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年收麦子，邻村姑娘来帮忙，她问我娘：你家老二娶媳妇没？|刘军|庄子|庄稼人|张建国|邻村姑娘|麦子

楔子

1987年。那年我十九岁，麦子熟得比往年都早。

那时候还不兴出门打工，豫东平原上的庄稼人，一年到头就指着地里的收成过日子。麦子黄了，满世界都是一片金黄，风一吹，麦浪翻跟头似的一波撵着一波。那是庄稼人心里最实在的颜色，也是最磨人的颜色——麦子熟得急，老天爷的脸也变得急，一场雨下来，半年的辛苦就得泡汤。所以收麦子就是打仗，全家老少齐上阵，连平日里不下地的老人孩子都得顶上去。

我家的地不算多，七亩八分，可家里就我和我娘两个劳力。爹走得早，我上头有个大哥，三年前去了东北煤矿，除了过年寄点钱回来，平日里连个信儿都稀罕。哥不在家，嫂子带着小侄子回了娘家帮衬，说白了，是不想跟着我们受这份穷罪。大嫂那个人精明，嫌我家底子薄，说我哥脑子不好使，当年嫁过来就是吃了媒婆的亏。这话她当着我的面没说过，但庄子上的人嚼舌头，多少传到我耳朵里。

我娘不说这些，她只闷头干活，天不亮就起来磨镰刀，磨得刀刃能照见人影。然后她顶着星星下地，等日头毒了才回来喝口水，歇口气，再接着干。那年月割麦子全凭一把力气，弯着腰，左手攥住麦秆，右手挥镰，一把一把地割，割倒的麦子捆成个子，再装上架子车拉到打麦场上去碾。一天下来，腰疼得跟要断了一样，胳膊上全是麦芒扎的红点子，又痒又疼。

我虽然年轻，可到底心浮气躁，割不了多大会儿就想直起腰来喘口气。我娘从来不催我，她自己弯着腰一路往前赶，那把镰刀在她手里像长了眼睛，唰唰唰地响，麦茬子留得齐齐整整。看见她花白的头发在日头底下晃，我就觉得自己不是个东西。

城里人说那时候穷，可穷日子也有穷日子的过法。我娘常说一句话：这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只有过不去的人。

谁也没想到，那年麦收，坎儿没过完，倒是来了一个人。

楔子

1987年

那年夏天来得格外猛，刚进六月，日头就像下了火似的，照得人头皮发麻。地里的麦子一夜之间全黄了梢，麦穗沉甸甸地垂着头，风一吹，哗啦啦地响，像是在催人。

我家的麦地在村东头，靠着一道干涸的河沟，七亩八分地连成一片，黄澄澄的望不到边。天还灰蒙蒙的，我娘就在灶房里摸黑煮了红薯稀饭，切了一碟咸菜，又把昨晚剩的两个杂面馍热了。我蹲在院子里刷牙，牙膏是白玉牌的，挤不出多少了，用筷子擀了擀又凑合用了一回。刷完牙随手抹了把脸，手巾硬得像牛皮，湿了水敷衍地擦两下完事。

“老二，吃了赶紧走，今儿个得把那三亩割完。”我娘端着碗坐到门槛上，稀饭太烫，她一边吹一边说。五十三岁的人了，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刻上去的，手指头粗得像胡萝卜，骨节都变了形。可那双眼睛还亮，看什么都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我没吭声，端了碗蹲在她旁边，咕咚咕咚喝了两口，烫得直咧嘴。我娘看我那样子，忍不住笑了：“慢点喝，又没人跟你抢。”

“抢不抢的，反正就这些。”我说完这句话就后悔了，因为我娘的眼神暗了一下，那一下暗得很快，几乎不易察觉，可我就是看见了。她没接话，低头把碗里的稀饭喝干净，拿舌头舔了舔碗边，起身去磨镰刀。

我是个不会说话的人。庄子上的人都说老李家的二小子闷葫芦一个，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不是我不想说，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爹死那年我十二岁，大哥哭得死去活来，嫂子哭天抹泪的，就我一个人站在灵堂边上，愣是一滴眼泪没掉。不是不伤心，是心里头堵得慌，说不出，哭不出，就那样硬邦邦地扛着。后来大伯说我心硬，可我知道不是。我只是笨，笨到不会表达心里头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天亮了，我和娘一人拉一辆架子车，车上放着镰刀、磨石、麻绳、水壶，还有一壶娘特意煮的绿豆汤。麦收时节，地头的路被拖拉机和架子车压得坑坑洼洼，走起来颠得浑身骨头响。我跟在娘后头，看见她弓着背拉车，步子迈得又稳又沉，棉布衫子湿了一大片，贴在背上，显出脊梁骨一节一节的轮廓。

到了地头，我娘把车子停稳，拿起镰刀在手心里吐了口唾沫，两手一搓攥紧了刀把子，弯腰揽了一把麦子，唰的一声，金黄的麦秆齐刷刷地断了。她把割下的麦子放在脚边码好，又弯下腰去割第二把。动作干净利落，不像个五十多岁的老娘们儿。

我也学着她的样子割，可割不了几把就得直起腰来歇歇。腰酸得发木，手心里磨出了水泡，麦芒扎进袖口里，顺着胳膊往下钻，痒得人心烦。日头越升越高，像一盆火扣在头顶上，汗珠子顺着额头往下淌，淌进眼睛里腌得生疼，用袖子擦一把，接着干。

快到晌午的时候，我估摸着割了有一亩多地了，回头看了看我娘那边，腿肚子发软。她把上衣脱了，里面穿了件已经看不出颜色的背心，肩膀上搭着条灰不溜秋的毛巾，弯腰起腰，那把镰刀就没停过。我心想，我娘真能熬。又想，她这辈子就是熬过来的。

正想着，远处传来人声。我抬起头来看，是邻村石槽李家的一帮人，七八个男男女女，扛着镰刀，挑着担子，从河沟那边的小路上过来了。他们今年的麦子收得早，估计这是去帮哪家亲戚收割的。走在最前头的是个黑脸汉子，扛着把镰刀，大步流星地走，后头跟着个大娘，一个年轻媳妇，还有几个半大小子。

我正低头接着割麦子，就听见有人喊：“婶子，忙着呢？”

我娘直起腰来，用手遮住日头看了看，笑着答应：“哟，是翠芹她娘啊。你们这是上哪儿去？”

“去他姑家，她家庄上麦子割得晚。”那黑脸汉子应了一声，脚步没停。我听见脚步声从地头的路上过去，以为这事就完了，谁知道那行人里有一个姑娘放慢了脚步，走到我家地头边上的时候，突然停了一下。

我没敢抬头看，只觉得有一道目光从她那边射过来，落在我身上，像夏天午后的雨点子，不凉不热的。我弯着腰假装专心割麦子，镰刀挥得比刚才快了些，割得麦茬子七高八低的，自己也知道不像话，就是不敢抬头。

那时节我不太会和姑娘打交道。不是长得丑，也不是有什么毛病，就是天生嘴笨。念书念到初中毕业就回家种地了，庄子上跟我一般大的后生们早就开始说媳妇了，可我家穷，连个像样的堂屋都没有，三间土坯房，房顶上的瓦裂了好些，一到下雨天就漏。我大哥娶媳妇本来就是借的钱，到现在还没还清，轮到我了，更没人愿意来说亲。

不是没有媒人上门过，可人家姑娘一听是李家老二，住三间漏雨的破土屋，家里还有一屁股债，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我娘为这事愁得头发白了一大片，夜里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地叹气，我在隔壁屋里听得一清二楚，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可我能怎么办？我种地，种出来的粮食交了公粮剩下的管个饱，想攒钱盖房，那得攒到猴年马月去？

“你家老二多大了？”那姑娘的声音不大，但我听得真真的。她不是跟我说话，是跟走在前面那个大娘说的。

那大娘回过身来，瞅了我一眼，粗声大嗓地回答：“你说李家老二？今年十九了，属猴的，正好跟俺家小芹一年的。”

姑娘没再说什么，但我余光看见她在原地站了一下，然后才迈步跟上前面的人。

就这一下，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碰了一下。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就像干旱了几个月的地，突然飘了几滴雨，凉丝丝的，解不了渴，可心里头分明舒坦了一些。

那行人走远了，我才直起腰来，装作喝水，望了望他们的背影。那姑娘穿着一件碎花的确良褂子，蓝布裤子，裤腿挽到小腿肚子上，脚上是一双黄胶鞋。她走路的姿势很好看，腰杆挺得直直的，步子不大不小，马尾辫在脑后一甩一甩的。

“看啥呢？”我娘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我身后来了。

我吓了一跳，手里的茶缸子差点掉地上，结结巴巴地说：“没、没看啥。”

我娘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没再追问，转身接着割麦子去了。可走了两步她又停下来，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那是石槽李家的姑娘，叫翠芹。跟她娘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长得周正，也是个能干活的闺女。”

我不接话，低头去捆麦个子。麻绳勒得手心发疼，我龇了龇牙，把绳头拧紧了。

“听说今年二十一了，还没说婆家。”我娘又说。

我闷头干活，假装没听见。

“那姑娘眼光高，她娘给她介绍了几个都不愿意，不是嫌人家不好看就是嫌人家穷。”我娘的声音里带着点试探的味道。

“娘！”我抬起头来，有点不耐烦，“你跟我说这些干啥？人家是石槽李家的，又是独女，咱家这个样子，我拿啥去说？”

我娘不说话了，弯腰割麦子。可我从她拉麦秆的那个力度就能看出来，她心里头肯定在盘算着什么。我这人别的不行，光凭我娘那些细微的动作，我就能猜出她心里打的啥主意。这些年我们母子相依为命，有些话不用说出来，彼此心里都清楚。

那天下午，我把娘撵回家去歇着了，自己在地里又割了两个多钟头。日头偏西的时候，天上起了云，凉风一阵阵吹过来，割麦子就没那么遭罪了。我越割越快，镰刀挥舞得呼呼响，麦个子一个一个地往路边码，手里头有活干，脑子里就不那么乱糟糟的了。

可那个碎花褂子的影子，怎么都挥不掉。

收工的时候天快黑了，我把割下来的麦子装上架子车，一捆一捆地码好，用麻绳勒紧了，拉着往回走。地头到村里的路有三里地，坑坑洼洼不好走，车上装得又多，走一步蹭一步，汗珠子砸在土路上，砸出一个个小坑。

快到村口的时候，碰见了邻居王婶。她蹲在路边摘豆角，看见我过来，扯着嗓子喊：“老二，今儿个收了多少？”

“三亩来地吧。”我喘着气回答，脚步没停。

“你娘呢？”

“先回去了。”

王婶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凑过来压低声音说：“老二，我跟你说个事儿。今儿个石槽李家那伙人打咱庄上过，那李翠芹当着你娘的面问你娘你家老二娶媳妇没，你娘说没有，她就没说啥了。你娘回来跟我念叨这事儿，我寻思这有门儿啊，你要不要……”

“王婶，我知道了。”我打断她的话，拉着车跑了。

不是我矫情，是这事儿来得太突然，我心里还没个底。我就想，人家姑娘不过顺嘴问了一句，不见得就是那个意思。庄稼人嘴碎，一句家常里短的闲话都能被传成天大的事儿。再说了，就算人家真有那个意思，我家这个条件，我自己照照镜子，拿什么去配人家？

可心里头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念头，就跟地里的野草似的，压不住，一茬一茬地往外冒。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娘把王婶的话又跟我说了一遍。我埋头喝稀饭，啃着杂面馍不搭腔。我娘见我不吭声，把筷子往桌上一搁，叹了口气说：“老二，你也老大不小了，总不能一辈子打光棍吧。咱家是穷，可穷人家的孩子也要过日子不是？我听王婶说那翠芹不是个嫌贫爱富的姑娘，她要是真瞧上你了，那是咱家的福分。”

“娘，人家还没说啥呢，你这么上赶着干啥？”我放下碗，皱着眉说，“要是传出去，像什么话？到时候人家姑娘没有那个意思，我还怎么做人？”

我娘被我噎住了，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到底没说出口，端起碗来喝稀饭，喝得呼噜呼噜响，带着几分别扭的劲头。我知道她心里头委屈，可我也不是故意要顶撞她，我只是觉得这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就这么大张旗鼓地议论，不合适。

那顿晚饭吃得没滋没味的。吃完饭我去院子里磨镰刀，磨石上浇了水，吱嘎吱嘎地磨，磨得刀口亮了，映出我模糊的脸。十九岁的脸，说不上好看不好看，就是黑，晒得跟锅底似的。眼睛倒是大，可里头总像蒙着一层东西，看不透，望不穿。

我娘在灶房里刷锅，哗啦哗啦的水声响着，偶尔传来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我听着那叹息，心里头揪得慌，手上磨刀的劲儿就更大了，磨得刀刃薄薄的，能剃汗毛。

那一夜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土炕硬邦邦的，硌得浑身骨头疼。窗外的月亮明晃晃的，照在窗户纸上，白惨惨的一片。我盯着那月亮光发呆，脑子里乱得像一团麻。

这是我十九年来头一回，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姑娘睡不着觉。准确地说，算不上素不相识，我们之间甚至没有说过一句话，她只是远远地看了我一眼，问了一句话，那句话还不是问我的。可就这一眼加一句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一潭死水，荡开一圈一圈的涟漪，怎么都平静不下来。

我想，大约是我娘说的那些话起了作用。也大约，是穷怕了的人，心里头都藏着一丝不甘，不甘心这辈子就这么过下去。那个叫翠芹的姑娘，她碎花褂子下面藏着的那股精气神，说话的利索劲儿，走路时挺直的腰杆，都让我觉得，她不是一般人，她不会把穷当作评判一个人的唯一标准。

如果真的像王婶说的那样，她对我有意思，那我该怎么办？

想着想着，不知不觉睡着了。梦里头金黄的麦浪翻啊翻的，有个穿碎花褂子的身影在麦浪里若隐若现，我怎么追都追不上，急得满头大汗，一着急就醒了。天已经麻麻亮了，我娘在灶房里生火做饭，烟火气从门缝里钻进来，呛得我打了个喷嚏。

爬起来穿衣服的时候，我忽然下了个决心：今天不管那姑娘来不来，我都要好好干活，把地里的麦子割得干干净净，麻绳捆得结结实实的，拉车的时候腰杆挺得直直的。不为别的，就为一个男人该有的体面。

第二天，麦田里的风变得不一样了。

天还没亮透我就跟着娘下了地，露水重得跟下了场小雨似的，裤腿湿到膝盖，凉飕飕地贴在小腿上。麦穗子低垂着头，沉甸甸的，用手一攥，能感觉到麦粒鼓胀胀的饱满。今年年景还可以，虽说化肥贵了点，雨水也不均匀，可老天爷到底没绝庄稼人的路，亩产估摸着能有四百斤出头。

我娘今天精神头特别好，一大早就煮了鸡蛋，一人一个，这在平时过年才有的待遇。她把鸡蛋塞到我手里的时候说：“老二，吃了长力气，今天把那块地啃完。”我咬着鸡蛋，喉咙里涩涩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鸡蛋是自家养的鸡下的，攒了好些天，娘一直舍不得吃，说要拿到集市上换盐和酱油。

到地头的时候，东边的天刚露出鱼肚白，田野里静悄悄的，只有早起的麻雀在麦穗间扑棱棱地飞。我们各自选了一块地方开始割，镰刀划过麦秆的声音沙沙的，像春蚕啃桑叶，连绵不断。我闷着头干，心里头却竖着耳朵，听着地头那条路上的动静。

说不上在等什么，可就是没法安下心来。

太阳一寸一寸地升起来，露水慢慢干了，热气开始往上蒸。我把褂子脱了搭在架子车上，光着膀子干，脊背上的汗像小溪一样往下淌。手上的水泡昨天就磨破了，今天又磨出新泡来，钻心地疼，可咬着牙也得干，麦收就这么几天，抢的就是时间。

快到十点钟的时候，我正弯着腰割得起劲，忽然听见路上传来脚步声。不是一个人走路的声音，是好几个人，还有说话声。我心里一动，连忙直起腰往路那边望去，可距离太远，眼睛又被汗水糊住了，看得模模糊糊的。

“老二，有人来了。”我娘不知道什么时候抬起头来，朝我这边看了一眼，声音不大，语气平平淡淡的，可我听出里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

我没接话，低头接着割麦子，可手上的动作明显慢了下来，注意力全在耳朵上。

脚步声越来越近，说话声也越来越清楚。是一个大娘的声音：“他姑家的麦子也割得不多了，明儿个再去一天就差不多了。”另一个年轻些的声音应和着。我听出来了，是昨天那个黑脸汉子的媳妇，也就是翠芹的娘。

我飞快地往路上瞥了一眼，果然是昨天那帮人，还是从河沟那边过来的，大概是刚从哪个亲戚家收工回来。七八个人稀稀拉拉地走着，有的扛着镰刀，有的挑着扁担，有说有笑的样子。

走在队伍最后的那个姑娘，今天换了一件白底蓝花的小翻领衬衫，头发不是马尾辫了，编成一根粗辫子垂在胸前，辫梢上扎着一截红头绳。她的脸比昨天看得清楚了些，白白净净的，眉眼弯弯的，嘴不大，嘴唇饱满得恰到好处。整个人站在那里，就像六月天里一朵水灵灵的荷花，跟这个尘土飞扬的麦收季节格格不入。

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起来，跳得我自己都能听见。我不敢再看第二眼，赶紧低下头去割麦子，可镰刀拿在手里怎么都不趁手，割一把歪一把，麦茬子高高低低的不成样子。

就在这时，我听见有人喊了一声：“婶子，割麦子呢？”

是我娘答应了一声，声音比我平时听见的要高半度：“啊哟，翠芹她娘，又是你们啊。今天顺当不？”

“顺当顺当，今年麦子好，一镰下去哗哗的。”翠芹她娘的声音大大咧咧的，一边走一边跟我娘搭话。

我以为她们就会跟昨天一样，说两句客套话就走过去了。可这回不一样，那伙人走到我家地头的时候，齐齐地停了下来。

翠芹她娘把手里的镰刀往肩上一扛，朝我这边努了努嘴，笑着说：“婶子，你家老二长得不赖嘛，黑是黑了点，可一看就是个能吃苦的。”这话说得太直白了，我脸上腾地烧起来，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娘倒是大方，笑着说：“可不是嘛，这孩子就是嘴笨，不会说个话，可干活是一把好手。今年这七亩多麦子，就我们娘俩割，他一个人顶大半个劳力。”

“哟，就你们娘俩？你大儿媳妇呢？”翠芹她娘随口问了一句。

我娘的脸色微微一变，但很快又恢复了正常，叹了口气说：“她带着孩子回娘家帮着割麦子了。”

这话说得体面，没说什么不好听的。可庄子上谁不知道我大嫂不愿意跟我家过，不过是给彼此留个面子罢了。我听见这话，心里头一阵发酸，手上的镰刀攥得更紧了。

“翠芹，你看人家干活多壮实，你要是找个这样的女婿，娘也就放心了。”翠芹她娘忽然转过头去，对着自己闺女说了一句。她说这话的时候笑嘻嘻的，像在开玩笑，可那笑声里头，又好像藏着几分认真。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翠芹的脸一下子红了，像火烧云一样，从脸一直红到脖子根。她低着头，辫子垂下来遮住了半边脸，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只看见她捏着辫梢的手指头慢慢绞着，绞了一圈又一圈。

“娘，你说啥呢！”翠芹跺了跺脚，声音又羞又急，“让人听了笑话！”

翠芹她娘笑了几声，也没再说什么，招呼着大伙儿继续赶路了。

我一直弯着腰没敢抬头，耳朵却竖得跟兔子似的，听着她们的脚步声越走越远。一直到什么都听不见了，我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像是溺水的人刚被捞上岸，浑身都虚脱了。

“老二。”我娘走到我跟前来，她的眼睛里头有光，是我好久没见过的光，“你刚才听见了没有？翠芹她娘拿你打趣呢。”

“人家开玩笑的，娘。”我低着头说。

“开玩笑也有三分真。”我娘把我掉在地上的镰刀捡起来递给我，语气里头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笃定，“我跟你说，这事儿有门儿。翠芹她娘那个人我知道，嘴快心直，她要是不中意你，绝对不会当着你的面开这种玩笑。她既然敢开，就说明她心里头有数。”

我不吭声，但我娘说的话，一字一句都落进了我心里。

那天割麦子割到日头偏西，我娘催了好几回才肯收工。装车的时候，我把麦个子码得整整齐齐，麻绳勒得紧紧的，架子车拉起来稳稳当当的。回来的路上，我忽然觉得这条走了无数遍的土路，今天看起来格外的顺眼。路两边的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响，像是在拍巴掌。远处的晚霞红彤彤的，把半边天都染透了，好看得很。

晚饭我吃得多，三个杂面馍，两碗红薯稀饭，就着咸菜吃得干干净净。我娘看我那吃相，嘴角上翘着，眉眼间全是笑意。她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可我们心里的那点事儿，彼此都知道。

那天夜里我又失眠了，不过这回不是因为发愁，而是因为脑子里翻来覆去回放着白天的画面——翠芹站在地头，脸红的像火烧云，低头绞辫梢的样儿，又羞又急地跺脚说的那句话：“娘，你说啥呢！”

就这一句，我在心里头翻来覆去念了几百遍，每一个字都像夏天傍晚的风，吹得人心头软绵绵的。

这大概就是动了心思的感觉吧。活了十九年，头一回尝到这滋味，说不上好受不好受，就觉得胸口这块地方热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

可我也知道，光动心思没用。我得拿出点实际行动来，不能让我娘在翠芹她娘面前抬不起头。他们李家的姑娘要是嫁到李家来，总不能跟着我住三间漏雨的土坯房。

第二天一早，我没有跟娘去地里，而是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去了十五里外的小镇上。我要去找我当年的初中同学赵建设，他在镇上的砖瓦厂上班，我想问问能不能去厂里打短工。哪怕一个夏天只能挣个两三百块钱，也能把堂屋修一修，换几根新椽子，补上房顶的瓦。

这个念头来得突然，似乎是被翠芹她娘那段话给逼出来的，又似乎是早就埋在心里头，如今不过是被一把火点着了。穷不可怕，可怕的是穷而不自知，穷而不思变。我爹活着的时候常说一句话：人穷志不能短，老天爷饿不死瞎眼雀。以前听这话觉得他是在给自己找安慰，现在才明白，这是一句大实话。

砖瓦厂的活重，一天三块钱，管一顿中午饭。赵建设帮我问了车间主任，说可以来干，但是得自带工具，还要先交二十块押金。我身上只有八块钱，还是我娘攒了半个月的鸡蛋卖的钱，本来说要拿去买化肥的。我不能动这钱，动了化肥就没了着落，下半年的收成就完了。

从镇上回来的路上，我心里头的那团火凉了半截。二十块钱不多，可对于我家来说，那是好大一笔开销。我娘每个月光吃药就得花好几块，她的老寒腿一到阴天就疼得走不了路，全靠那些最便宜的药片撑着。我要把这二十块钱拿去交押金，她嘴上不说，心里头得有多难受？

可我不能再等了。麦收过后就进了雨季，堂屋漏雨的事不能再拖，今年一定得修。还有，翠芹她娘那天的话，虽然听着像是玩笑，可万一人家姑娘真有意，我却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这亲事怎么开得了口？

想来想去，我决定去找大哥要钱。

说起来我大哥在东北煤矿干了三年，虽说煤矿危险，工资也不算高，可三年下来攒个三五百块总是有的。前年他回来过一次，穿了件皮夹克，骑了辆半新不旧的摩托车，在大伯家喝了一顿酒，第二天就又走了。临走的时候我娘问他要钱，他说工资被压了两个月没发，等发了就寄回来。这一等就是一年多，钱没寄回来，信倒是隔三差五有一封，无非是“一切都好，勿念”之类的话。

我知道大哥有大哥的难处，他在东北也不容易，可眼下的难关过去了，他会理解我的。我跟他到底是亲兄弟，打断骨头连着筋。

第二天我写了一封信，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告诉大哥：家里的麦子收了七亩多，收成还可以，就是堂屋漏得厉害，得赶在雨季前修一修，手头紧得很，问他能不能借一百块钱。写完信我又觉得一百块太多了，涂改了半天，改成五十块。后来想了想，又把五十划掉，咬着牙写了二十。

信寄出去之后，我就跟着娘继续割麦子。麦子割完了打场，打完了扬场，扬完了晾晒，晒干了装袋，一袋一袋码在堂屋里，等着粮管所的人来收。这一套流程走下来，大半个月就过去了。麦收过后紧接着就是种秋庄稼，玉米、豆子、红薯，一样都不能少。人就像一头老牛，被日子这根缰绳牵着，从春到夏，从秋到冬，停不下来。

等秋庄稼出了苗，地里的活暂时告一段落，我才想起来，离大哥的回信已经过去快一个月了。我去镇上邮电所问了三次，都说没有我的信。赵建设说我大哥那个人不靠谱，让我别再指望他了。我不信，又等了一个礼拜，还是没有消息。

那天晚上我把这事跟我娘说了。我娘坐在院子里择豆角，听了这话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豆角掐断了两截。她把断了的豆角扔进篮子里，叹了口气说：“你大哥自己日子也不好过，他是想帮咱，可帮不了。”

“三年了，娘。他在煤矿干了三年，哪怕一个月攒五块钱，也有一百八十块了。”我忍不住说了一句。

“那钱他得养家。”我娘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了什么，“你大嫂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要是不把钱拿回去，那日子还能过吗？”

我一下就没话说了。大嫂那个人，确实不好惹。

修堂屋的事就这么搁下了。我盘算着等秋收了卖了苞谷，多少能攒几个钱，到时候再找人修。可秋收的时候老天爷不给脸，连着下了半个月的雨，地里的玉米倒了一大片，收成打了对折。交了公粮剩下的，一年都不够吃，还得从镇上买粮回来贴补。别说是修房子了，连吃饭都得算计着来。

那段日子我娘的老寒腿又犯了，疼得走不了路，家里家外就我一个人撑着。白天在地里忙活，晚上回来还要给娘熬药、做饭、喂鸡，忙得脚打后脑勺，躺到炕上累得连梦都做不了。有时候半夜醒了，月光从屋顶的裂缝里照进来，照在土墙上，明晃晃的一道光柱，能看见灰尘在光柱里慢慢地飘。

我觉得自己像那些灰尘，飘来飘去，不知道要落在哪里。

九月初的一天下午，我从地里掰玉米回来，架子车上装了满满一车棒子，走在路上颠得厉害，棒子哗啦啦地响。走到村口的时候，碰见王婶站在大槐树下跟几个老娘们儿说话，看见我过来，几个人齐刷刷地闭了嘴，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脚步慢了下来。

“老二。”王婶叫住我，脸上的表情很微妙，像是在斟酌该怎么开口，“上回我跟你说那事儿，翠芹那边，有信儿了没？”

“没有。”我把车停住，擦了把汗。

王婶跟旁边的人交换了一个眼色，压低了声音说：“我昨天去了趟石槽李家，听翠芹她娘说，有人给翠芹介绍了个对象，是镇上开拖拉机的，叫张什么来着，家里有三间大瓦房，还有个院子，条件好得很。翠芹她娘高兴得不得了，说这门亲事要是成了，翠芹下半辈子就不用跟着受苦了。”

我手攥着架子车的车把，攥得骨节发白。车把上的木头因为常年汗水浸湿，已经磨得光滑发亮，此刻被我攥得咯吱咯吱响。

“老二，你别灰心，这八字还没一撇呢，说不准……”王婶看我脸色不好看，想安慰我两句。

“王婶，我没事。”我松开手，拉着车走了。

身后那几个老娘们儿的声音追着我：“这李老二怕是还没死心呢。”“算了吧，人家翠芹能看上他？穷得叮当响的。”“就是命，人不能跟命争。”

我把车拉到院子里，一棒一棒地往下卸，卸得满院子都是金黄色的玉米棒子。卸完了蹲在井台边洗了把脸，凉水浇在脸上，顺着脖子往下淌，凉得人打了个哆嗦。我就那么蹲着，把脸埋在手掌心里，好半天没动弹。

娘从屋里拄着棍子出来，看见我那样子，什么都没问，回屋端了一碗凉白开出来，递到我面前说：“喝点水。”

我接过碗，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喝了个精光。碗底朝天的时候，我看见自己的眼睛映在碗底的水渍里，红红的，像哭过，又像没哭。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听见堂屋那边娘又在跟王婶说悄悄话，隔着墙听不太清，只断断续续地听见几个词：“……翠芹她娘……镇上那个……拖拉机……人家条件好……”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变成了叹气。

我把被子蒙在头上，用牙齿咬着被角，使劲地咬，咬得腮帮子疼。被子是娘自己缝的，粗布面子，摸着粗糙，可闻着有股太阳晒过的味道。我闻着那个味道，鼻子一酸，眼泪就顺着眼角淌下来，流进耳朵眼里，好痒。

哭什么呢？我自己也不知道。为翠芹？我们有说过一句话吗？没有。可那个碎花褂子的影子，那个低头绞辫梢的羞怯，那个跺脚时又急又恼的声音，已经在我心里生了根。我没办法当这一切没发生过，没办法说服自己说，我从来就没有对她动过心。

可我拿什么去跟人家争呢？人家是镇上开拖拉机的，三间大瓦房，还有个院子。我有什么？三间漏雨土坯房，一个药罐子老娘，一屁股还不清的债。我不是个傻子，我知道什么叫现实。庄稼人的亲事，说白了就是过日子，谁不想嫁个好人家，吃几年安稳饭？我要是翠芹的爹娘，我也愿意把闺女嫁给开拖拉机的。

可我到底是过不去心里这道坎。

接下来的日子，我像一头蒙着眼睛拉磨的驴，日复一日地干着地里的活。玉米掰完了砍秸秆，砍完了刨茬子，刨完了犁地，犁完了种麦子。麦子种下去就等着来年的收成了，农闲时节到了，庄户人家终于可以喘口气。往年这个时候，我会跟着村里的后生们上山砍柴、下河摸鱼，或者在家搓麻绳编箩筐，换几个零花钱。可今年我哪儿都不想去，整天把自己关在院子里，不是劈柴就是修农具，把自己累得跟狗似的，一刻都不让自己闲下来。

我娘知道我心里有事，可她不知道怎么劝我。她只是把饭做得比以前好了些，隔三差五地给我煮个鸡蛋，说是补身子。我不忍心辜负她的一番好意，每次都吃得干干净净，可吃下去的是什么味道，我根本尝不出来。

十月底的一天，赵建设骑着摩托车来我家找我，说镇上有个建筑工地缺小工，一天四块钱，问我干不干。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第二天天没亮我就骑着自行车去了镇上，到了工地才知道，四块钱一天不是好挣的。搬砖、和灰、扛水泥，从早干到晚，中间只有半个钟头吃饭。一天下来浑身骨头像散了架，回到家连洗脸的力气都没有，倒在炕上就睡着了。

可我咬牙坚持着。不是图那四块钱，是我想趁着干活的时候，把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挤出去。人一忙起来，就顾不上想那些有的没的了。

工地上的活干了二十多天，挣了八十多块钱。我给娘买了双棉鞋，她把旧鞋脱下来的时候，我看见她脚后跟上裂了好几条口子，深得能看见红肉。我把棉鞋递给她，她接过去摸了摸，说：“这鞋好，暖和。”然后把鞋收进柜子里，说要等到过年再穿。

我又去镇上买了几根椽子和一车石灰，找了邻村的泥瓦匠把堂屋修了修。泥瓦匠姓刘，四十多岁，干活利索，两天功夫就把屋顶的破椽子换了，瓦也重新铺了一遍。我站在院子里抬头看，屋顶整整齐齐的，像个正经人家的房子了。

刘师傅完工那天跟我坐在院子里的石墩上抽烟，他抽的是两毛钱一包的金杯，我陪着他抽了一根，呛得直咳嗽。刘师傅笑着说：“你这个小伙子不错，踏实肯干，以后日子会好起来的。”

我笑了笑没说话。这话我听过无数遍了，可我等的不是这句话。

十一月下旬，地里的小麦出了苗，绿油油的一片，看着心里舒坦。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早起地上结了一层白霜，踩上去嘎吱嘎吱响。我娘的老寒腿到了冬天格外厉害，我每天早起先把炉子生着，把屋里烘暖和了才去忙别的。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着，平淡得像白开水，无色无味的，可人到底是要活着，活着就得往前走。

那天是十一月二十八号，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头天晚上下了一场小雪，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早上推开门，院子里白茫茫的，麻雀在雪地上留下一串串细细的爪印，好看得像画上去的。

我正在扫雪，就听见院门外面有人喊：“李家婶子，在家吗？”

声音很陌生，不是本村人的口音。我放下扫帚去开门，门一拉开，愣住了。

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翠芹她娘，另一个是翠芹。

翠芹她娘穿着一件藏蓝色的大棉袄，头上包着条旧围巾，手里提着一篮子鸡蛋，看见我开门的愣头愣脑的样子，噗嗤一声笑了出来：“老二，不认得你婶子啦？”

翠芹站在她娘身后，穿着一件红底白花的小棉袄，围着条灰色围巾，围巾把半张脸都遮住了，只露出一双眼睛。那双眼睛忽闪忽闪地看我一眼，又飞快地移开去看别处，长长的睫毛上沾着雪花，亮晶晶的。

我的心跳得比打鼓还快，连忙侧身让开了路：“婶子，翠、翠芹，快进来，天冷。”

我娘听见动静从屋里出来，看见翠芹她娘也是一愣，随即脸上堆满了笑，一边把人往屋里让一边说：“他婶子，这天寒地冻的，你怎么来了？”

翠芹她娘把鸡蛋篮子放在灶台上，搓了搓冻僵的手，笑着说：“你家老二修房子我们村上都知道了，他刘师傅是我家亲戚，回去就跟我说了你家的情况。我寻思你们娘俩也不容易，这不，带翠芹来看看你，顺便送几个鸡蛋。”

这话说得体面，可我们都听得出来，醉翁之意不在酒。

我忙着去倒了两碗热水，又抓了两把花生放在桌上。翠芹坐在床沿上，双手捧着碗，小口小口地喝着水，眼睛一直没抬起来。围巾解下来搭在腿上，露出完整的脸来，比夏天麦收时节看见的时候清瘦了一些，下巴尖尖的，可眉目之间那股子干净利索的劲儿还在。

我娘和翠芹她娘坐在桌边拉了会儿家常，无非是庄稼收成、孩子身体这些话。我蹲在灶台边上烧火，假装忙着准备午饭，耳朵却竖得比天线还高。

“婶子，你家老二多大了？”翠芹她娘忽然把话题转到了我身上。

“十九，过完年就二十了。”我娘回答。

“属啥的？”

“属猴。”

“猴好啊，机灵。”翠芹她娘笑着说，“你家老二看着就是个老实孩子，不抽烟不喝酒的，整天光知道干活。这年头像他这样的后生可不多了。”

“穷人家的孩子嘛，不干活喝西北风去。”我娘叹了口气。

翠芹她娘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压低声音说：“婶子，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我今儿个来，是有一桩事儿想跟你商量。镇上那个开拖拉机的张……”

我的心猛地揪了起来。

“别提了。”翠芹她娘摆了摆手，一脸无奈，“那小子家里确实有瓦房有院子，可人是啥样你也知道，整天跟一帮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喝了酒开车把人家的鸡都给压死了。翠芹去看了一眼就扭头回来了，说啥也不愿意。”

我偷偷地看了一眼翠芹，她的脸一直红到耳朵根子，碗里的水晃来晃去，差点洒出来。

“我寻思着，”翠芹她娘的声音放得更低了，低到只有我们几个人能听见，“你家老二这孩子不错，虽说是穷了点，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知道疼人，知道过日子。翠芹也老大不小了，二十一了，再拖两年就更不好找了。所以今儿个我带她来，就是想让你和你们家老二都看看，看看有没有这个缘分。”

我娘激动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连连说：“有缘分有缘分，他婶子你这话说得在理。我们家老二别的本事没有，可吃苦耐劳是没得说的，对媳妇肯定也好。”

两个当娘的就这么你一言我一语地商量起来，说话快得像炒豆子，根本不给我和翠芹插嘴的机会。

我蹲在灶台边，手心全是汗，心跳快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想抬头看看翠芹，又怕被她看见，只好低着头假装往灶膛里塞柴火。灶火映在脸上，烤得发烫，也不知道是火烤的还是自己烧的。

后来翠芹她娘提议让翠芹在村里转转，看看我们村的风光。庄稼人谁都知道，看风光是假，让两个年轻人单独说说话是真。我娘心领神会，推了我一把说：“老二，你带翠芹到村后头那条河边走走，河边芦苇荡子好看，去看看吧。”

我站起来，腿有点软。翠芹也站起来了，低着头，围巾重新围上了，遮住了大半张脸。

我们一前一后出了院门，隔着两三步的距离，谁都不说话。村里的大人小孩看见我们，都露出了然的笑容，几个小孩还跟在后面起哄，被我瞪了一眼就跑了。我领着翠芹沿着村后的土路往河边走，路上铺着薄薄一层雪，踩上去咯吱咯吱地响。

河是一条干河，夏天雨水大的时候才有水，冬天就剩一道干涸的河床，长满了芦苇和荒草。雪落在芦苇上，白茫茫的一片，风一吹，芦花飘飘悠悠地飞，像下了一场小雪。

我在河边的一块石头上站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翠芹就站在我旁边，也不说话，低着头看自己的鞋尖，鞋尖上沾了雪，湿了一大片。

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我们会这么一直站到天黑。

“你家的房子修好了。”翠芹忽然开口了，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嗯。”我说。

“看着比以前结实多了。”

“嗯。”

“你怎么只会嗯？”翠芹抬起头来看我，那双眼睛里头带着一丝笑意，又好像带着一丝恼意，“跟我没话说？”

我愣了一下，随即涨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有、有话说，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翠芹忍不住笑了，笑得眼睛弯成两道月牙。她伸手把围巾往下拉了拉，露出嘴巴，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散开，像一朵小小的云。

“那就随便说呗。”她说，“你跟你们村的人都这么不爱说话？”

“我本来就笨嘴拙舌的。”我挠了挠头，自己也觉得好笑，“他们都说我上辈子是个哑巴。”

翠芹笑得更厉害了，笑着笑着，忽然停住了，认真地看着我：“你就不问问我是怎么想的？”

我心里一紧，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出来：“你是咋想的？”

翠芹低下头去，用脚尖在雪地上画着圈。她画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脸上的红晕比刚才更浓了，可声音却比刚才镇定了许多：“我觉得你是个好人。我不图什么大瓦房，不图什么拖拉机，我就想找个老老实实过日子的人。我娘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可我觉得穿衣吃饭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两个人能说到一块儿去，过得到一块儿去。你说是不是？”

我的鼻子忽然就酸了。我仰起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雪花落在脸上，凉丝丝的，把那点酸意压了回去。我吸了吸鼻子，转过头来看翠芹，很认真地说：“你说的对。”

“又是嗯和对。”翠芹嗔怪地白了我一眼，可那一眼里头分明藏着笑意。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忽然说了一句：“翠芹，我家虽说不富裕，可我会对你好的。家里挣的每一分钱，我都交给你管。地里的活我全包了，不让你累着。我娘那个人你也看到了，好相处，不会给你气受。”

翠芹的眼睛红了，她飞快地低下头去，用手背擦了擦眼角。再抬起头来的时候，眼睛里亮亮的，比河里的水还亮。

“你别说了。”她小声说，声音有点发抖，“再说我就真哭了。”

我站在河边的芦苇丛前，看着面前这个姑娘，心里头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感觉。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就像干涸已久的土地上忽然下了雨，每一寸都湿润了，每一寸都活过来了。我活了十九年，头一回觉得，活着真是一件好事情。

我们在河边站了很久，久到脚都冻麻了，久到翠芹她娘站在院门口喊了好几声。回去的路上，翠芹走在我身边，肩膀几乎碰到了我的胳膊。有那么一瞬间，她的手指无意中碰到了我的手背，凉凉的，像冰碴子，可我觉得那股凉意顺着手指一直烧到了心里，烧得浑身都热了。

那天翠芹她们走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我送她们到村口，看着她们沿着田埂上的小路往回走，翠芹走几步就回头看一眼，走几步就回头看一眼，直到消失在暮色里。

我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站了很久很久。

娘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我身后，轻轻地叹了口气：“老二，缘分到了，挡都挡不住。”

我没说话，可心里头知道，娘说的是对的。

接下来的日子，我和翠芹开始走动起来。

说是走动，其实也简单，就是她隔三差五地来我家坐坐，帮我娘做做家务，缝缝补补的，或者我隔几天去她们村看看她。那时候乡下男女处对象，没有城里人那些花里胡哨的，见个面也就是坐着说说话，或者一起到地里干干活。没有电影看，没有馆子下，连根冰棍都要算计着买。

可越是简单，就越让人珍惜。

翠芹这个人，我越接触越觉得好。她不是那种扭扭捏捏的姑娘，说话办事大大方方的，有啥说啥，不藏着掖着。来我家第一次帮我娘做饭，我娘让她和面擀面条，她二话没说就进了灶房，撸起袖子就干。和的面不软不硬，擀的面条薄厚均匀，切得细细的，下到锅里煮出来，筋道得很，比我娘擀的还好。我娘吃着面条笑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儿地夸：“翠芹这闺女手巧，谁娶了谁有福气。”

翠芹被我娘夸得不好意思，低着头扒饭，耳朵根红红的。我偷偷看她，越看越觉得好看。不是那种让人惊艳的好看，是耐看，越看越顺眼，越看越舒服，像是院子里自己长出来的指甲花，不娇气，不金贵，可那颜色就是正，那香气就是好闻。

我娘的身体也渐渐好了一些，大概是心情好了，老寒腿就没那么频繁地犯。她开始张罗着给我们办亲事，先是找了村里的媒人钱大嘴去石槽李家提亲，礼数上的事不能省，该走的程序一样不能少。钱大嘴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子，嘴大脸圆，笑起来像个弥勒佛，在方圆十里八乡保过的媒少说也有几十对了。他去了石槽李家一趟，回来跟我娘说，那边没有二话，就是提出要一百二十块钱的彩礼，外加六套衣裳。

一百二十块钱在1987年不算小数目，我娘一个夏天卖鸡蛋攒的钱还不到三十块。我把在工地上挣的八十多块全拿出来了，加上攒下的卖粮食钱，凑了将近一百块。还差二十来块，我想着再去哪里打几天短工凑上。

翠芹知道这事后，私下里跟我说：“别太为难了，我回去跟我娘说说，让她少要点。”

我摇了摇头：“不行，该给的还是得给。你娘把你养这么大，一百二十块钱不算多。”

翠芹看着我，眼睛亮亮的，半晌才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实诚。”

我想了想，说：“实诚不好吗？”

翠芹笑了，笑得很好看，好看得我的心都要化了。她说：“实诚好，我就喜欢你实诚。”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这辈子值了。真的，在人世间活了十九年，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累，就为这一句“我就喜欢你实诚”，什么都值了。

可是好事多磨，这话一点儿都不假。

腊月初八那天，我在镇上粮管所卖完了最后一袋黄豆，揣着二十五块钱往家赶。自行车骑到半路上，远远地看见前方围了一圈人，把路都给堵了。我骑过去一看，心里咯噔了一下。

石槽李家的院门口闹哄哄的，停着一辆崭新的农用小四轮拖拉机，车斗上系着红绸子，看着喜庆，可气氛却不对。翠芹她娘站在门口，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是喜是忧，旁边站着翠芹她爹李大山，嘴里叼着一根烟，脸色铁青。

拖拉机旁边站着个年轻人，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穿着一件军绿色棉大衣，头发梳得油光锃亮，嘴里叼着烟，一脸的自得。这人我看了一眼就认出来了，镇上的张建国，传说中那个开拖拉机家的。

我心里的那根弦一下子就绷紧了。

张建国看见我，嘴角一撇，从兜里掏出一沓钱来，在手里拍了拍，对着翠芹她娘说：“婶子，这是一千块钱彩礼，你收下。我跟翠芹的事儿，咱们今天就定下。”

一千块钱！周围的人发出一片惊叹声。那年月一千块钱是什么概念？普通人家不吃不喝攒两三年都攒不出来。我攥着兜里那二十五块钱，攥得手心全是汗。

翠芹从屋里出来了，穿着那天去我家时的那件红底白花小棉袄，脸色白得像纸。她看了张建国一眼，又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瞬，就那短短的一瞬，我看见她眼睛里的东西，像是害怕，像是求助，又像是决绝。

“我不要。”翠芹的声音不大，可在场所有人都听见了。

张建国的笑容僵在脸上：“你说啥？”

“我说我不要。”翠芹的声音比刚才大了一些，“张建国，我跟你说过了，咱俩不合适，你别再来了。”

张建国脸上的肉跳了跳，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碾灭了，盯着翠芹看了好一会儿，忽然冷笑了一声：“不合适？怎么不合适了？是我不够好看，还是我家不够有钱？你不就是看上那个李家老二了吗？他有什么？三间破土房，一个病秧子老娘，穷得叮当响，他要啥没啥，你嫁给他喝西北风啊？”

周围的人开始窃窃私语，有几个看热闹的往我这边瞟。

翠芹她娘脸上的表情也变得微妙起来，看看张建国，又看看翠芹，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我站在人群外面，心里头翻江倒海的。翠芹她娘之前明明已经表态了，说愿意把翠芹嫁给我，怎么张建国一来，她就不说话了？那一千块钱的彩礼，是不是已经动摇了她的心？

“张建国，你嘴巴放干净点。”翠芹的脸色难看得吓人，“我嫁给谁是我的事，用不着你来管。你觉得你有钱就了不起吗？我就看不惯你这副德行！”

张建国的脸涨得通红，一把抓住翠芹的手腕：“翠芹，你别给脸不要脸！我张建国看得上你，是你的福气。你打听打听，镇上多少姑娘想嫁给我，我还不要呢！”

“你放开！”翠芹使劲挣扎，可她一个姑娘家，哪挣得过一个壮实男人。

人群骚动起来，有几个看不下去的男人往前走了两步，又犹豫着退了回去。张建国在镇上有几分势力，他爹是镇上的副镇长，一般人家不敢得罪。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有什么东西炸开了。我扔下自行车，三步并作两步冲了上去，一把扯开张建国的手，挡在翠芹前面。

“你要干啥？”张建国瞪着我，拳头攥得咯咯响。

我的心跳得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可我没有后退。我说：“张建国，翠芹不愿意，你别强求。”

“你算哪根葱？”张建国冷笑一声，“一个穷种地的，也配跟我争女人？你给我让开，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我站着没动。

张建国一拳就抡了过来。我侧身躲了一下，拳头擦着脸颊过去，火辣辣地疼。他第二拳又来了，这回没躲开，结结实实地砸在肩膀上，疼得我半边身子都麻了。

我咬着牙，没有还手。不是打不过，是不能打。这一拳我还回去，两家的事情就彻底闹僵了，翠芹夹在中间更难做。我不能因为一时痛快，把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切都毁了。

可张建国不依不饶，第三拳直奔我的面门。我本能地一偏头，拳头砸在颧骨上，嘴里顿时多了一股腥甜的味道。人群里传来惊呼声，几个妇女尖声喊：“别打了别打了！”

就在这时，翠芹她爹李大山冲了上来，一把揪住张建国的衣领，吼道：“够了！在我家门口打人，你当老子是好欺负的？”

张建国被揪得一个趔趄，站稳了之后冷笑一声，拍了拍被揪皱的衣领，从兜里掏出那沓钱，往地上一摔：“行，你们横。李大山，我跟你说，一千块钱的彩礼，就今天这一回，过了今天，一个子儿都别想多拿。你自己掂量掂量，你闺女能找到比我再好的不？”

说完他跳上拖拉机，突突突地发动了，扬长而去。红色的绸子在风中飘了飘，落在地上，被车轱辘碾过，沾满了泥土和雪水。

人群渐渐散了，我的脸上还带着伤，嘴角破了一块，颧骨青了一片。我弯腰把地上散落的钱捡起来，一张一张地捡，十块的，五块的，捡完了抬头，看见翠芹站在我面前，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你傻不傻？”她哭着说，“他打你你咋不还手？”

我把钱塞进她手里，说：“这是你家的事，我不能动手。”

李大山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递给我。我接过来，他给我点上，我抽了一口，呛得直咳嗽。李大山也点了一根，深深地吸了一口，半晌才说：“老二，进来说。”

我跟在李大山身后走进了院子。翠芹她娘跟在后头，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像是有什么话要说，又像是不好意思开口。进了堂屋坐下，李大山把烟抽完了，把烟头摁灭了，看着我说：“老二，你说的对，这事儿是我们家的事儿。建国那边，我也是没办法。他家在镇上有势力，我们庄稼人得罪不起。”

“我没有怪你们。”我低着头说。

“可我心里头不痛快。”李大山的声音闷闷的，“翠芹是我闺女，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往火坑里跳。建国那小子什么德行我清楚，他要是娶了翠芹，过不了几年就得打她，那还不如不嫁。可你也知道，翠芹她娘……”

说到这儿，李大山看了一眼翠芹她娘，没再说下去。

翠芹她娘坐在旁边，双手绞着衣角，低着头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抬起头来，眼睛红红的，看着我说：“老二，婶子不是嫌你穷，婶子是怕你养不活翠芹。你看你家的条件，我是过来人，我知道穷日子有多难熬。翠芹要是跟了你，吃苦受罪的还在后头呢。”

翠芹急了，噌地站起来：“娘，你说啥呢？我不是跟你说好了吗？”

“你别插嘴。”翠芹她娘摆了摆手，“我跟你家老二说话呢。”

我看着翠芹她娘，一字一句地说：“婶子，我知道你担心啥。我家现在确实穷，可我不懒，我也不笨，我有力气，有脑瓜子，我不信我一辈子翻不了身。翠芹跟了我，我不敢说让她大富大贵，可我敢保证不让她饿着冻着，不让她受委屈。她穿的每一件衣裳，吃的每一碗饭，都是我李家老二挣来的，堂堂正正，干干净净。”

这番话一说出来，连我自己都吃了一惊。我从来没有一口气说过这么多话，更没说过这么硬气的话。大概是被张建国那一拳给打通了任督二脉，把憋在心里十九年的那股劲都给逼出来了。

翠芹她娘愣住了，李大山也愣住了。翠芹站在旁边，眼泪流得更凶了，可她咬着嘴唇，没有出声。

屋子里安静了好一阵，最后还是李大山打破了沉默。他从小柜子里拿出一瓶白酒，拧开盖子，倒了两杯，一杯推给我，一杯自己端起来。

“老二，我老李家就看你这回了。”他说完仰头一口干了。

我端着那杯酒，手微微发抖。酒是劣质的红薯干酒，辣得很，一口下去从喉咙烧到胃里。可我不能不喝，这杯酒是李大山对我的考验，也是承诺。

我也仰头干了。

放下酒杯，我从兜里掏出那二十五块钱，放在桌上：“婶子，这是二十五块钱，我先给你。剩下的彩礼钱，我会想办法凑齐。”

翠芹她娘伸手把钱拿过去，数了数，又推了回来：“老二，这钱你先拿着，买身像样的衣裳，过年了。彩礼的事，不急。”

我愣住了。翠芹她娘看了翠芹一眼，又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说：“我跟她爹商量过了，这回就顺着翠芹的意思。你看上的，我们不拦着，反正闺女是你娶，日子是你们过，好赖都是你们的事。我们就一个要求——你不许对不起翠芹。”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我使劲眨了眨眼，把那点湿意逼了回去，站起来给翠芹她娘和李大山鞠了个躬：“叔，婶子，你们放心，我会对翠芹好的。”

那天的阳光真好，冬天的太阳暖烘烘的，照在院子里晾着的红薯干上，照在墙角窝着的黄狗身上，照在翠芹红扑扑的脸上。一切都那么明亮，那么温暖，那么充满希望。

回家的路上，我把自行车蹬得飞快，风在耳边呼呼地响。脸上的伤口还在疼，嘴里还带着血腥味，可我一点都不在乎。我从没有哪天这样畅快过，仿佛之前活了十九年，今天才是真正活着的开始。

腊月二十三是小年，我娘请了村里的杀猪匠刘一刀，把我家养了大半年的那头黑猪杀了。猪不算大，一百五十来斤，杀出来净肉一百斤出头。我娘留下了二十斤过年吃的，剩下的让我用自行车驮着送到石槽李家去，算作过年的礼。

翠芹她娘收下了肉，又回了一篮子自家蒸的白面馍和炸的麻花。来来回回的路上，翠芹都会送我一段，送着送着就送到了村口，站在大槐树下不肯走。我蹬着车子走出去老远了，回头看她还站在那里，围着那条灰色围巾，在寒风里头缩着肩膀，看见我回头就使劲挥手。

我也挥手。手挥得酸了，心里头却是甜的。

那时候的我满心满眼都是翠芹，都是即将到来的好日子，根本没有想到，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等着我。

腊月二十八，我大哥从东北回来了。

那天傍晚我正在院子里劈柴，听见院门被人推开了，抬头一看，一个黑瘦的男人站在门口，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军大衣，头发乱得像鸡窝，胡子拉碴的，手里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我愣了好几秒才认出来，这是我大哥。

“哥？”我放下斧头，站了起来。

大哥咧了咧嘴，笑得很勉强。他脸上的皮肤被北风吹得又黑又粗，额头上多了好几道皱纹，整个人看着老了不止十岁。他走的时候还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回来的时候却像个饱经沧桑的中年人。

我娘从屋里出来，看见大哥的瞬间，眼泪唰地就下来了。她颤巍巍地走过去，上下打量着大哥，嘴唇哆嗦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你咋瘦成这样了？”

大哥把蛇皮袋放在地上，伸出两只手给我娘看。那双手上面全是伤，冻裂的口子一个挨着一个，有的还没结痂，露着红肉，看着触目惊心。

“煤矿塌方了。”大哥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话，“压死了三个，我命大，捡了一条命。矿上赔了点钱，可大部分都用来治伤了。我这手养了三个月才好，好了就赶紧回来了。”

我娘抱着大哥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站在旁边，心里头像被人用钝刀子一下一下地割。大哥这些年没寄钱回来，原来不是他不肯，是他拿不出来。他的手受了那么重的伤，能活着回来就已经是万幸了，我还有什么资格怨他？

大哥回来之后，家里又热闹了一些，可热闹归热闹，问题也跟着来了。

大哥是回来了，可大嫂没回来。大哥去东北之前，大嫂带着小侄子回了娘家，这一去就是三年多。大哥回来的第二天就去大嫂娘家接人，结果被大嫂的娘家人堵在门口，连门都没让进。

大嫂的娘家人说了，想要大嫂回去，得拿出五百块钱来，不然就离婚。

五百块钱！这个数字像一记闷棍，把我们全家都给打蒙了。

大哥蹲在院子里抽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雾遮住了他的脸，看不清他是什么表情。我娘坐在灶房里揉面，揉着揉着眼泪就掉下来了，掉在面团上，揉进去了，面团就有了咸味。我在院子角落里磨斧头，磨石吱嘎吱嘎地响，磨得我心烦意乱的。

那天晚上，大哥跟我说了一句让我永生难忘的话。

他说：“老二，你的亲事先缓缓吧。”

我手上的柴刀咣当一声掉在地上。我弯下腰去捡，手却在发抖，捡了几次都没捡起来。大哥蹲下来帮我把刀捡起来，递给我，看着我的眼睛说：“不是哥心狠，是你嫂子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五百块钱，我上哪儿弄去？拿不出来她就真离婚了，小军才四岁，不能没有妈。”

“那我的亲事为啥要缓？”我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连自己都快听不见了。

大哥低下头，沉默了很长时间。再抬起头来的时候，他的眼睛红红的，眼眶里有东西在打转，但他使劲忍住了。他说：“老二，你是不知道大嫂那个人的脾气。你要是赶在她之前办了喜事，她肯定要说我是故意把钱留给你娶媳妇，不给她。到那时候，这个家就彻底散了。你先让我把家里的事理顺了，再办你的喜事，行不行？”

我没有回答。我放下柴刀，走到院子里，仰头看着漆黑的天空。腊月的夜，冷得要命，天上只有稀稀拉拉的几颗星，闪着冷冷的光。北风从屋顶上刮过来，刮得脸上像刀割一样疼，可我觉得脸上这点疼，跟心里的疼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

翠芹还在等我。我跟她说好了，过了年就去领结婚证，春暖花开的时候就把喜事办了。可现在，大哥一句话，这一切都要往后推。推多久？不知道。大嫂那边的官司什么时候能了结？不知道。

我该怎么跟翠芹解释？

第二天，我骑着车子去了石槽李家。翠芹在院子里洗衣服，手泡在冰水里，冻得通红。她看见我来，高兴地跑过来，把手往我胳肢窝里塞，冰得我打了个哆嗦，她咯咯地笑。

我看着她笑，心里头像吞了黄连一样苦。

“怎么了？”翠芹很快就发现了我脸上的异样，她收起了笑容，认真地看着我。

我犹豫了半天，还是把大哥回来的事跟她说了。说的时候我尽量把话说得平淡，可说着说着声音就低了，低到像是自言自语。翠芹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我，她把手从我胳肢窝里抽出来，垂在身边，手指尖还滴着水。

说完了，我低下头看着地面上结了冰的水坑，不敢看她。

沉默了很久。

“那就缓缓吧。”翠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怕惊动了什么。

我猛地抬起头来，看着她的脸。她的脸上没有我想象中的愤怒和失望，只有一种平静，一种让我心里发酸的平静。

“翠芹，你不怪我？”我的声音有点发抖。

“怪你有啥用？”翠芹吸了吸鼻子，眼睛红红的，可嘴角却微微翘着，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忍，“又不是你不想娶我，是你哥那边出了事。你家的事，我不能拦着，拦着就不讲道理了。”

“可我不知道要等多久。”

“那就等着呗。”翠芹仰起脸看着天空，冬天的天空灰蒙蒙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可她看得那么认真，像是能从里头看出什么来，“反正我已经等了二十一年了，不差这一年半载的。只要你不变心，我就等着。”

她说完这句话，飞快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转身跑回了院子。跑得太急，在门槛上绊了一下，差点摔倒，踉跄了两步才站稳。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灶房里，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我使劲抬头看天，看那片灰蒙蒙的什么都没有的天，硬是把眼泪憋了回去。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句话我爹活着的时候老说，我不能让他九泉之下瞧不起。

回去的路上，车子骑得慢了，慢得像是在挪。路两边的麦田绿油油的，麦苗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可它们还是站着，顶着风，没有倒下去。我想，我是不是也该像它们一样，不管风多大，都得站着，不能倒。

正月里，走亲访友的人来来往往，热热闹闹的，可我家这个年过得冷清极了。大哥天天蹲在院子里抽烟，我娘整天唉声叹气，连带着我也没了过年的心思。大年初二该去翠芹家拜年，我去了，提了两瓶酒和一包点心，在翠芹家坐了不到一个钟头就回来了。不是不想多待，是翠芹她娘的态度让我觉得浑身不自在。

翠芹她娘没说啥不好听的，可她那个眼神，那个欲言又止的表情，比说啥都让人难受。李大山倒是热情，拉着我喝了二两酒，话里话外的意思是让我别着急，慢慢来，家里的事总会解决的。可我分明看见翠芹她娘在他身后使眼色，那意思大概是“少说两句吧”。说来说去，无非是有些话不好当面说，可摆明了是不太满意这个结果。

翠芹送我到村口，拉着我的袖子说了句：“你别往心里去，我娘就那样，刀子嘴豆腐心，过阵子就忘了。”我知道她是安慰我，可我更清楚，翠芹她娘最怕的就是夜长梦多，万一拖着拖着，这事儿就黄了。

出了正月，大哥又去了一趟大嫂娘家。这回大嫂的娘家人态度缓和了一些，说如果大哥实在拿不出五百块，拿出三百也行，但要打欠条，两年内还清。大哥没有当场答应，说回来跟我娘商量商量。

我娘把家里的存折翻了又翻，加上过年收的压岁钱，统共凑了一百八十块钱。还差一百二十块，这钱从哪儿来？我娘的目光落到了我身上，那目光里带着愧疚，带着不安，带着央求。

我没等她开口，主动说了：“娘，我那彩礼钱还差四十就凑齐了，先拿出来给大嫂吧。”

我娘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嘴唇哆嗦着说：“老二，那是你娶媳妇的钱。”

“先紧着大哥用。”我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头像刀绞一样疼，可我不能不说。大哥是我亲哥，他要是离了婚，这个家就散了。我不能为了自己的亲事，眼睁睁看着大哥的家破人亡。

大哥在旁边低着头，一声不吭，肩膀却在微微发抖。他使劲吸了一口烟，呛得咳嗽了几声，嗓子眼里发出一种压抑的、像哭一样的声音。

第二天，大哥把一百八十块钱送去了大嫂娘家，大嫂的娘家人接了钱，又说了些难听的话，但总算是同意让大嫂回来住一阵子，看看大哥的表现再说。大嫂带着小侄子回来了，进门就翻箱倒柜地找东西，嫌这不好那不好，话里话外都是对这个家的嫌弃。小侄子四岁了，长得虎头虎脑的，对我倒亲，一进门就扑过来抱着我的腿喊“二叔”，喊得我心里头又暖又酸。

大嫂回来了，家里的开销一下子大了许多。她嫌家里吃的不好，嫌我娘做的饭不合口味，闹着要吃肉吃鱼。娘咬着牙去买了一回鱼，回来红烧了，大嫂吃了两口就说腥气，不肯再动筷子。小侄子倒吃得欢，一碗鱼肉拌饭吃得干干净净，吃完还舔着嘴巴说“二叔家比姥姥家好吃”。童言无忌，可这话说出来，大嫂的脸色更难看了。

大哥夹在中间两头受气，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烟倒是越抽越多了。有好几次半夜我起来上厕所，看见屋里的灯还亮着，大哥一个人坐在床沿上发呆，烟头明灭黯淡，映着他的脸，像是死人一样没有表情。

我知道大哥苦，可我不能替他苦。我自己也苦，翠芹那边的事一直悬着，我不敢跟她提退彩礼的事，可这边大嫂进门了，花钱的地方多了，那剩下的四十块钱彩礼钱攒来攒去，一直攒不齐。

四月中旬，春耕开始了。地里的麦子已经长到膝盖高了，绿油油的，看着喜人。我每天天不亮就下地锄草、施肥，一直忙到天擦黑才回来。翠芹有时候会来帮我干活，我们在地里头一前一后地锄草，隔着几垄地，不说多少话，可彼此知道对方在那里，心里头就踏实。

大嫂看见翠芹来了，态度不冷不热的，偶尔阴阳怪气地说一句“哟，又来了”，听得我心里头不痛快。翠芹倒不跟她计较，该干活干活，该说笑说笑，可我从她紧绷的嘴角看得出来，她也是憋着一口气的。

有一天傍晚，翠芹帮我锄完草准备回去，大嫂忽然在院子里喊了一嗓子：“老二，你是不是该给人翠芹一个交代了？这都处了大半年了，连个准信儿都没有，人家姑娘家家的，名声要紧，你不能这么拖着人家。”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得我浑身一颤。我没来得及开口，翠芹已经转过身来，对着大嫂说：“大嫂，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不用你操心。”

大嫂的脸色变了，冷笑一声：“我一心为你好，你倒不领情。行，你们的事，我以后一个字都不多说。”说完摔门进了屋。

翠芹站在那里，胸口起伏着，眼眶红红的。我走过去，想拉她的手，她躲开了，低着头说了一句“我先走了”，就蹬着车子飞快地骑走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脑子里乱得跟浆糊一样。大嫂说得对，我不能一直这么拖着人家翠芹，可我能怎么办呢？大哥的事还没了结，大嫂三天两头闹，我一个子儿都攒不下来，拿什么来娶翠芹？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镇上。我找到赵建设，问他镇上还有没有别的地方缺人手，只要有活干，不管是泥瓦工还是装卸工，什么苦活累活我都干。赵建设想了想，说镇上有个私营的砖瓦厂，老板姓马，是个能折腾的主儿，最近刚扩大规模，正在招人，一个月给八十块钱，包一顿中饭，不过活重得很，一般人干不了几天就跑了。

我二话没说就去找了马老板。马老板三十多岁，大背头油光锃亮，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闪闪的链子，坐在办公桌后面翘着二郎腿，上下打量了我一番，问：“你叫啥？”

“李老二。”

“能吃苦不？”

“能。”

“砖瓦厂可不是一般地方，一干就是十来个钟头，不许偷懒，不许早退，迟到一次扣两块钱，你想想清楚。”

“不用想了，我干。”

马老板笑了，露出一颗金牙，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合同让我按了手印。他看了看我的手印，把合同锁进抽屉里，拍了拍桌子说：“明天一早来上班。”

从砖瓦厂出来的时候，我正好碰上了张建国。他开着那辆小四轮拖拉机在路上走，看见我，按了两声喇叭，把车停在我旁边，从车窗里探出头来，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嘴角带着一丝不怀好意的笑。

“哟，这不是李老二吗？”他从兜里掏出烟来点上一根，吐了个烟圈，“听说你跟翠芹的事黄了？”

我没搭理他，径直往前走。

“别走啊。”张建国开车跟上来，慢悠悠地在我旁边开，“我早就跟你说过，你配不上翠芹。你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拿什么娶媳妇？你看看我，拖拉机是新的，家里盖了小洋楼，翠芹她娘又松口了，说是可以考虑跟我处。李老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我停下了脚步。

张建国也跟着停了车，笑眯眯地看着我，那笑容里面全是得意和嘲弄。

我转过身去，一步一步地走到他面前。他大概以为我要动手，脸上的笑收敛了一些，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

“你说得对。”我盯着他的眼睛说，“我现在是穷，是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可我可以挣。你给我听好了，翠芹是我的，你抢不走。”

张建国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起来，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拍着方向盘说：“你？你一个穷种地的，靠着在砖瓦厂搬砖挣那几块钱，得搬到猴年马月才能娶上媳妇？李老二，你省省吧，你这辈子就是个穷命。”

我没再说话，转过身走了。他的笑声追了我好远，刺耳得像锯子在锯我的骨头。

砖瓦厂的活确实不是人干的。一天十几个小时，搬砖坯子、码垛、装窑、出窑，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疼的地方。砖坯子湿的时候重得像铁，一摞六块，从搅拌机那边搬到晾晒场，光是这一趟就累得够呛。一天下来，手上全是血泡，血泡磨破了又长出新泡来，新泡磨破了就变成了硬茧。肩膀被扁担压得又红又肿，晚上睡觉不敢翻身，一翻身就疼得龇牙咧嘴。

一起干活的有七八个人，多半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光棍，要不就是家里实在揭不开锅的。年轻的后生除了我，就只有一个叫刘军的，十八岁，家是邻县的，也是因为穷出来卖苦力。刘军跟我不一样，他干活吊儿郎当，能偷懒就偷懒，被马老板骂了好几回了，他也不在乎，被骂了就去墙角蹲着抽根烟，烟抽完了接着干，还是那个吊儿郎当的样。

我倒没工夫偷懒，也不敢偷懒。我每天出门前都在心里头算一笔账：一天两块六毛多，一个月八十块钱，干上两个月，彩礼钱就能攒齐。再干三个月，就能把盖房的材料钱攒出一部分来。我不能只修堂屋，我得盖新房子，哪怕先盖两间，也得是砖瓦房，不能让翠芹嫁过来住那种下雨漏水的土坯房。

我跟翠芹说了我在砖瓦厂上班的事，她听了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低声说了一句：“你不必这么拼命。”

“我得拼。”我说，“趁年轻，多挣几个钱，不然以后年纪大了想拼都拼不动了。”

翠芹没再说什么，只是回去之后给我做了一双新布鞋，纳的千层底，针脚密得像芝麻粒，鞋面上绣着一对并蒂莲，红的花，绿的叶，看着就喜庆。她把鞋递给我的时候说：“你穿着这个去干活，脚就不那么疼了。”

我接过来的时候，手指碰到了她的手，她的手比以前粗糙了很多，指腹上全是硬硬的茧子。我心里头一酸，想说点什么，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往前挨，跟老牛拉破车似的，慢，可总归是在往前走。

五月的时候，大嫂又跟大哥闹了一场。起因是大哥想去东北继续挖煤，大嫂死活不让，说要是敢去就离婚。大哥窝了一肚子火，连着几天没说话，后来不声不响地又去了大嫂娘家，低声下气地求了丈母娘半天，最终说定了再给一百块钱，这事就算了结了。

一百块钱，说起来容易，可上哪儿弄去？大哥在矿上挣的钱早花光了，回来之后也没找到正经活干，手头一分钱都拿不出来。大嫂的娘家人又不肯再让一步，说一百块钱已经是最低底线了，要是再拿不出来，那就离婚，没有商量的余地。

大哥把这事跟我娘说了，我娘坐在灶房里哭了一下午，哭完了把柜子底下的存折翻出来看了又看，上面只剩八块六毛钱。她把存折锁回去，又翻箱倒柜地找出了几件压箱底的银饰，包在一块手帕里，塞到我手里。

“老二，帮娘拿到镇上去卖了。”她的手在抖，声音也在抖，“这是你姥姥传下来的，我本来说要留给你媳妇的，可眼下你大哥的事要紧，先救急吧。”

我打开手帕看了看，是一对银镯子和一根银簪子，镯子上的花纹已经磨得模糊了，簪子也发黑了，可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是有年头的老物件了。我把手帕包好，攥在手里，手心里全是汗。

“娘，真卖？”我问。

我娘闭上眼睛，点了点头，眼泪从眼角滚下来，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淌进了脖子里。

我把银饰拿到镇上的银匠铺里，老银匠看了看，皱了皱眉，说东西是好东西，就是太旧了，成色不太好，最多给十五块钱。我一听心就凉了半截，十五块钱连一百的零头都不够，卖了还有什么用？我把东西又包好，揣进兜里，走出了银匠铺。

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了一会儿，不知不觉就走到了砖瓦厂门口。马老板正好从里头出来，看见我问了一句：“老二，今天不是轮休吗？怎么过来了？”

我犹豫了一下，把家里的事简单跟他说了，问他能不能预支两个月的工资。马老板一听就笑了，露出一颗金闪闪的牙，说：“老二，不是我不帮你，厂里有厂里的规矩，谁也不能坏了规矩。你要借钱是吧？行，我私人借你五十块，不过要算利息，一个月两块，三个月内还清。你要是能还，现在就拿走，还不上，以后就别来我这儿上班了。”

五十块！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连连点头说是，从马老板手里接过五张十块的票子，手指头都是哆嗦的。出了厂门我就往家里赶，骑得飞快，觉得风都是甜的。

加上银匠铺给的十五块，一共六十五块。大哥把大嫂接回来的时候，又东拼西凑了三十五块，凑够了一百块送去。大嫂的娘家人终于点了头，大嫂也从娘家搬了回来，说是回来后好好过日子，不再闹了。

大哥松了一口气，我们家也松了一口气。可我心里头的那块石头，却越来越重了。

为了预支那五十块钱，我跟马老板签了一个三个月的用工合同，这三个月之内不许请假，不许旷工，否则工资全部扣除。这就是说，整整三个月，我不能回家帮娘和大哥干地里的活，也不能抽时间去看翠芹。

翠芹倒没怪我，她说：“你在砖瓦厂好好干，别分心，我隔三差五去你家帮你娘干点活，你就放心吧。”她说到做到，第二天就带着她自己家种的菜过来了，帮我娘择菜、做饭、洗衣服，还把院子里积了大半年的杂物清理干净了。大嫂在旁边冷眼看着，没说帮忙的话，也没说不帮忙的话，就那么看着，偶尔哼哼两声。

我娘后来跟我说起这些事的时候，眼泪又下来了。她说：“翠芹这孩子懂事，厚道，咱老李家要是能娶到她，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她一边说一边用袖口擦眼泪，擦完又笑，笑完又抹眼泪，看得我心里头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啥滋味都有。

八月里，老天爷又跟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那天下午我在砖瓦厂码砖坯子，毒日头晒得人头皮发麻，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流，裤腰湿了一圈。我正埋头干活，忽然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声音又尖又急，像是什么地方着火了。

我抬起头来一看，是刘军，他骑着我的自行车从镇上的方向冲过来，骑得飞快，差点撞上砖垛。他跳下来车，脸色煞白，嘴唇哆嗦着说：“老、老二，你家里出事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扔下手里的砖坯子就跑了过去：“咋了？”

“你大哥，在矿井下面受伤了，从那个小煤窑上运下来的，现在在镇卫生院呢！”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被人当头敲了一闷棍，眼前一阵阵地发黑。我大哥不是答应大嫂不去东北了吗？他怎么又去了？啥时候去的？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我来不及多想，跟刘军借了他的自行车，拼命往镇上骑。镇卫生院离砖瓦厂有七八里地，我一口气骑到了，车都没停稳就冲了进去。

卫生院走廊里站着几个人，我娘坐在地上的长椅上，脸上没有一点血色，看见我就伸手拉住了我的袖子，拉得紧紧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大嫂坐在旁边，脸色铁青，怀里抱着小侄子，小侄子被吓得哇哇哭，大嫂使劲捂着他的嘴，捂得他脸色发紫。

我问一个路过的护士：“我大哥在哪儿？伤得重不重？”

护士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让我心里头发毛，她说了句“等医生出来再说”就急匆匆地走了。

我在走廊里来来回回地走，每走一步都觉得脚下的地是软的，像踩在棉花上。我娘一直在哭，哭得没有声音，只有眼泪一颗一颗地往下砸，砸在地上，砸得我心里生疼。

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走过来，手里拿着一叠单子，脸上的表情很凝重。

“谁是病人家属？”医生问。

我们几个都围了上去。

“病人左小腿粉碎性骨折，我们已经做了处理，但目前的情况不太乐观，不排除截肢的可能。你们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

截肢！

这两个字像两把刀，同时扎进了我的胸口，疼得我倒退了两步，差点撞到墙上。我娘直接就晕了过去，大嫂尖叫了一声，怀里的孩子也被吓得哇哇乱叫，走廊里乱成了一锅粥。

我大哥怎么会这样？他什么时候瞒着家里又去东北的？为什么这次又碰上了事故？这些问题在我脑子里炸开了锅，可我顾不上想这些，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大哥受伤了，可能保不住腿，这个家，天塌了。

大哥的大腿被从矿井里运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了那条受伤的腿。包裹的纱布底下渗着血，可血是暗红色的，还有一些黄色的液体渗出来，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医生说伤口严重感染，因为从出事到送医中间隔了太久，那个小煤窑的条件太差，根本没有及时处理伤口，等到实在不行了才往镇上的医院送。

我蹲在病房的角落里，双手捂着脸，指甲掐进头皮里，疼得我直吸冷气。大哥躺在病床上，脸色惨白，嘴唇干裂得像干涸的河床，他闭着眼睛，看上去像是睡着了，可我从他紧皱的眉头和不断翕动的鼻翼看得出来，他没有睡着，他是在忍着疼。

我大哥不是那种会在人前叫苦叫累的人。从小到大，他都是这样，有什么苦都往肚子里咽，有什么难都自己扛着。小时候被同学打了，回家从来不告状，第二天自己去找人家打回来，打不过就再打，打到服为止。后来去了东北挖煤，每次打电话回家都是报平安，报喜不报忧，从来不提井下有多危险，工作有多苦。要不是这次出了这么大的事故，我还不知道他这些年过得有多难。

“老二。”大哥忽然开口了，声音轻得像蚊子叫。

我赶紧从墙角站起来，走到床边，蹲下来凑近他的脸。

大哥睁开眼，眼珠子浑浊得像一潭死水，嘴唇动了动，挤出几个字：“别告诉翠芹。”

“为啥？”我问。

“别让她……担心……”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喉咙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一个字都发不出来。我使劲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

大哥又闭上眼睛，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汗水从他的额头上一颗一颗地冒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我知道那是疼的，止疼药已经不管用了，可他愣是一声不吭，咬着嘴唇，嘴唇咬破了，血珠子渗出来，他也不吭一声。

我在病房里守了大哥一夜。那一夜真长啊，长得像是过了一辈子。窗外的月亮又大又圆，月光照进来，照在大哥苍白的脸上，照在他那条缠满绷带的腿上，照在我娘靠在墙上睡着的花白头发上。一切都那么安静，安静得让人心慌。

第二天一早，医生来查房，把我和大嫂叫到办公室去谈话。医生说大哥的腿感染很严重，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效果不理想，再不截肢，感染会扩散到全身，到时候连命都保不住。

大嫂一听就炸了：“截肢？截了肢他怎么干活？一家老小谁养活？”

医生很耐心地解释了半天，大嫂一个字都听不进去，拍着桌子说：“我不管，你们医院得想办法保住这条腿。他要是个瘸子，我跟他怎么过？我跟你们说，要是腿保不住，我就跟他离婚！”

我站在那里，看着大嫂暴跳如雷的样子，心里头像打翻了五味瓶。我知道大嫂是个现实的人，可没想到她现实到这个地步。大哥躺在病床上疼得死去活来，她想的是自己的下半辈子。

但也怪不了她。一个年轻女人，带着一个四岁的孩子，男人要是瘸了，她以后的日子确实没法过。不是她心狠，是现实逼得她不得不狠。

从医生办公室出来，我一个人站在走廊尽头的窗户前，看着外面的世界发呆。八月的小镇，知了声嘶力竭地叫着，吵得人心烦。街上有人骑着自行车来来往往，有人挑着担子卖西瓜，有孩子在追着狗跑，一切都那么平常，平常得像是大哥受伤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可它发生了。

善意的隐瞒

大哥住院的事，我没有告诉翠芹。

不是不想说，是不敢说。我怕翠芹知道后，她娘会借机做文章，说我家条件差也就算了，现在连儿子都搭进去了，这家人命不好，嫁过去没好日子过。翠芹心软，她不会因为这个离开我，可她娘会逼她离开我。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

可纸包不住火。大哥在镇卫生院住了五天，这件事就在十里八村传开了。庄子上的人嘴碎，传来传去就变了味，有的说我大哥被砸断了脊梁骨，以后只能躺着；有的说我家摊上大事了，李老二别说娶媳妇了，自己能不能养活自己都是问题。

翠芹是第七天来找我的。

那天傍晚我从卫生院回家，推开院门，看见翠芹蹲在灶房门口择豆角，一条一条地择，择得仔仔细细，把豆角两头的筋都撕得干干净净。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褂子，头发随便扎在脑后，整个人看起来清清爽爽的，跟我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一样好看。

听见我的脚步声，她抬起头来，看着我，什么都没说，眼眶却红了。

我走过去，蹲在她旁边，帮着她择豆角。我们两个蹲在灶房门口择豆角，谁都不说话。豆角择完了，翠芹把它们放在盆里，端到井台边去洗。我跟在她身后，她洗豆角，我打水，默契得像是一起生活了多年的夫妻。

洗完了豆角，翠芹把盆放在地上，转过身来看着我，吸了吸鼻子，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我跟你，哪怕你腿也瘸了，我也跟。”

这句话像一把铁锤，狠狠地砸在我心上，砸得我整个人都震了一下。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什么都说不出来，就像被人掐住了喉咙。

翠芹看着我，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可她没哭出声，就那么含着眼泪看着我，眼神里头没有怜悯，没有同情，只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心疼，又像是决心。

“我娘让我别来了。”她擦了擦眼泪，声音有点发抖，可每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她说你家现在这个样子，我嫁过去就是跳火坑。可我不信，我不信你家会一直这样。老二，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大哥的腿，到底能不能保住？”

我低下头，好半天才从喉咙里挤出一句：“医生说……可能要截肢。”

翠芹的身子晃了晃，像是一棵被风刮歪的庄稼，可她没倒。她扶住了井台，站稳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点了点头，像是什么都明白了似的。

“那我就更应该来了。”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静得不像个二十一岁的姑娘，倒像个见惯了风浪的老人，“你家里现在这个样子，你娘肯定急坏了，你大哥躺在医院里，你大嫂那个人又不顶事，你要是再一个人扛着，你扛得住吗？”

我扛不住。我心里头清清楚楚地知道，我扛不住。可我不能不扛，我是这个家唯一的顶梁柱了。

翠芹见我不说话，走过来拉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很凉，掌心却是一片湿湿的汗，她握着我的手，握得很紧，像是怕我跑了似的。

“老二，咱俩的事，往后推推没事，我等得起。可你不能啥事都一个人扛着，你还有我。”

那是我第一次听翠芹说“你有我”这三个字。就这三个字，把我这些日子积攒在心头的所有委屈、所有疲惫、所有快要撑不住的崩溃，全都搅动了起来，搅得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夺眶而出。我使劲咬住嘴唇，咬得生疼，把那股酸意硬是压了回去。

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我越来越觉得，这句话是这个世界上最残忍的一句话。它让多少男人在最难的时候不能哭，不能喊疼，只能把所有的苦都咽进肚子里，咽得胃疼，咽得心碎。

大哥的腿到底还是截了。

手术那天，我娘哭得昏过去两次，大嫂站在手术室门口脸色铁青，一句话都没说，看我哥被推出来的时候，她转过身就走了。三天后，她收拾了行李，带着小侄子又回了娘家，这回走的时候没有放一句狠话，甚至连“离婚”两个字都没提，就那么安安静静地走了，像是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天的到来。

大哥醒过来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掀开被子看自己的腿。被子底下空空荡荡的，左腿从膝盖以下全没了，白色的绷带裹着残端，上面还渗着血。

他没哭。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把被子盖回去，闭上眼睛，安静地躺在那里，像一截枯死的树桩。可他放在被子外面的那只手，指节攥得发白，指甲陷进掌心里，掐出了血印子。

我走过去，把他的手掰开，跟他十指相扣，扣得紧紧的。

“哥，没事，有我在。”

大哥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无声无息地，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淌，淌进耳朵里，淌到枕头上，枕头湿了一大片。他哭得没有声音，可整个身体都在发抖，像是有人在他身体里头点了一把火，烧得他五脏六腑都在疼。

我也哭了。我哭得比我大哥还厉害，哭得直抽抽，像个孩子一样，鼻涕眼泪糊了一脸。我哭我大哥的命苦，哭我爹死得早，哭我娘这一辈子的不容易，哭翠芹的善良和委屈，哭我自己这些年拼了命地干活却始终翻不了身的无奈。

病房里的护士听见动静跑过来，看见两个大男人抱头痛哭的样子，愣了一下，默默地退了出去，把门带上了。

大哥出院那天，是翠芹用架子车把他从镇上拉回来的。我的自行车坏了，家里又没有别的交通工具，翠芹听说后，从她家借了架子车，一大早就赶到镇卫生院门口等着。她把大哥从病房里搀出来，扶到架子车上，铺了两床棉被让他靠着，又拿了一件自己的旧棉袄盖在他腿上。大哥的脸色蜡黄，瘦得脱了相，颧骨高高地突出来，眼睛深深地陷下去，看着让人心疼。

回去的路上，我在前面拉车，翠芹在后面推。路不好走，坑坑洼洼的，架子车颠得厉害，每颠一下大哥的眉头就皱一下，可他愣是一声没吭。翠芹在后面使劲推着车，碎花褂子被汗水湿透了，贴在身上，她的脸涨得通红，可一声累都没喊过。

经过村口的时候，大槐树下坐着几个乘凉的老太太，看见我们过来，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

“看见没有，李家老二拉着他那个瘸腿哥呢。”

“唉，这一家人命苦啊，老的走了，小的又废了一个。”

“翠芹那闺女也是傻，李家都这样了还往上凑，图啥呢？”

“图啥？图李老二那几间破房子呗，哈哈。”

笑声追着我，像苍蝇一样嗡嗡嗡地响。我的脸烧得发烫，手攥着车把攥得骨节发白，可我咬着牙没停步，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翠芹在后面推车，脸色平静得像一潭死水，好像那些话她一个字都没听见。

到了家门口，娘拄着棍子站在门槛上，看见大哥被抬进来的样子，眼泪又下来了。她没哭出声，用手背使劲擦眼泪，擦得眼睛都红了，可擦完又流，流完又擦，怎么都擦不干净。

我和翠芹把大哥安置在西屋的炕上。西屋原本是放杂物的，我花了两天时间清理出来，收拾干净，铺了新褥子，炕烧得热热的，屋里暖烘烘的。大哥躺在炕上，眼睛直直地盯着屋顶，那屋顶是我去年秋天新换的椽子，还散发着松木的香气。

“哥，你先歇着，我去做饭。”我帮他掖了掖被角。

大哥没反应，仍然盯着屋顶看。

我转身要走，他忽然伸出手来，抓住了我的胳膊。他抓得很紧，瘦得皮包骨的手指却像铁箍一样，箍得我胳膊生疼。

“老二，对不起。”他的声音嘶哑得不像话，像砂纸在石头上磨，“哥对不起你，对不起娘，对不起翠芹。”

“哥，你说啥呢。”我的喉咙又堵上了，说话的声音变了调，“你是我哥，我是你弟，这有啥对不起的？”

大哥松开了手，把脸扭到一边去，肩膀一耸一耸的，又哭了。

我逃也似的从西屋出来，站在院子里大口大口地喘气。翠芹端着一盆水从井台那边走过来，看见我的样子，停住了脚步，什么都没说，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目光柔得像三月的春风。

就那一眼，我的眼泪又差点掉下来。

日子还得继续过。

大哥截肢之后，家里彻底没了经济来源。大嫂回了娘家再也没回来，连个信儿都没有，小侄子跟着她，想见都见不着。大哥的伤情反反复复，截肢后的创口一直愈合不好，三天两头就要去镇卫生院换药、打针，每次去都要花钱。娘的老寒腿到了秋冬季节格外厉害，两条腿肿得像水桶，走路都要拄两根棍子，更别提干活了。

一家三口，两个半残废，所有的重担全压在我一个人肩上。

我在砖瓦厂的工钱勉强够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可大哥治病要花钱，大哥的营养费要花钱，家里吃的用的都要花钱。每个月的工资拿到手还没捂热就花出去了，根本攒不下一个子儿。结婚的事更是想都不敢想，连彩礼的三分之一都凑不齐。

翠芹隔三差五就来我家帮忙，帮我娘洗衣服做饭，帮大哥端屎倒尿，什么都干，一点都不嫌弃。大嫂走了之后，小侄子的衣裳没人洗，也是翠芹拿回家去洗，洗完晾干了叠得整整齐齐地送过来，连扣子掉了都给缝上。

翠芹她娘来过我家三次，每次来都黑着脸，坐不了一会儿就走。第一次来的时候还说了几句客气话，第二次来的时候话就开始难听了，第三次来的时候直接把我娘说哭了。

“婶子，我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可你瞧瞧你家现在这个样子。”翠芹她娘坐在堂屋里，眼睛扫了一圈我们家的破墙烂瓦，脸上的表情像是在看一个没救的病人，“两个老的都指望着你家老二，大哥又截了肢，大嫂又跑了，这一家子老弱病残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他挣那点钱够干啥的？我翠芹要是嫁过来，她这辈子能有什么好日子过？”

我娘低着头不说话，眼泪一颗一颗地砸在膝盖上。

我站在灶房里，背靠着墙，手攥成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掐得生疼。

翠芹在旁边急了，拉了拉她娘的袖子：“娘，你别说了！”

“我不说谁来说？”翠芹她娘一把甩开翠芹的手，站起来对着我娘说，“婶子，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要是真心为你家老二好，就别让他跟翠芹处了。他这个样子，拿什么娶媳妇？翠芹跟他耗着，耗到哪一年是个头？你让他该干嘛干嘛去，别耽误了我们家翠芹。”

我再也忍不住了，从灶房里走出来，站在翠芹她娘面前，深深鞠了一躬。

“婶子，你说得对，我现在这个样子，确实配不上翠芹。”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翠芹跟我处了大半年，我没能给过她什么，只有委屈。我不能耽误她，你把她带回去吧。”

话一出口，翠芹的脸刷地白了。

“老二，你说啥？”翠芹的声音发抖，眼睛瞪得大大的，好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我说你跟你娘回去。”我不敢看她的眼睛，怕一看就心软，“翠芹，你听我的，先回去，等我把家里的事理顺了，我再去接你。”

“你骗人！”翠芹的眼泪哗地就下来了，她使劲攥着我的袖子，指甲隔着衣服掐进我的肉里，“你这样说就是不要我了！老二，你不能这样！我们说好了的，不管多难都不分开！”

翠芹她娘在旁边拉着翠芹的手往外拽，翠芹死命地拽着我不肯松手，哭着喊我的名字，声音又尖又细，像是刀子划在玻璃上，划得人心里头全是口子。

我的眼泪也下来了。我使劲忍住不让自己哭出声，可眼泪不听话，哗哗地往下流，流进嘴里，咸咸的，涩涩的。我站在那里，像一个木桩子，一动不动，任由翠芹拽着我的袖子哭，哭得快喘不上来气了。

翠芹她娘好不容易把翠芹的手掰开，连拖带拽地把她拉出了院门。翠芹的声音越来越远，可还在喊着我的名字，一声比一声凄厉，像一只被猎人追赶的小兽。

院门关上的一刹那，我靠在门框上，慢慢滑下去，蹲在地上，把脸埋在膝盖里，终于哭出了声。

那天晚上，大哥叫我到他屋里去。他坐在炕上，手里拿着我爹生前用过的一把镰刀，刀口磨得锃亮，映着昏黄的灯光，闪着寒光。

“老二，你恨哥吗？”大哥问我。

“不恨。”

“你该恨哥。”大哥举起镰刀，用拇指摸着刀口，摸得很慢，像是在抚摸一件珍贵的宝物，“要不是哥没用，这个家不会弄成这样。大嫂不会跑，娘不会愁成这样，你也不会娶不上翠芹。哥就是个废物，活着就是个累赘。”

“哥，你别说了。”我走过去要夺他的镰刀。

大哥把镰刀攥得紧紧的，抬头看着我，眼睛里头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东西，像是决绝，又像是哀求。

“老二，哥跟你说个正事。你跟翠芹处对象这大半年，哥都看在眼里，翠芹是个好姑娘，你不能辜负她。明天你就去她家，跟她娘好好说，就说你大哥的事不用她操心，你李老二能养活自己一家人。你要是不好意思开口，哥去跟她说，哥给你当说客。”

我蹲在大哥面前，握住他拿镰刀的手，握得紧紧的，就像小时候他牵着我在村子里走一样。

“哥，你不用去。”我说，“翠芹的事我心里有数，你不用操心。你把镰刀给我，好好养伤，等腿好利索了，我给你安个假腿，你还能站起来。”

大哥盯着我看了好半天，忽然笑了，笑得很苦涩。他把镰刀递给我，拍了拍我的手背，说了句“老二，你比哥强。”

我把镰刀收走了，回到自己屋里，躺在炕上，盯着屋顶的椽子看，看了整整一夜。窗外的月亮从东边挪到了西边，月光从窗户纸上移过去，暗了又亮了，亮了又暗了，天就亮了。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石槽李家。

翠芹她娘看见我，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没让进门，只站在门口跟我说话。翠芹从屋里冲出来要过来，被她娘一把推了回去，翠芹在屋里哭，她娘在外面站着，隔着门槛，我像是一个陌生人。

“婶子，我来是想跟你说，翠芹的事我不会放弃，但我现在确实没条件娶她。你给我两年时间，两年后我一定把翠芹接回家，风风光光地接。”我站在门口，背挺得直直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掷地有声。

翠芹她娘看着我，沉默了很久。

“两年？”她哼了一声，“老二，你拿啥保证两年后你就能翻身？你大哥那个样子，你娘那个身体，你一个人挣的钱养活三个人都够呛，还能攒下娶媳妇的钱？不是我瞧不起你，是现实不容乐观。”

“我说到做到。”我看着她，目光没有退缩。

翠芹她娘又沉默了一会儿，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你跟翠芹的事，我不管了，她也长大了，自己的事自己做主。但我丑话说前头，她要等你就让她等，我是不拦了，可你也不能耽误她一辈子。要是两年后你还是这个光景，那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

我深深地鞠了一躬：“谢谢婶子。”

转身离开的时候，身后传来翠芹的声音：“老二，你等着我，我等你！”声音又大又清亮，穿透了清晨的薄雾，像一道光一样追上了我。

我没有回头，咬着牙往前走，不敢回头，怕一回头就再也迈不动步子了。

从石槽李家回来的路上，我做了一个决定。一个可能会让娘骂我、让大哥担心、让翠芹伤心的决定，可我非做不可。

我要去南方。

那个年代，去南方打工是很多乡下年轻人的出路。深圳、东莞、广州，那些名字听起来就跟外国似的，听说遍地都是工厂，只要你肯干，一个月能挣好几百块，比在砖瓦厂强十倍。我以前不是没动过这个念头，可家里老的老残的残，我走了他们怎么办？现在不一样了，大哥的腿虽然截了，可他已经能拄着拐杖下地了，扶着墙也能走几步。娘的身体虽然不好，可能做的家务还是能做，自己照顾自己没问题。我要是不走，这辈子就只能窝在这个穷地方，跟命运较劲较到死都翻不了身。

晚上，我把这个决定跟娘和大哥说了。娘沉默了很久，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只是坐在煤油灯下一针一针地纳鞋底，针扎进厚实的千层底里，发出噗噗的声响，一下又一下，像是心跳。纳着纳着，她的手停了，针线停在半空中，好久都没有落下去。

大哥把我的决定听完了，说了三个字：“你去吧。”

我看着他，他的眼睛里头没有不舍，没有担心，只有一种近乎残忍的坚定。

“家里的事你不用担心，我能行。”大哥拍了拍自己的残腿，嘴角扯了扯，笑得很勉强，“哥虽然瘸了一条腿，可还有两只手，饿不死。”

我知道他是在逞强，可我不能点破。有时候，点破是一种残忍，留着那层窗户纸，反倒是仁慈。

我走的那天是十月十二，秋深了，风里带着凉意，路两边的杨树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哗啦啦地往下飘，落在地上铺了厚厚一层。翠芹来送我，穿了一件大红色的棉袄，那是她过年才舍得穿的新衣裳，今天特意穿上了，说送人要穿得喜庆。

我们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谁都没说话。翠芹低着头，用脚尖在落叶上画圈，一圈一圈地画，画得落叶沙沙地响。我背着一个蛇皮袋，里面装着我娘给我做的十几张烙饼、两件换洗的衣裳和翠芹给我做的那双绣着并蒂莲的布鞋。

“到了那边来信。”翠芹说。

“嗯。”

“别太拼，身体要紧。”

“嗯。”

“别忘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