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冀东军区联络部部长任远正在河北丰润一个叫皈依寨的村子开会。
第二天凌晨，枪声突然炸响——日伪军把村子围了个水泄不通。
八路军仓促突围，打得很惨。
430多人牺牲，150多人被俘。
任远在冲出去时被手榴弹炸倒，身负重伤，昏迷后落入敌手。
他被关进丰润县看守所，一开始用假名，说自己是警卫连长，想蒙混过关。
可没过几天，一个熟人也被押了进来——张铁安。
张铁安曾是任远亲手发展的地下情报员，后来意志动摇，投靠了日本人，当上伪新民会会长。
他一眼就认出任远，当场向日军指认：“这就是军区联络部长！他知道整个冀东和东北的情报网！”
日军如获至宝，但没急着上刑。
他们知道任远伤得重，怕一打就死，反而问不出东西。
躺在牢房里，任远心里清楚：身份彻底暴露了。
他脑子里装着上百个地下党员的名字、地址、联络方式。
一旦开口，整个组织可能被连根拔起。
他把同牢的交通员李永叫到跟前，低声说：“我活不成了。为了保护组织，请你……用绳子勒死我。”
李永一听，眼泪唰地下来了，拼命劝他别放弃。
任远却语气坚定：“这是命令，不是请求。”
李永颤抖着解下挂毛巾的绳子，套在他脖子上，咬牙勒紧。
任远很快失去意识。
可就在关键时刻，他无意识踢翻了尿罐，“哐当”一声。
门外哨兵听见动静，立刻过来查看。
李永吓得松手，自尽失败。
事后，李永被单独提走审问。
任远反倒没被处死，还被送到唐山陆军医院做手术，取出了胸口的弹片。
刚缝完针，一个日本军官闯进病房，拔刀架在他脖子上，吼着要杀他。
任远闭上眼，等死。
对方却收刀走了——原来只是试探。
之后，他被转到开滦医院“疗养”。
宫下大尉假意探病，旁敲侧击打听领导在哪、电台藏在何处。
任远装傻充愣，只说些无关紧要的话，一句关键信息都没漏。
一个月后，伤口基本愈合。
日军见硬的不行，又派叛徒张铁安来劝降，许诺让他当大官、享清福。
任远直接回绝：“我宁死不当汉奸。”
元旦那天，日军带他参加宪兵队晚宴，故意向众人介绍：“这位是任先生，现在和我们合作。”
想制造他已投降的假象，离间他和组织的关系。
任远马上识破，立刻捂头喊痛，要求回房休息，成功躲过这一招。
他意识到，光硬扛不行。
想起上级曾交代：被捕后若无法脱身，可在不暴露组织的前提下，用假情报迷惑敌人。
于是，他主动找宫下“谈条件”，说愿意交代，但有两个前提：
一是自己记不全所有关系；二是组织肯定已经转移，找不到人不能怪他。
宫下大喜，立刻答应改善伙食、保障安全。
任远花两个小时，凭空编出大连、长春、沈阳等15个假联络点，连代号、接头暗语都写得有模有样。
对关内的线索，他玩了一招“借刀杀人”。
故意供出几个早已暴露的汉奸，又重点举报伪军团长张爱仁“表面投日，暗中通共”。
张爱仁曾设伏杀害多名八路军战士，是个狠角色。
这次，日军信以为真，把他发配去东北煤矿挖煤，再也没能翻身。
日军彻底放松警惕。
1945年2月初，任远被“安置”到唐山市民杨博民家中，名义上自由，实则日夜被监视。
地下党同志张家声、王新民借探病之机与他接上头。
任远说明自己在用假情报周旋，请求组织安排营救。
双方约定正月初六晚上行动。
可初四深夜，日军突然来电，命他立刻去1240部队总部见山本大佐。
任远心头一紧：难道露馅了？
他决定不再等，提前突围。
初五天没亮，他就赶到张家声家，人不在。
张家声妻子二话不说，塞给他1000元路费，催他快走。
他找到王新民，说明情况紧急。
王新民毫不犹豫：“我送你出城！”
他妻子也点头：“你们先走，我们随后撤。”
两人换上长衫、戴上礼帽，扮成煤矿职员，借口去丰润提货。
门口三轮车夫是组织安排的接应。
出城后徒步三十多里，途中撞上日军巡逻队。
士兵厉声盘问。
王新民掏出名片，镇定解释是催货的。
对方上下打量一番，挥手放行。
下午四点，他们抵达刘家营。
村口儿童团员仔细核对身份，确认无误后，带他们进村。
村干部认出任远，激动地握紧他的手。
四个月的生死煎熬，终于结束。
后来他才知道，整个营救背后，是党组织精密布局——买通内线、安排接应、配合假情报，环环相扣。
任远在狱中宁死不泄密，又以智谋反制敌人，既保全了组织，又除掉了叛徒。
这不是小说，而是一段真实发生过的抗战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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