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01月28日“一二八”事变爆发，德国军事顾问团通过近距离观察中日军队交战，看出中日之间军事与国力之间的差距，认为要想抵抗日本侵略，应结束内战，统一军政，方可对日一战。
那么，德国军事顾问团认为怎样才能结束内战？以什么方式统一军政？
对于如何结束内战，一致对外，几任德国总顾问的看法不尽相同。关于几位总顾问的履历，可看笔者前面的头条文章《“一二八”事变暴露中日之间的巨大差距，德国顾问团给了什么建议》，在此不再赘述。
乔治·佛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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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采尔是在国民政府工作时间最长的德国总顾问。
佛采尔深度参与中原大战，第四次、第五次“围剿红军”，用德国战术帮中央军打了不少胜仗，削弱了地方军阀与红军。
此外还参与了长城抗战，积极扩编顾问团，训练德械师。
佛采尔认为，结束内战的根本保障是打造中央军的绝对武力优势。具体措施有两点：
通过建立德式军官教育体系（步、炮、工、通等专科学校），为中央军培养统一指挥的军官团。
通过优先强化炮兵、装甲、通信等技术兵种，让中央军形成对地方军阀与红军的绝对火力与机动优势，以实力压服一切内战可能 。
汉斯·冯·塞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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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冯·塞克特，世界级军制大师，“落榜美术生”多次公开称赞其功绩。
塞克特的看法，与佛采尔的观点截然相反。
塞克特认为，应立刻停止一切内战，和平收编军阀、不全力“剿共”，全国兵力统一调转对日备战。
塞克特指出：中国国力贫弱、军队杂乱，内战无限消耗，只会亡国，严禁中央军再主动打军阀混战。
鉴于当时国内冗兵过多，约一百多万，常互相攻战，是内战根源之一。塞克特建议裁汰杂军、地方杂牌，只留少量精锐常备军。以少量精锐代替庞杂乱军，减少割据争斗。
对内，塞克特主张和平同化，不军事镇压，不靠打仗消灭地方势力；靠统一编制、中央财政统筹、统一训练进行温和收编，和平消解割据，杜绝内战。
针对蒋介石的积极“剿共”。塞克特认为，“剿共”不应是首要任务，建议“剿共”降级，通过局部牵制以缓和内部战事，把军费、人力全部省下来建设国防防范日本。
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
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 来源于网络
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于1935年3月接替塞克特成为总顾问。
他的主张基本沿用塞克特路线。
鉴于中日关系日益紧张，他主张快速裁军、快速整编。
·快速裁军：通过限制地方军阀扩军，撤销多余部队与司令部，从根源消除割据资本。
·快速整编：整编60个调整师（德械师），全国军令、军政、训练统一归中央，用制度终结军阀内战。
对红军，法肯豪森亦主张有限“剿共”，局部牵制，把主力与资源立刻转向对日战备。
特别说明的是，塞克特卸任前向蒋介石推荐法肯豪森，原因之一是法肯豪森是德国的“日本通”。
法肯豪森了解日本的国情及民族特性。
法肯豪森认为，日本是中国的唯一死敌，一切内战必须让位于抗日。国民政府应快速缩小内战规模，整编出统一、精锐、中央直辖的国防军，才能对内压服割据、对外抵抗日本。
结语
“一二八”事变的炮火，彻底撕开了近代中国与日本的国力、军力差距，也让来华的德国军事顾问们，看清了中国抵御外侮的核心前提——结束内战、统一军政。
从佛采尔的武力削藩、以强压弱，到塞克特的停战裁军、攘外优先，再到法肯豪森承续其志、快速整编，三任德国总顾问的方略之争，本质上是对“安内”与“攘外”先后次序、实现路径的不同抉择。
佛采尔的方案契合了当时国民政府对内集权的诉求，却让中国深陷内战消耗，白白错失对日备战良机；
而塞克特与法肯豪森，以职业军人的战略眼光，直指中国困局的核心：无休止的内耗只会让民族陷入万劫不复，唯有放下内部纷争、整编统一国防力量，才能凝聚起抵抗外敌的底气。
历史最终印证了两位顾问的先见之明，内战消耗从来不是救国之路。
民族团结、军政统一，才是一个国家抵御外侮的根本根基。
这段民国军事顾问的献策往事，也成为近代中国探索救亡图存道路上，一段值得深思的历史注脚。
参考资料：
1. 佛采尔：《总顾问佛采尔拟中国中部防御计划》、致蒋介石呈文（1934年）
2. 塞克特：《陆军改革建议书》（1933年）
3. 法肯豪森：《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1935年）
4. 徐康：《德国军事顾问团与中国军事现代化》
5. 马振犊、戚如高：《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6. 陈仁霞：《德国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始末》（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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