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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诏书通过电台播出后，日本列岛立即陷入一片惊慌和混乱。由于连年战争，日本的国民经济已经彻底崩溃，东京等大城市处处瓦砾，国民缺衣少食，日本列岛到处笼罩着远比东京大地震时还要震惊、恐惧、无奈和困惑的阴云。
当天，战争时期的最后一任内阁总理铃木贯太郎提出辞呈，宣布战争时期的军人执政内阁崩溃。昭和天皇打破历来日本内阁产生的传统方式，指令皇族、陆军大将东久迩宫稔彦出面组阁，并指示:
接着，昭和天皇又向第88次临时议会颁发敕语，内中要求议员们：
直到1946年5月日本实施大选前，前后两届内阁都把主要目标和精力放在战后处理上，而且，从这时起，“败战”一词几乎都用“终战”取代，所以，时人又称这两届内阁为“终战处理内阁”。
面对纷乱的社会秩序以及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东久迩内阁没有把精力放到社会秩序的恢复和解决重大问题之上，而是把主要目标放在所谓的“国体护持”上，即采取各种手段、各项措施，千方百计地维持天皇统治的政体，诸如以维持治安为名收拢旧军人填充警察队伍；对伤残军人、遗属予以抚恤；为恢复战灾“捐献”皇室木材等，借以宣扬天皇的“御仁慈”，目的当然是为了收买民心。
对于刚刚结束的战争，东久迩内阁惟恐将战争责任算到天皇的头上，于是抛出一个“一亿总忏悔’的谬论。
8月28日，东久迩在会见记者时声称:
9月5日，东久迩又在第88次帝国议会上发表施政演说，强调战争的结束是由于天皇的“御仁慈”和“大御心”，强调昭和天皇是“和平主义者”，还详细列举了日美之间战争实力的差距，发表了战争损失的具体数据，并再次把战争责任推卸给全日本国民：
目的还是为了保护天皇不受战争责任的追究，从而保证天皇政体的继续实施。
“一亿总忏悔”论出笼后，就遭到社会各界和舆论机关的批判和抨击。
9月8日，爱知县知事在报告中指出:
在佐贺县，也有舆论反映:
“一亿总忏悔”论虽然受到日本社会各界的抵制和批判，但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由于美国人的主导作用和政界“稳健派”包庇天皇的意图，使批判“一亿总忏悔”的社会舆论并未真正“到位”，甚至出现扭曲的倾向和趋势。
尤其是逆反心理等因素的作用，使社会舆论和思想理论界的矛头几乎一致对准军部集团，缺乏冷静思考或自我反省意识。
这样，在追究战争责任问题上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偏颇，其结果是转移了舆论界或知识界的视线，淡化了国民的战争加害意识，这对扭曲战后日本政界和社会各界的战争责任意识，及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等都是不容忽视的。
而对于发动侵略战争的指导者及天皇的责任，东久迩内阁却是讳莫如深，这便带来了战争责任意识的极度混乱。这一观点直到今天仍有相当的市场，并且经过一番“包装”或“演化”。
曾任内阁总理大臣的中曾根康弘在台上时，曾承认过日本对外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但是，他又说:
这里，中曾根批判战争的立足点完全站在“被害”的角度上，站在为日本民族利益考虑的立场上，他认为战争使“明治以来日本人的努力”都付诸东流，而且，死了那么多的人，“一半的领土被占领”，所以，这场战争实在是不划算，是一场“误算的战争”。至于被侵略的亚洲各国所遭受的巨大损失和沉重代价则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无独有偶，“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头面人物藤冈信胜也认为，日本参与“大东亚战争”是“战略选择错误”。
他说:
藤冈的这席话并非是指责日本的“战争责任”，只是认为日本“政策选择错误”，才“突入毁灭的大东亚战争”，而导致日本选择错误政策的责任者，是“美国敌视日本政策的出笼”。
所以，他认为，日本虽然“在原理上选择了错误的战略”，但是，“由于美国对日舆论决定性的恶化”，为了“打破ABCD包围圈”，为了保卫自己的“南方生命线”，“才不得已与美国开战”，所以“大东亚战争”也是“自卫战争”。
1945年9月22日，美国政府颁发了“对日方针”，明确提出要追究“使日本国民的现在和将来都陷入苦境的陆海军指导者及其协力者”的责任。”
而对昭和天皇以及包括政治家、宫内派、右翼、财阀在内的“稳健派”则予以庇护，这就是美国人划定的“指导者战争责任观”，并成为东京审判的指导方针。
表现最突出的是对昭和天皇的免予起诉——尽管是出于美国政府的意旨，但是，至少是获取了相当数量的国民的赞同；同时也使日本政界的官僚、财阀、右翼巨头等逃脱了正义的审判。削弱了对日本法西斯国家战争机器的彻底追究。
东久迩内阁的“一亿总忏悔”出台后，既有悖于美国人的初衷，也遭致国民的极度反感，所以很自然地遭到抵制，指责和抨击指导者的舆论在战后初期盛极一时。
“指导者战争责任观”又成为庇护昭和天皇的保护伞。战后的东久迩、币原两任内阁都炮制了“和平天皇”的神话，把战争责任推给军部，推给民众。这一谬说至今还有市场。
新右翼团体一水会的头面人物铃木邦男就认为:
战后初期，东久迩内阁抛出“一亿总忏悔”论，意在转移国际和社会各界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视线，其反动性不容置疑。
为此，美国人在各家报纸连载《太平洋战争史——不真实的军国日本的崩溃》时，明确指出:
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部采取孤立和打击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从而把最广大民众解脱出来的方针无可非议。
问题在于，由于国民对“一亿总忏悔”的抵制和反感，再加之美国占领军对国民战争责任的“免责说”以及“被蒙骗说”，大多数的国民把目光瞄向军部和政府指导者，淡化了自觉反省意识，日本国民以及社会各界在战争中应该承担的责任问题没有得到认真地解决，又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趋于消极、模糊和淡化。
众所周知，法西斯国家在发动侵略战争的过程中，没有国民和社会各界的支持是不可思议的。尽管，国民在战争中不负有直接的责任，但是，认真反省战争、妥善总结经验教训，对于制止战争、保卫和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所以，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战争责任问题的尖锐化，一批有良知的知识、教育界人士开始考虑日本国民在战争中的责任问题。
著名电影导演伊丹万作也针对“被蒙骗说”发表己见，他说:
伊丹导演的这番话既耐人寻味，又很有代表意义。当然，必须明确指出的是，他们提出的战争责任问题同东久迩内阁的“一亿总忏悔”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痛定思痛，制止战争悲剧重演的国民良心发现，是部分知识教育界人士政治成熟的表现；后者却是为了推卸天皇的战争责任，并让一亿民众共同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实质上是否认日本国家的战争责任问题。
直到今天，一些曾经参与战争的人们还以“政府命令”、“保卫国家”、“服从军令”等为遁词，只谈“被害”经历，不去反省“加害”责任；还有人以“被蒙骗”、“不知情”为由，把自身在战争中的犯罪行为一股脑推给“指导者”，或者为当年日军的战争犯罪“保守秘密”，不肯认账和揭露；甚至还有一些人攻击敢于暴露日本战争罪行的人和事，东史郎诉讼案就是一个例证。
在战后出生的一代里，也有一些人否认“责任观”的存在，他们认为战争已经过去，没有必要再去追究战争责任问题等等。这一切，称作“一亿总忏悔”的负面社会影响并不过分。
更有甚者，社会上的右翼势力往往以批判“一亿总忏悔”为借口，拒绝战争反省，甚至袭击坚持真理的新闻媒体。1983年8月13日，《朝日新闻》东京本社和名古屋本社先后遭受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袭击，理由就是该报报道了日本军队的战争犯罪事实。
事件后，一个称“统一战线义勇军”的新右翼团体拍手称快，还特意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
这里，右翼们从反向思维的逆背心理出发，也煞有介事地批起“一亿总忏悔”论来，甚至把它视作“反战舆论”，归根结底是为了否定战争责任，为“大东亚圣战”歌功颂德。也足以证明“一亿总忏悔”论的流毒非浅。
最后，还应该强调的是，为了抵制“一亿总忏悔”论，美国人的“太平洋战争史观”把普通的日本国民认定为“军国主义指导者的牺牲者”，不仅对侵略战争不负有任何责任，而且，同亚洲被侵略国家的人民一样，也是受害者。
这样，作为“牺牲者”的日本国民当然无须去反省战争，无须去反省自身在战争中的责任。特别是经历过东京大空袭、广岛、长崎原子弹轰炸以及冲绳决战的民众，“被害”意识更是强烈，日本的普通国民也往往把“世界唯一(原子弹)被爆国”作为“被害”的最大“根据”，强调日本国民的“战争被害”，却把侵略国家国民对亚洲被害国家和人民应负的“加害”责任弃之一边。
这种“加害”与“被害”意识倒错的思想根源，除“一亿总忏悔”的余毒外，还有“脱亚入欧”观念的作怪，即强调本民族利益至上，固执坚持“日美战争说”，只承认日本输给美国，不承认日本输给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蔑视和轻视亚洲人民的存在。
有日本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是成为取谅亚洲人民，推动友好交流的最大思想障碍。这该是“一亿总忏悔”论与“太平洋战争史观”带来的最大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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