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20日下午，听说久病的刘泽华先生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住院，我和李治安兄一起去医院看他。因为那时候刘先生常住美国，回国时间不定，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他了。刘先生当时的病情已经很重，但他精神仍然很好，对自己的病情坦白又豁达，看得很开。刘先生那天仍然保持着一贯的对学校直至国家、社会各方面的关心。他还念念不忘地反复提到并感谢我们系友、前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为他的治疗和能够住进一中心医院所做出的努力。为了不影响他休息，我们不久就告辞了。以后一年多忙忙碌碌，虽然也时常听到他的消息，但再也没有见过刘先生。2018年5月8日，刘先生在美国驾鹤仙去，惊闻噩耗，悲痛之余，我才想到2017年1月20日竟然是我和刘先生所见的最后一面。时时回想，恍如昨日。
一
我是1982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1977级)考入南开随杨志玖先生学习元史的。入南开以前没见过刘泽华先生，但在报刊上已看过当时在学界已有很大知名度的刘先生的多篇论文，对他可谓久闻大名。入学后，除了杨先生的课，中国古代史专业我们那一届必修的有杨翼骧先生的“史学史”、来新夏先生的“古典目录学”和刘泽华先生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等。读研时期上刘先生的课，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对学子思想的启迪。当时上他课的同学都知道，刘先生最关注的就是上课时能不能产生思考的“火花”。思考是刘先生一辈子最突出的学术特色，他的自传《八十自述》的副标题也是“走在思考的路上”。他一生这样要求自己，也一直这样期许学生。上过他的课的都不会忘记刘先生用那浓厚的家乡口音辅以标志性的扬起摇动的右手食指提出的一个个让人深思的问题。他欢迎学生提问题，因此他的课总让人感到意犹未尽，课上课下和他交流的同学也格外多。我当时也放肆地提过一些不着调的问题甚至质疑，刘先生反而显得很高兴。从那时开始，我认识刘先生有三十五年了。我读研时我们的系主任是魏宏运先生。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系主任换成了刘泽华先生，数年中他又成了我的上司。我主治元史，研究内容以制度实证为多，但由于上过刘先生课所留下的影响，毕业后的几年自己还一直保持着对思想文化方面的兴趣，也一度打算将中国古代华夷理论和游牧民族间关系的历史做一个系统的研究(遗憾的是没有坚持做下去)。关于华夷理论和实践的一些想法当时和刘先生及其弟子(也是我读研的同学)有过讨论，期间刘先生主编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中华文化集萃丛书”之《风云篇》,我参与了其中与民族关系有关的七个章节的写作，更是在这方面有许多向刘先生的请教，那时到刘先生处的次数也就比较多。刘先生一贯欢迎青年教师与他做各方面的交流，据我所知，不管具体从事哪个方向研究的中青年教师，那时许多人都喜欢到刘泽华先生家跟他聊聊。在他家里谈论的内容也不一定是本专业，山南海北、天文地理都有，但大家都会感到很轻松，同时仍然会被不时冒出的“火花”所启发，所以每次从他家出来都会感到收获多多。我留校时已年近而立，但在我们1977、1978两级本科毕业为主读研的1981、1982两级研究生中，我居然还属于年龄较小的，故刘先生那些年一见到我就会说“少年来了”,不知道他是否还以这个称呼叫过其他人。刘先生没有当面表达过对我的看法。但据我陕西师大一个后来担任学校行政干部的同学告诉我，一次开会他碰见刘先生，询问我这个老同学在南开干得怎么样，刘先生答复说：“希望你们再培养一些这样的学生给我们。”同学告知后，我很感动，刘先生对我这样一个并非他直系弟子的学生和他心目中的“少年”的这种关爱我一直铭记在心。
二
刘先生是1957级南开大学的学生，虽然他业务上主要师从王玉哲先生，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先秦史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但他一直与杨志玖先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一直自称是杨先生的老学生。从年龄上说，1935年出生的刘先生和1915年出生的杨先生年纪上相差了二十岁。但刘先生说他是老学生中和杨先生交往最多的人之一，他们之间的关系“超过了普通的师生关系，可以说有一种父子之情”,更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刘先生1953年不到十九岁就入党了，进入南开后由于红专皆突出，一年级时就被学校抽调留校任助教，1965年又被确定作为第三梯队培养，拟任命为历史系副主任，但他对老先生们一贯保持着尊崇和虚心。“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先生也受到多次冲击，境况好转些后也曾被迫卷入到派别之中，但他没有挑动过派性，没有整过任何人。当时历史系一些造反派青年教师带头在南开抢占强分教授住房，一些老先生一生都难以原谅自己曾经的学生做出这种事情。刘先生没有参与这种行为，还为此多次安慰老教授们。1970年，南开大学按部署搞备战千里拉练，连五六十岁的老教授也必须跟着徒步行军。杨志玖先生身体瘦弱，又患有严重的腰椎病，实在难以跟上队伍，刘先生先是放慢步子等他，帮他背行李，后又向领导提出建议让杨先生坐收容车，杨先生才跟了下来。没有刘先生的帮助，很难想象杨先生当时怎么熬过这一关。杨先生后来许多家事、心事都愿意找刘先生倾诉。有时身体上有了问题，怎么就医也要找刘先生咨询，我就见过这样的例子。甚至杨先生和师母拌嘴了也会找刘先生去调解。杨先生是北大文科研究所和中研院史语所出身，考证精到，是为学术特长。一次刘先生向他介绍自己在考证基础上总结的历史研究中的考实性思考，杨先生非常肯定，说自己一辈子都在写考证文章，可是关于考证方法，没有刘先生总结的这么细致和系统，建议刘先生写成文章发表。后来刘先生遂与叶振华合作发表了《历史研究中的考实性认识》一文。20世纪70年代末，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计划出版一批现代史学大家的论文集，跟杨先生联系时，谨慎的杨先生觉得自己的论文“分量太少”,开始是婉言谢绝的，是刘先生一直鼓动和劝他，并为人民出版社传话表达诚意，杨先生才最终同意编辑出版《元史三论》。
“文革”后期，南开大学历史系为了应对大学开始招生(招工农兵学员)后老教材还不敢用，又没有合适的新教材的窘况，决定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以刘泽华先生为主编，三易其稿，先是油印后又内部版铅印，称《中国古代史稿》(试用教材)(系内师生亦简称“黄皮书”),前后经过近七年修订，到“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以《中国古代史》(上、下)为名出版(师生亦称为“蓝皮书”),这部约一百万字的教材是“文革”后出版的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大学中国古代史教材。印数多达十几万册，在相当长时间里被许多大学使用，直到世纪交替，许多学生考研还把其作为重要参考书。这套书也在长时期里成为南开史学的标志之一。刘泽华先生担任此书主编时，职称上还只是一个助教(因为大学已经很长时间不评定职称了),之所以被推为教材的主持人，一方面是当时政治要求第一，刘先生早就是历史系的总支委员和古代史的支部书记，是古代史教研室党龄最长的。当时的系主任魏宏运等领导也支持刘先生挑头；另一方面就是古代史教研室的教师都参加了编写，教研室里王玉哲、杨翼骧、杨志玖等老先生和冯尔康、郑克晟、汤纲、南炳文、傅同钦等老师都对刘先生的主持予以支持。老先生们对刘泽华先生的评价是：他能够团结人，是个开明的领导。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大家才能在“文革”尚未结束，老知识分子们还战战兢兢的政治环境中，互相协作，完成了在当时条件下能够写出的堪称高水平的著述。“文革”结束后恢复职称评定。刘泽华先生是学校第一批由助教破格晋升副教授的三人之一。其原因除了刘先生的学术成果和人望被系、校领导公认，也是系里老先生对刘先生学术、人品各方面有一致的大力推崇。1988年，刘先生任系主任三年届满，他表示不想再续任了。杨志玖先生和王玉哲先生分别找刘先生，在他们的极力劝说和系内教授会民意调查一致挽留下，刘先生才同意继续留任系主任。
三
刘泽华先生在政治思想史领域的学术成果很多是开创性的。他是“文革”后最早对史学政治禁区进行冲击的学者，所撰《砸碎枷锁解放史学——评“四人帮”的所谓“史学革命”》、《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与王连升合作)、《论秦始皇的是非功过》等论文在学界引起很大轰动和讨论。之后他的代表著作《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中国的王权主义》《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等，蔚为大观，在理论上形成了系统的以“王权支配社会”为核心的中国王权主义学说体系，他领导的思想史研究团队被学界誉为“刘泽华学派”“南开学派”。在宏大完整的理论架构下，刘先生提出了许多给人以振聋发聩之感的思考命题，如“除对象，争鸣不应有前提”“史家面前无定论”“政治概念大于阶级概念”“主奴综合人格是中国古代最具普遍意义的社会人格”“立公灭私实际是一个专制主义的命题”“圣人崇拜适应封建专制政治的需要”,等等。因为刘先生的研究是站在对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反思的高度上，他提出的思考观察点不仅有学术意义，也具有十分鲜明的社会现实意义。无可讳言，中国古代封建王权主义在政治、社会层面的影响，到当代仍然在许多方面可以看到。刘先生作为从事思想史的学者，对许多社会现象也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敏感和尖锐的眼光。一次我在南开大学西南村菜市场买菜，意外地看见刘先生也来了，当时放肆地和他开玩笑：“刘先生，你怎么亲自来买菜了?”刘先生听后并没有一般的哈哈一笑而过，而是当下立住，思考了一下后又抬起那标志性的右手指摇摇说：“‘亲自’这个词很有政治文化的意义，是王权政治体系中很有意思的一个派生物，我有空考虑以此为题写一篇文章。”我很感慨，刘先生的思想“火花”真是总在不断地迸发啊。
刘先生论著的现实性和思想敏锐也为他招来不少非议。从20世纪80年代起，颇有一些政界、学界的人把他看成是“自由化”的代表。就我看来，这种看法是一种对刘先生的误解甚至歪曲。刘先生自己多次向我们强调说，他是真正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他在自己的《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中说：“马克思主义在我心中”,“在各种主义中，我仍然相信大社会主义中包含着更多的共同价值”。1986年，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成立天津史学会，请刘先生做报告，刘先生其中一段话给我印象极深：“以前都说党员要无条件服从上级，想的通要执行，想不通打通思想也要执行。人的思想怎么能用外力去‘打通’呢?还有入党光荣，入不成党丢脸，退党更是可耻。入党似乎成了一种和社会地位、利益相关的事情了。入党应该是一个思想认同的理性过程，真正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超出利益考虑才应该入党，也只有这样的党员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刘泽华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党员，他的研究、反思以及担任系领导时的作为一直有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底线。套用现在一句时兴话，刘先生才是一个“不忘初心”的人。社会上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刘先生不一样，自然对他的政治评价也就相异了。
作为一位心怀国家和民族，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极深刻研究的历史学家，刘先生的研究成果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这一点以后的历史会证明。他的思考和结论也许有些人不赞成，但完全应该放在学术的角度去讨论，不能把他的思考硬要和某种政治倾向去联系。刘先生研究中常常有尖锐和超前的思考，但他在政治上是有自己底线和尺度的，他是一位有批判精神的、真正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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