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9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比3裁定，路易斯安那州国会选区地图（Louisiana v. Callais案）构成违宪的种族划区，违反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护条款和第十五修正案。裁决洋洋洒洒，但核心就一句话：1965年《选举权法》第二条不废除，但是被实质性阉割。本文评述双方法律论述，不代表任何立场。
前文：案情
前文：后果
一、裁决
保守派方面，阿利托（Samuel Alito）撰写多数意见书，罗伯茨（Roberts）、托马斯（Thomas）、戈萨奇（Gorsuch）、卡瓦诺（Kavanaugh）、巴雷特（Barrett）加入。更保守的托马斯另附协同意见，主张《选举权法》第二条根本不适用于选区划分。
自由派方面，卡根（Kagan）撰写长达448页的异议意见书，索托马约尔（Sotomayor）和杰克逊（Jackson）加入，卡根在法庭上宣读部分异议，结尾省略了惯例中的“respectfully”一词，仅以“I dissent”收束。
该判决在形式上保留了《选举权法》第二条的法律效力，但通过重写Gingles先例框架，废除了该条款在选区划分诉讼中的适用能力。
二、判决对两党的选举后果
第一，为共和党主导的南方各州打开了中期重划选区的大门，其冲击度将随2026年中期选举、2028年大选和2030年人口普查三个节点递增。
判决当日，佛罗里达州众议院即以83比28、参议院以21比17通过州长德桑蒂斯准备的新地图，该地图预计将佛州国会代表团从20R-8D变为24R-4D，净增共和党4席。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兰德里（Jeff Landry）次日宣布暂停原定5月16日的国会初选。密西西比州州长里夫斯（Tate Reeves）宣布将在判决后21天（5月20日）召集特别立法会议重划选区，目标直指本尼·汤普森（Bennie Thompson）所在的MS-02选区。田纳西州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Marsha Blackburn）在判决数小时内即公布了一份9比0、共和党全胜的田纳西新地图方案，特朗普次日表示已与州长比尔·李（Bill Lee）就重划选区通话。阿拉巴马州总检察长史蒂夫·马歇尔（Steve Marshall）声明“将尽快将这一裁决适用于阿拉巴马的重划工作”。佐治亚州共和党主席乔什·麦库恩（Josh McKoon）、副州长伯特·琼斯（Burt Jones）均公开呼吁重划选区。南卡罗来纳州多名共和党州长候选人要求重划民主党人吉姆·克莱伯恩（Jim Clyburn）的SC-06选区。
第二，在席位冲击的量化预测上，各分析机构的估算差异较大，但都达到至少10个。《纽约时报》预计南方最多12席可能从民主党倾斜转向共和党倾斜。Fair Fight Action与Black Voters Matter的分析认为最多19个民主党控制的少数族裔选区面临威胁。NPR的分析称最多15个由非裔议员持有的众议院席位可能丧失。布鲁金斯学会评估南方约12席处于险境。
第三，2026年中期选举的实际影响可能不大，因为多数州初选和候选人登记截止日期已过，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是少数能赶上2026年选举周期的州。判决的主要作用在2028年和2030年人口普查后的全面重划周期。
第四，蓝州已启动再次升级的反制。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Hakeem Jeffries）明确提及纽约、伊利诺伊、马里兰和科罗拉多可在2028年前重新划区。纽约州长凯西·霍楚尔（Kathy Hochul）表示正与州议会合作修改纽约的重划程序。国会黑人核心小组投票权工作组主席特丽·休厄尔（Terri Sewell）公开表态：“加州52席、伊利诺伊17席，民主党全都要拿过来。共和党在操纵选举，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要按他们的规则打，然后打赢他们。”
三、法学分析
第一，阿利托的多数意见书长36页，核心逻辑是：《选举权法》第二条的立法目的是执行宪法，而不是与宪法相冲突；下级法院在适用第二条时偏离了这一目的，迫使各州从事宪法所禁止的种族分类行为；因此必须“更新”1986年Gingles案确立的三要件框架。
第二，多数意见书中最关键的是对Gingles案第二和第三要件的重新解释。原Gingles框架要求原告证明少数族裔选民在政治上具有凝聚力（cohesive），且多数族裔选民的集体投票行为导致少数族裔偏好的候选人持续落败（即“种族极化投票”）。阿利托现在要求，在证明种族极化投票时“必须提供控制了政党归属变量后的分析”，换言之，“必须证明选民进行的种族集团投票无法仅以政党归属来解释”。
这个要求的实质含义是，在南方各州，非裔选民绝大多数投票给民主党，白人选民绝大多数投票给共和党，这一投票模式在统计上高度相关。如果被告主张“我们看到的不是种族极化投票，而是政党极化投票”，原告就必须拆分两个变量（种族与政党）并单独证明种族因素的独立作用。在实践中，种族与政党在美国南方的相关性极高，几乎不可能在统计上完全分离。阿利托还进一步引用了Rucho v. Common Cause案（2019年，裁定党派划区不可诉）来封堵这条路：既然党派划区不违法，那么任何可以用党派偏好解释的投票模式就不能被认定为种族歧视的证据。
第三，对Gingles第一要件（少数族裔人口足够集中、可以划出一个地理上紧凑的少数族裔多数选区），阿利托加设了新条件：替代地图必须满足“该州的所有非种族目标，包括该州的政治目标”。如果州政府明确的“政治目标”包括保护共和党现任议员的选区（路易斯安那SB8地图的创设正是为了保护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和议员斯卡利斯的选区），替代方案就必须同时满足这些政治目标。
第四，在“综合情势”（totality of circumstances）审查环节，阿利托要求证明存在“当前蓄意种族歧视的客观可能性”（objective likelihood of intentional discrimination），而非仅仅依赖历史歧视证据或投票模式数据。这在实质上将《投票权法》第二条从1982年国会修正案确立的“效果标准”（results test）拉回到了1980年Mobile v. Bolden案的“意图标准”（intent test），而1982年修正案的立法目的恰恰就是推翻Bolden案。德克萨斯民权项目律师萨拉·陈（Sarah Chen）的评价是：“（现在要证明地图歧视选民），就要立法者亲口说出‘我恨黑人选民’这种话。”
最高法内景
第五，阿利托对先例的处理采取了“区分而非推翻”的策略。对2023年Allen v. Milligan案（5比4维持阿拉巴马州第二条诉讼，要求增设第二个非裔选区），阿利托写道该案“未涉及以种族为基础的选区划分是否可以无限期延续到未来这一问题，也未涉及第二条原告是否必须将种族因素与政治因素分离”。对1986年Gingles案，阿利托没有正面推翻，但称Gingles案“判决于本院常常对法律条文文本关注不足的年代，当时的布伦南（Brennan）大法官撰写的法院意见延续了这一模式”。对1993年Shaw v. Reno案确立的“种族主导”检验标准则予以保留并加强适用。这套处理手法使判决在形式上维持了先例体系的连续性，同时在实质上架空了第二条的适用条件。阿利托这套手法相当狡猾。
第六，托马斯的协同意见（戈萨奇加入）比多数意见书走得更远，明确主张“正如我三十多年前所阐述的，我将更进一步，裁定《选举权法》第二条根本不适用于选区划分”，呼应了他1994年在Holder v. Hall案中的立场。
第七，卡根的异议意见书很激烈。卡根在法庭上宣读了部分异议（这一做法在最高法院极为罕见，通常仅在大法官认为多数意见构成严重错误时采用）。她的核心判断是：“今天的判决使第二条几乎沦为一纸空文。在该法律仍然有意义的那些州，即仍然以居住隔离和种族极化投票为特征的州，少数族裔选民现在被从选举过程中切割出去。”
第八，卡根异议的法理核心是：多数意见书通过将党派划区利益嵌入第二条的适用框架，制造了一个逻辑陷阱。在Rucho案之后，党派划区不可诉；在本案之后，任何可以用党派偏好解释的种族极化投票，都不能作为第二条诉讼的证据。两案叠加的效果是，几乎所有形式的选区划分操纵在联邦法律下都不再可诉。卡根写道：“今天，多数派一本正经地裁定，《选举权法》必须被压低，以使这个世界对党派划区安全无虞。”她援引了Allen v. Milligan、Shelby County v. Holder（2013年废除第五条预先审查）、Brnovich v. DNC（2021年收窄第二条的投票拒绝诉讼）等先例，将Callais案定位为罗伯茨法院系统拆解《选举权法》工程的收官之作。她写道：“我将饶有兴味地观察时间是否会证明多数派的观点，即非裔美国人在‘特别是南方’所取得的‘巨大进步’能否在这份判决发布之后继续保持。我自己的猜测是不能。”
总的来看，卡根和阿利托的文笔都很不错，逻辑也十分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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