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头条勋章，记创作时光#新中国考古史上先后出现1950年代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1952、1953、1954、1955）、1984年至90年代初六期 “田野考古工作领队培训班”、1993—1996 年三期 “西山培训”等重要考古人才培养项目。其中1952—1955 年举办的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考古界习称 “黄埔四期”），是新中国考古专业培训的开端。本文以既有研究、官方报告与亲历者回忆录为基础进行整合梳理，在呈现共识性定位的同时，着重展现其形成过程中的分歧与争议，阐明分歧亦是史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力求更为完整地呈现这一史学节点的面貌。
一、考古 “黄埔四期” 的共识性定位：2005年的梳理与总结
从梳理和总结的角度，2005年具有重要意义，一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对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二是国家文物局专门举办了纪念座谈会。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孙秀丽在《考古的 “黄埔四期”——记1950年代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2005，《中国文化遗产》）一文对培训历程与学员贡献做了系统梳理，孙秀丽的研究见其论文，不再摘选，仅摘选其论文中 1—4 期培训班成员合影。
与此同时，2005年国家文物局举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50周年纪念座谈会，单霁翔在会上系统阐述了此次考古培训班在中国考古史上的重要性，其主要观点为：
20世纪20年代，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在中国考古学的初创时期，从事考古工作的人员不过寥寥数十人，他们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开展了一些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国家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发展，解决当时考古力量薄弱和专业人员极度缺乏的问题，在1952—1955年4年间，由当时的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国家文物局前身）、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身）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4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抽调全国各大区、各省市文管会、博物馆干部参加，共有346名学员接受了系统的文物考古培训。著名学者裴文中、梁思永、夏鼐、曾昭燏、郭宝钧、马衡、唐兰、张政烺、尹达、翦伯赞、韩寿萱、向达、苏秉琦、阎文儒、陈万里、梁思成、傅振伦、张珩、徐邦达、启功、莫宗江、宿白、安志敏、石兴邦、王仲殊、罗哲文等人参与了训练班的教学和组织工作。
举办4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为文物事业培养了大批业务骨干，缓解了专业人才紧缺的状况，为在全国范围开展大规模考古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当时的学校教育和文博专业技术人才培训提供了良好的教学范例。
这4期学员是新中国第一批接受系统考古训练的工作人员。建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这4期训练班学员是中国考古工作的骨干力量，他们组织了一系列重大的文物考古项目。在五、六十年代，没有这批学员参加抢救发掘，中国的文物无疑会遭受重大损失。各省由训练班学员陆续组织的省内培训班也扩充了基层考古力量。因此，这是一项高瞻远瞩的人才培养工作。
80年代以后，训练班的学员陆续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但许多先生直到今天还在文博战线上继续发挥着余热。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许多年轻人迅速成长，挑起了学术研究的大梁。50年过去了，培训班的教员们已成为中国考古学界的泰斗，而这4期培训班学员也因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吃苦耐劳的优良作风、爱岗敬业的职业操守赢得了中国考古“黄埔４期”的美誉。他们为中国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在中国文物保护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可以说，这4期培训班学员见证了新中国文物考古事业辉煌的发展历程。
2005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专题梳理与国家文物局50周年纪念座谈会，共同完成了对考古 “黄埔四期” 的权威定位与学术总结。单霁翔在座谈会上的阐述完整揭示了其时代背景、举办机制、师资阵容与历史意义。1952—1955年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是新中国为配合基本建设、破解考古人才短缺而开展的关键人才工程，以顶尖学者阵容构建了高水平教学体系，培养出新中国首批经过系统培训的考古业务骨干，不仅支撑了全国大规模抢救性考古发掘，避免了基建浪潮中文物的重大损失，还通过地方再培训持续壮大基层考古力量，为中国文物考古事业奠定了人才基础与工作范式。自获得 “考古黄埔四期” 的公认美誉以来，其在人才培养、文物保护、学科奠基等方面的重要价值，已成为新中国考古事业发展史中的共识性结论。
二、创办过程中的分歧：基于回忆录的呈现
考古 “黄埔四期” 的筹办过程中，不同参与者基于学科立场与现实需求形成了不同认识，亲历者回忆录较为完整地保留了相关讨论与决策过程。
2.1谢辰生回忆
这个阶段的重点是处理好文物保护与基本建设的关系。在建设中怎么保护文物?郑振铎和王冶秋就考虑，在保护中要解决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政策问题，一个是干部问题。政策问题，1953年的“政文习字第24号”文件解决了，下面就是干部问题。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初的时候，搞考古的人没几个，搞文物的人也没几个，现在文物界的那些大名家那时候还不是老头儿，还是年轻人。现在我们国家面临这么大规模的基本建设，考古工作该怎么办?郑振铎就想，在大规模基本建设开展之前，成立一个考古人员的短期培训班，用三个月时间训练。从旧中国留下的考古专家人数很不够，现在大规模基本建设，光靠这些屈指可数的专家根本不可能。但是他们可以当老师，在短期内培训一些人，来适应形势。在这个问题上，当时产生了分歧，夏鼐认为，考古学是科学，不可能在短期内培养这么多符合考古学要求的专业人才，对能不能办好培训班表示怀疑。郑振铎说，不指望三个月能解决那么多的大问题。因为考古是系统的，有技术问题，要学怎么考古，就要学绘图、懂测绘、会照相，在发掘的时候应该怎样把这些东西都记录下来，这都是技术问题，先把技术问题解决了。王冶秋说，现在情况紧迫，你不这么办，就解决不了矛盾，必然会造成损失。最后大家达成了共识。短期考古人员培训班一共办了四期，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三家联合办学，培养了341人，是从全国来的学员。培训班请了郭沫若、夏鼐、裴文中等一批名家给学员讲课，裴文中是培训班主任，重点训练田野考古发掘的技术，都是在工作中可以操作的实用技术。学员在三个月之内先把这些技术掌握了，然后就可以去工作了。在做具体工作中边做边学，慢慢体验，现在只要你能把考古现场客观地记录下来，考古做了，记录也有了，就已经算是跑步前进了。我们也不要求你在这个培训班上就能成为学者，现在主要是把技术熟练，把考古发现客观地老老实实地记下来。以后集中力量推进基本建设的考古文物工作，就是依靠这支队伍。
短期考古人员培训班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人把他们称为“黄埔四期”。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2.2王冶秋回忆
这些步骤也不能说错，方向方针也还是对的，也收到一些效果，但是我们思想上总是受到很多束缚，“拜物教”的影响还很深，文物事业的神秘观点还没有打破，迷信还很深，规律还没有完全摸到，甚至还有人怀疑文物、博物馆事业能否也象工农业一样来贯彻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他们认为文物事业、博物馆事业是只能“慢吞吞”的，文物只能保得“多”、保得“好”，不能要求“快”，要求“省”，要“全面保护”、“彻底保护"，建设要服从文物保护的利益，活的要服从死的;我们提出配合基建重点保护、重点发掘的方针，他们认为只能“主动”发掘，不能配合;我们说要办三个月的考古人员训练班，遭到一些专家的讪笑:“考古人员，三个月就能训练出来吗?这样做，大约比挖棺盗墓的强一点!”“发掘遗址，非三五年或一二十年才可以”、“办一个博物馆，起码要有几年乃至十几年的筹备时间”。库房整理，像故宫库房，一进城，专家“唬”我们说，得几十年乃至百年才能登记、编目、制出卡片，我们经过斗争，破除了一些迷信，拆穿了这一神秘论。考古人员，我们办了四期三个月的训练班(现在全国考古发掘工作，大部分靠他们)。配合基建，发掘遗址、墓葬，几年来获得了数十万件资料。尤其是在双反运动里开了全国文物、博物馆的跃进大会以后，象燕下都大遗址的保护，半个月的时间，探清主渠通过的地区的地下文物蕴藏情况，便把这一地区交给当地群众开渠，解决了约四万亩土地的灌溉，对于遗址保护并未受到损害，大受群众欢迎，体现了两利方针。首都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自然博物馆以及全国许多博物馆都在把展品送上山、送下乡、送下工地、送上门，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干部也得到极大鼓舞和教育。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须要政治挂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相信群众，配合当前政治任务，结合中心工作，就可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否则就是少慢差费，寸步难行，冷冷清清。
上述回忆内容显示，分歧集中于短期培训能否培养合格考古从业人员。专业研究者强调考古学的科学性与长期训练的必要性，管理决策者则立足于基本建设中文物抢救的现实需求，主张以短期技术培训解决人员缺口。分歧反映出学科发展逻辑与现实工作逻辑之间的张力。
三、结语
1952—1955年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是新中国考古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起点，其在配合基本建设、构建基层考古队伍、推动文物保护制度化等方面的作用，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与共识。而筹办过程中围绕培训模式、人才标准形成的不同认识与讨论，同样是该事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本文基于既有研究、官方报告与亲历者回忆录的整合表明，史学梳理不仅需要呈现事件的成果与意义，也宜呈现参与主体的不同观点、决策中的权衡与实践中的探索。不同立场的认识与讨论，并非历史叙事的冗余内容，而是理解历史过程、认识历史选择的重要依据。对考古 “黄埔四期” 的研究，兼顾共识与分歧、兼顾成果与过程，有助于形成更为全面、审慎的学术表述，为新中国考古事业发展史的整体建构提供更为扎实的基础。同时，对不同观点与历史过程复杂性的呈现，也有助于考古学史研究保持客观、包容的学术立场，更为贴近历史的真实情境。
注：1—4期培训班成员合影源自孙秀丽《考古的“黄埔四期”——记1950年代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2005，《中国文化遗产》）；单霁翔相关发言源自国家文物局官网；谢辰生、王冶秋回忆内容均出自各自回忆录。以上均为公开资料，不再逐一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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