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日,东京湾密苏里号甲板上刚奏完中国国歌,南京玄武湖畔的收音机里传出掌声。何应钦穿着旧式大檐帽,用毛笔在备忘录上写下几个字:风光一刻。那一刻他代表中国受降,续写了“黄埔保姆”的高光,可好景转瞬即逝。

回南京后不到10个月,蒋介石宣布撤销军事委员会,新设国防部。白崇禧掌部长,陈诚当总长,顾祝同管陆军,何应钦竟被晾在一旁。宴会上灯火辉煌,他却只能端着汽水站角落。有人压低声音问:“何部长,此番不见您职名?”他只挤出一句干笑:“换个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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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他被派去纽约出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中方团长”。名头听着响,实际就是外交跑腿——不握兵符、不理军费,连一辆吉普车都调不动。曼哈顿的会议室冷气太足,他常披着灰呢大衣打盹;议事本上写满了“空转”二字。

1947年底争组联合国军彻底破局,他揣着一摞未签字的文件返沪。正碰上东北战场溃败、陈诚引咎辞职,国防部长的位子突然空了出来。蒋介石表面客气:“老同学,请再挑重担。”何应钦知道火山口不好坐,却也想借势东山,再度披甲。

1948年春,他的檀香木办公桌上堆满战报。辽沈前敌告急,他连夜画圈点兵,电报飞向锦州、塔山,可各路主帅多看蒋校长脸色,发回的回复只有含糊两字:“再议”。同年11月,淮海战役已成定局,桂系将领开始逼宫。何应钦被迫递交辞呈,又被推去做行政院长,活脱脱救火队。

进入1949年1月,蒋介石自请“引退”,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驻桂林观望。何应钦觉得天赐良机,决定联李抗蒋。他给李宗仁连发五封电报:“请速赴广州主持大局。”李宗仁表态:“除非蒋先生让权。”何应钦听懂了弦外音,连夜写出六条条件,最辣的一条是“请蒋出国考察,暂离军政”。

电报送至溪口,蒋介石眉头微挑,只批了三个字——“悉允之”。外人以为风向变了,其实内情恰好相反。蒋当即通过秘密电台下令各兵团:一切调动依旧直报“校长”。宋希濂、黄维等将领心领神会,表面听令国防部,暗地却按溪口行事。

3月,何应钦指令十四兵团驻守芷江—常德,以阻华中解放军南下。宋希濂在电话里回一句:“奉校长密令,先保恩施。”短短十个字,把何应钦气得摔碎茶盏,却毫无办法。

随后湘西门户洞开,白崇禧的七个军命悬一线。广州政坛哗然,何应钦沦为箭靶,被迫再次辞职。外电报道他准备飞往旧金山“静养”,机票行李都已办妥,忽然收到蒋介石电报:“诸将官迁台,会合再议”。

权衡再三,他登上C-46运输机去了台北。抵达第三天,蒋介石安排他出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典礼足够隆重,实权却连司令部草纸都批不了。顾委会只剩一间挂满地图的旧平房,墙角传真机常年断线。曾经的参谋总长,如今连勤务兵都派不动。

1954年秋,国民党中央改组,他被授予一级上将终身俸。授衔仪式合影时,他把帽檐压得很低,照片冲洗出来,眼神几乎被阴影遮住。熟识他的老人悄声说:“何公如今像个古董,供着好看。”

自此以后,何应钦每逢会议准时出席,按议程签名,然后无声离席。大厅里人来人往,有人还会叫他“委员长麾下八大金刚之首”,可谁都知道,这尊花瓶再也掀不起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