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工委初代干部中，蔡乾对张志忠最为信任，也最为放心。
张志忠和蔡乾的渊源非常深，在台共成立之前，两人在革命道路上已有交集。
蔡乾从上海学成返台后，联合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和王万得、周和成、王诗琅、洪朝宗等人，于1925年11月27日秘密发起设立台湾首个无政府主义团体“台湾黑色青年联盟”。
次年冬天，为扩大“台湾黑色青年联盟”的影响，蔡乾、王万德等开展全岛演讲旅行。
在嘉义地区，蔡乾、王万德与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张志忠结识。
1927年月2日，蔡乾、王万得在彰化发起设立“台湾无产青年会”，张志忠和同学庄泗川被推为嘉义地区负责人。
日本警视厅侦悉台湾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活动后，在全岛全面检举（缉捕）“台湾黑色青年联盟”，蔡乾、洪朝宗、张志忠等44人被捕。
蔡乾获准在狱中独住一间牢房，台湾文化协会的朋友可以前来给他送食物。
张志忠系狱情况不明。
1927年10月，台北检察局预审部门决定对蔡乾、洪朝宗、张志忠等保释出狱，且最终决定免予起诉。
1932年，日本殖民当局对台共发动全面性检举，台共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
翁泽生决定，在厦门训练台湾进步青年，结业后派回台岛，重建台共党团组织。
张志忠是拟派回台的候选干部之一。
在此期间，张志忠所学教材中就有化名“杨明山”的蔡乾所著的《新兴经济学》、《进化论》。
某种程度上，张志忠可以说是蔡乾的私淑弟子。
从厦门受命返台后，张志忠因“上海台湾反帝同盟案”牵连被捕。
在日警将案件移送检察局之前，张志忠通过装疯卖傻获得保释，后神秘失踪。
张志忠绕道日本，一路偷渡前往大连、青岛，再转赴上海。
在青岛，张志忠向家人寄信报平安。
基隆海关截获这封家书，才知张志忠已潜往中国大陆。
与蔡乾相比，张志忠的革命道路异常坎坷。
据张志忠供述，其于1933年秋偷渡日本转入大连，当过工厂小二、商店店员、做过小贩。
1935年夏，张志忠前往天津，应聘为铁路工人。
同年秋天，张志忠前往南京、芜湖，再转往上海，应征为驻宁波的独立45旅士兵。
1937年，张志忠随部队参加淞沪会战。
撤出上海后，张志忠所部转进皖南，编入湖南部队后开驻汉口，参加徐州会战。
张志忠随第32军第141师驻守开封，当过下士副班长和营部传达。
所部被击溃后，张志忠被胡宗南部收容，编入第1军第1师，调驻西安。
1938年夏，张志忠前往洛阳，投考孙殿英麾下的冀察游击司令部教导队。
冀察游击司令部教导队由中共地下党员靖任秋主持，生源多为豫西特委推荐。
在冀察游击司令部教导队，张志忠开始阅读左倾书刊及中共有关游击战的书籍，重新找到光明道路。
靖任秋
因为豫西特委的活动暴露，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要求孙殿英解散教导大队。
孙殿英不同意，将教导大队调往黄河以北。
教导大队调防晋城后，在战区严令下被迫解散。
教导大队上上下下多为中共地下党员，他们随即投往晋城附近的凌川，转入“第十八集团军野战司令部随营学校军士队”。
这个“随营学校”有个更为出名的校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
张志忠属于抗大第五期。
因为战火纷飞，张志忠和延安无缘。
受训八个月后，张志忠分到冀南军区政治部敌工部任干事，负责对日军的宣传研究工作。
1943年秋，冀南军区并入冀鲁豫军区，张志忠升任军区政治部所属敌工部日军科副科长。
1945年春，张志忠升任科长。
抗战胜利后，张志忠负责办理日军俘虏遣送事宜。
据张志忠供述，1945年11月，其所属的冀鲁豫军区部队改编为刘伯承野战兵团第四纵队。
部队整编后，张志忠没再担任职务。
冀鲁豫军区部队实为第二纵队，陈再道任司令员、宋任穷任政委，张志忠在此处的供述是非常随意的。
据张志忠供述，因为没有实际工作，他向上级请求回台湾工作。
宋任穷政委为张志忠向新四军部队邓子恢政委（时任华中局书记）开具介绍信，请邓子恢为张志忠介派台湾工作。
张志忠突然不再安排工作，很大可能是：蔡乾已通过野战政治部敌工部，向各根据地要求商调台湾籍干部，张志忠在列。
1945年12月，张志忠从邯郸出发，经鲁西军区驻地朴县，转抵山东军区驻地临沂。
月底时间，张志忠抵达苏北淮安，向新四军军部政治部报到，住在该部招待所。
此时，蔡乾已经抵达，正忙于商洽赴台工作，没有安排和张志忠见面。
经军部政治部转介，张志忠由华东局组织部转介到城工部。
城工部派员与张志忠谈话后，最终决定派张志忠回台湾工作。
张志忠
1946年2月，华东局派交通员护送张志忠前往上海，投奔上海台湾同乡会理事长李伟光。
李伟光开设的伟光医院，实为中共对台交通联络站。
张志忠在沪食宿，均由李伟光安排。
华中局常委刘晓指派负责台湾工作的章某和张志忠谈话后，决定介绍张志忠赴台和老郑（蔡乾）联系，一切工作和老郑商定。
张志忠供述中的章某，经常被研究者误以为是曾任香港分局常委的章汉夫。
据洪幼樵供述，章某大名是章天鸣，实为华中局上海方面主管对台工作的张执一的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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