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欧洲猎巫运动简单归结为愚昧和宗教狂热,其实解释不了很多关键细节。最刺眼的一点,就是1487年出版的女巫之锤,竟然把使用草药治病明确写进了女巫罪状。

一个能缓解病痛、帮助接生的技能,为什么会突然变成需要清除的危险对象,这背后显然不只是迷信,而是权力对知识、对民间救治能力的敌意。

如果把时间线拉开看,问题会更尖锐。1405年至1433年间,郑和船队远航,不只是贸易和外交,也携带了成体系的医疗经验。

包括医官、稳婆、药工在内的人员,沿着东南亚、印度、非洲东海岸活动,草药、针灸、接生和消毒经验一起传播。等到明朝收缩海上活动,这些已经留下来的人和技术并不会自动消失,而是继续在港口和民间流动。

再看欧洲的时间点,1484年教皇发布谕令,扩大追捕所谓女巫的权限,1487年女巫之锤问世,第一次大规模猎巫潮也正是在1480年至1520年间出现。

这个阶段的欧洲,刚经历黑死病、饥荒、战争、教会权威动摇,社会焦虑极重。谁能真正帮人治病、接生、缓解瘟疫带来的恐惧,谁就会直接冲撞旧有权威。

于是懂草药的农妇、会接生的稳婆、掌握民间疗法的女性,反而成了最容易被清除的人群。

这也是猎巫最残酷的一面。受害者多数是女性,而且往往是独居者、寡妇、稳婆、草药医者。表面上是追捕异端,实质上是借灾难制造替罪羊,用恐惧巩固控制。

教会和世俗权力都从中得利,一方面重新树立权威,另一方面还能通过审判没收财产。很多地方审讯根本不需要证据,靠针刺、水验、寻找所谓标记就能把人推上火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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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草药治病被写入罪名,并不是偶然失误,而像是一种有针对性的打击。因为真正让旧秩序不安的,从来不是神秘本身,而是有效。

尤其在黑死病后,祷告解决不了现实痛苦,民间医者却可能真正救命。谁能治病,谁就在事实上动摇了权威的话语基础。

更讽刺的是,欧洲并不是完全拒绝东方医药。16世纪梅毒蔓延时,欧洲传统疗法效果很差,而土茯苓经海路传入后受到重视,甚至进入上层视野。

还有人痘接种的经验,后来也被视作免疫技术发展的重要来源。于是就出现了极其割裂的一幕,一边排斥、污名化掌握民间医术的人,一边又吸收、改造这些技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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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恰恰说明,猎巫不能只看成一场失控的情绪宣泄,它更像是一场针对知识、性别和社会控制的联合行动。中世纪末到近代初的欧洲,社会秩序崩塌,宗教改革冲突加剧,旧权威急需新的统治手段。

猎巫给了他们一个极方便的出口,把复杂的灾难归咎于少数弱者,把焦虑转化成审判,把知识拥有者变成危险分子。

至于那些画像中反复出现的黑发、黑袍、尖顶帽、猫和杵臼,当然很难仅凭图像就下定论,但至少能说明一件事,欧洲对女巫的塑造,并不只是虚构的恶魔形象,也夹杂了对异域知识、陌生技术和女性医者的集体恐惧。

一个社会无法理解的东西,往往最容易先被妖魔化,再被掠夺,最后被改写成自己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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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回头再看猎巫,最值得警惕的并不是表层的荒诞,而是那种熟悉的逻辑。真正被送上火刑场的,很多时候不是会施法的人,而是掌握民间知识的人,是能帮助他人活下来的人,是让旧秩序感到尴尬的人。把她们说成魔鬼,只是为了让清除看起来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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