼓刚刚存于峨眉不久。在此背景下，不难想象，两位潜心研究石鼓文的考古学家相聚一堂，谈及石鼓时该是何等眉飞色舞。于是便有了郭老“石鼓于今已入岷，无咎先生言訚訚”的诗句。而那“纩裹网维、一鼓一车”的细节，也必定是郭老听马衡先生详述后吟成的。全诗通篇围绕石鼓着笔，我们亦可理解为郭老以石鼓代指南迁的全部文物。
故宫文物南迁是反法西斯战争中保存中华文脉的可歌可泣伟大壮举，是战胜无数艰难险阻、惊天地泣鬼神的文物长征，也是保护全人类共有的文明结晶的重大贡献。郭老用“暴寇无由攘过海”来概括南迁的目的。他热情洋溢地赞颂故宫人“扶持神物走天下，宇宙恢恢乘大名”。此处特意使用“扶持”而非“护送”或其他同义词——读至开头四句大讲“寺为持字”的缘由，便豁然开朗。郭老说，天边出现卿云璨灿的祥瑞气象，有人感到惊奇；但当你知道南迁文物历经千难万险的奇迹，便不会惊讶了。作为历史学家，他视文物为“神物”，称这场价值连城的国宝安全转移为“奇迹”。文化不亡，民族不灭。他对中华文物的精华部分得到有效保护深感欣慰，充满敬意，也掂量到这一行动的沉甸甸分量。因此这首诗实为郭老对马衡及其同仁在战火纷飞中跋山涉水“扶持神物”之功勋的旌表。
马衡院长曾于1944年集石鼓文为联“蒦寺古宫庶勿，来乍我麋寓公”,两旁题跋：“（民国）二十八年夏，自成都移故宫文物于峨眉，石鼓与焉，因集其字为联以纪念之。鼓文以寺为持，以乍为作，蒦護古故勿物麋眉古通，卅三年秋鄞马衡书，时为寓公五年矣。”(马衡籍贯浙江鄞县）,依马衡题跋中对古代通假字的解释，此联应读作“护持故宫庶物，来作峨眉寓公”，其中“我”与“峨”亦相通。此联内容可与郭老的诗相印证。郭老此诗是目前发现最早颂扬故宫南迁护宝人的诗篇。
二、郭沫若为马衡院长遗稿作序
郭沫若为马衡著作序手稿
1955年，马衡病逝，留下大量研究金石学的文稿，其中一部分由故宫博物院研究人员傅振伦先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整理编辑为《凡将斋金石丛稿》一书。傅振伦恭请郭沫若作序,郭老欣然命笔：
马衡先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
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而又锐意采用科学的方法，使中国金石博古之学趋于近代化。他在这一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马衡先生同时还是一位有力的文物保护者。中国古代文物，不仅多因他而得到阐明，也多因他而得到保护。
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时期，马先生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故宫所藏古物，即蒙多方维护，运往西南地区保存。即以秦刻石鼓十具而论，其装运之艰巨是可以想见的。但马先生从不曾以此自矜功伐。
马先生为人公正，治学谨严；学如其人，人如其名；真可谓既衡且平了。
马先生复能诗，善书，工篆刻。一九三九年同寓重庆，曾以青田石为我治印一枚，边款刻“无咎”二字。今以钤于文末，以见一斑。
凡德业足以盖人者，人不能忘之。马先生虽颇自谦，然其成就，已应归于不朽。
一九六三年八月廿五日 郭沫若
马衡号“凡将斋主人”，又号“无咎”。这本《凡将斋金石丛稿》编成后，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而搁置，直至1977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问世。郭沫若的这篇序言，文字虽简短，内容却颇丰富。他高度评价马院长在考古学和金石学方面的巨大成就，彰明其保护文物的功绩，再次提到故宫文物南迁时十具石鼓装运的艰辛，并颂扬马院长的人品和才干，谓“其所成就，已应归于不朽”。
郭沫若用朴实的言词，表达了对马衡院长真诚的钦敬——这是学者之间最诚挚情感流露。
三、郭沫若品评故宫藏品
郭沫若曾多次参观故宫博物院的藏品。1962年4月的一天，他在故宫看到一方“猫蝶砚”,大感兴趣。此砚利用端石的自然形态雕成，正面雕有一只猫和部分蝶翅，背面则刻有完整的蝴蝶，栩栩如生，小巧玲珑。砚背刻有“江邨居士”长方形篆印，并刻行楷题识：“金睛焕采，粉翅飘香，锡尔纯嘏，受福无疆。丁酉闰三月庚寅韋斋吴祖谦。”另有“韋”与“斋”两字方形篆印。
郭沫若请同行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魏善臣将砚面和砚背拓印了一纸带回，再三端详，雅兴大发，在拓片空白处题写：
故宫所藏猫蝶砚
在故宫中得见此砚，原江邨居士旧藏，镌刻甚为精巧，砚质为端石，利用二鸜鹆眼以为猫眼，灵活有神。砚面蝶翅诸眼亦为石眼，可谓天造地设。砚工惜不知名耳。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五日晨 郭沫若题
两个月后，郭沫若再次仔细欣赏这拓片，又题写一段：
考古研究所魏善臣同志拓制，吴祖谦不知何许人，考有清一代丁酉年内无闰三月者，待考。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七日晨 郭沫若补题
从这两段题记可以看出，郭沫若对故宫的这件藏品十分喜爱，对刻工的精巧技艺赞不绝口，他特别指出，匠人巧妙利用端石上的天然孔眼作猫眼和蝶翅眼的匠心，简直是“灵活有神”“天造地设”。作为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他还认真研究了砚背所刻的全部文字，对“吴祖谦”及其刻字年月仔细审读，并查阅相关资料，指出“考有清一代，丁酉年内无闰三月者，待考”。这种严谨的研究精神，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这张猫蝶砚拓片和郭老题词，今存北京郭沫若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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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魏奕雄
供稿：乐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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