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最不能明白的，就是当年向校长要那笔修路的钱，他批得那么痛快，可为什么到了厦门，我给他打了那么多求援的电报，他却一兵一卒都不肯派了？”多年以后，蛰居台湾乡间的李良荣脑海中估计总是会盘旋着这样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这寥寥数语，再次将我们拉回1948年3月的那个苍凉的午后。彼时，身为第9绥靖区司令的李良荣尚能走进总统办公室为家乡福建的公路建设申请经费。
据说那天蒋介石的心情不错，看着眼前这位对自己忠心耿耿、不拉帮结派且颇具“书生气”的将领，提起笔，大手一挥便批准了款项。
而这一次的批准也定格了李良荣人生中最后一段从容时光。没有人会想到，这份来自黄埔老校长的慷慨与和颜悦色，竟如昙花一现。一年之后，当李良荣退守厦门，成为孤悬海外的最后一枚棋子时，昔日那个“慷慨”之人却完全变成了另一副面孔。

不合群的人
当李良荣拿到修路款时，想必是踌躇满志的，他甚至觉得老校长心里记得这个学生，这也让他心中颇为得意吧。
李良荣与那些黄埔系里八面玲珑、拥兵自重的同窗不同，身上总带着点福建人特有的执拗与质朴。他不善于经营人际关系，也不屑于培植私人势力。蒋介石欣赏的，或许正是他这份敢当孤臣的“纯粹”。
然而，这种建立在个人忠诚上的“欣赏”，在宏大的政治棋盘上，往往最为脆弱。反观彼时的杜聿明、胡宗南等人，他们麾下兵多将广，深谙为将之道，即便偶有败绩，蒋介石也总是尽力维护、调拨资源。为何？因为他们的手中，握着蒋介石需要的实力与地盘。
李良荣却空只有一片赤诚，在1948年这个国民党风雨飘摇的时代，他还想着为家乡争取切实利益，这在南京的老蒋这里是极为不合群的。
不过是炮灰
待到山河变色，解放军挥师南下，福建成为东南沿海最后的屏障。
此时的蒋介石，才真正将目光投向李良荣。1949年8月，李良荣被任命为福建省主席，旋又兼任厦门警备司令。这看似是临危受命，天降大任，实则是一份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死任务”，甚至可以说李良荣被蒋介石推出来呆在了一个没有退路的位置。
李良荣手中掌握的多是刚从败退潮中收容的残兵，建制混乱，士气低迷。他曾数次致电台湾，请求补充装备和兵力，甚至恳请派军舰协防。
然而，台湾方面的回应，多是含糊其辞的勉励，或是遥遥无期的许诺。昔日的“一笔一挥”变成了如今的“一言不发”，这种反差，岂不令人心寒？
在那个孤城落日、波涛拍岸的厦门岛上，李良荣或许才真正明白，当一个人对上级的“价值”只剩下最后的“牺牲”时，那些曾经的温和与礼遇，便已提前预支完毕了。

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李良荣是念旧的，也是单纯的。他对蒋介石的忠诚，几乎带有一种旧式士大夫的“从一而终”。
他或许以为，自己二十余年的追随，足以换得领袖在关键时刻的信任与支持。但他忽略了政治逻辑的另一面：在政权风雨飘摇之际，资源的分配首先服从于“核心利益”的保存。
台湾，是蒋介石最后的退路，必须确保万无一失。所有的精兵强将、海空力量，都要用来拱卫这座最后的孤岛。而厦门，不过是延缓时间的缓冲地带。谁能守住厦门，固然可喜；守不住，只要能为台湾的布防争取到时间，也算是发挥了最后的余热。

从这个角度看，李良荣和他的部队，从一开始就被放置在了“牺牲打”的位置上。相比之下，那些早早退居台湾、手握重兵的将领则被蒋介石紧紧攥在手中，以备不时之需。同是黄埔门下，命运的歧路，竟在此时分出了清晰的方向。
当我军于10月15日发起对厦门的渡海进攻时，李良荣亲临前沿指挥，却终究无力回天。仅仅两昼夜，这座曾寄托着最后希望的岛屿便易手了。
李良荣率残部撤退至台湾，然而等待他的不再是批复经费的温和面容，而是冷冰冰的“革职查办”。从此，这位曾经的福建省主席、陆军中将，彻底退出了军政舞台，在乡间默默度过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