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笔者通过介绍美国最高院在Cox案中的相关意见，与中国当前裁判基调进行对照，反思我国“通知—删除—再通知恶性循环理论”，揭示该理论在法理逻辑、技术认知与产业影响层面暴露出的问题，提出回归严格法律构成要件的意见。
作者 | 陈明涛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引言
INTRODUCTION
近两年来，在涉及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案件中，一些法院采用一种有感染力的论证方式：“不能让权利人陷入‘通知—删除—再通知’的恶性循环”。这一观点有成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裁判基调的趋势。在涉及快手、夸克、百度等多家头部互联网平台的判决中，法院均以此作为支撑点，认为平台不能仅仅满足事后被动响应，而应当“主动作为”，负有事先的审查义务，或更高程度的注意义务，对其可能涉及的侵权内容，采取过滤、屏蔽、拦截等积极预防性措施。
简而言之，这一裁判基调的核心逻辑是：既然侵权链接、侵权视频在客观上反复出现，权利人不得不反复发起投诉，那么传统的“通知—删除”机制就不再充分；为打破这种循环，平台必须主动起来，从源头上识别并阻断侵权，这才是其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
可以说，这一论证具有强烈的道德感染力，容易获得普遍认可。
2026年3月25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Cox Communications, Inc. v. Sony Music Entertainment一案中1，以全体一致的方式对这种“知晓+不作为=帮助侵权”的扩张性司法逻辑作出了清晰的否定。应当说，该案的事实背景，与中国当前司法实践，争议相似，而裁判逻辑却相反，值得我们予以充分重视和反思。
基于这一背景，笔者通过介绍美国最高院在Cox案中的相关意见，与中国当前裁判基调进行对照，反思我国“通知—删除—再通知恶性循环理论”，揭示该理论在法理逻辑、技术认知与产业影响层面暴露出的问题，提出回归严格法律构成要件的意见。
一、相似的事实：Cox案的事实背景
Cox公司是美国主要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之一，为数百万订户提供宽带接入服务2。Sony Music等唱片公司联合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MarkMonitor，对其享有著作权的录音作品在互联网上的传播情况进行监测。在两年时间内，MarkMonitor向Cox公司发送了多达163,148份侵权通知3，主张特定IP地址下的Cox订户正在通过P2P网络非法分享Sony旗下作品。Cox公司虽然实施了一套“警告与暂停”机制（对收到13次以上通知的订户进行账号暂停或终止）4，但在该两年期间内，实际终止账号的订户仅32名，而同期因未付费被终止的订户多达数十万名5。
Sony Music据此起诉Cox，主张其虽“明知”用户的反复侵权行为却未采取有效终止措施，构成帮助侵权。其论证逻辑可以概括为：Cox收到了大量、具体、明确的侵权通知，知晓特定IP地址的订户正在反复侵权；Cox具有技术能力和合同权利终止这些用户的服务；然而Cox基于商业利益考量（用户付费收入）而未有效终止；因此Cox应当为其用户的侵权行为承担帮助侵权责任。
在初审程序中，陪审团判决Cox承担帮助侵权责任，赔偿金额高达10亿美元，这是美国版权诉讼史上数额最高的判决之一6。第四巡回上诉法院虽部分推翻了关于代位侵权的认定，但维持了帮助侵权认定，核心理由就是Cox“在明知特定IP地址重复侵权的情况下未予终止”7。
二审判决后，Cox公司向联邦最高法院申请调卷令8，最高法院于2025年6月授予调卷令，2025年12月1日进行口头辩论，2026年3月25日作出判决。最高法院推翻了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在判决结论上达成了空前一致，这在涉及高度争议的版权案件中相当罕见。
将Cox案的事实背景与中国当前司法实践对照，可以清晰地看到二者之间的相似性：其一，均涉及大型网络服务提供商；其二，均涉及大量、反复的侵权通知；其三，平台均采取了一定的应对措施，但被权利人指控为“不充分”“未达到有效制止侵权效果”；其四，法院均倾向于以“明知+未充分采取措施”为由认定平台承担帮助侵权责任。
这些事实相似性使得Cox案对中国司法具有显著的参照价值。
二、相反的观点：Cox案的分析框架
在美国最高院的判决书中，Thomas大法官撰写了多数派意见，从帮助侵权的法律构成要件出发，确立了若干极为重要的法理。
第一，明确区分“知晓”(knowledge）与“故意”(intent）。最高法院开宗明义地指出：“仅仅因为某公司向公众一般性地提供服务，并知晓该服务可能被部分用户用于侵权，该公司不构成版权侵权人。相反，服务提供者的帮助侵权责任，取决于其是否'故意'使其服务被用于侵权。"9("a company is not liable as a copyright infringer for merely providing a service to the general public with knowledge that it will be used by some to infringe copyrights. Rather, service providers' contributory liability turns on whether they intend their services to be used for infringement."）这一表述精准地区分了“知晓”与“故意”两个不同的主观状态。“知晓”是对客观事实的认知；而“故意”，是法律上对主观恶意的认定要求。仅有对侵权事实的一般性知晓，不能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帮助侵权故意。
第二，“故意”的认定只能通过两种方式予以证明。一是被告积极地“诱导”(induce）用户实施侵权行为，即通过广告、推销、明示或暗示的方式，鼓励用户进行侵权使用10；二是被告所提供的服务“专为侵权而定制”(tailored to infringement)，即该服务“不具备实质性或商业上重要的非侵权用途”11。除此之外，服务提供者不承担帮助侵权责任。这一规则的渊源，可以追溯到Sony索尼案12与Grokster案13，最高法院在Cox案中对此进行了明确的重申与确认14。
第三，即便服务提供者收到大量具体的侵权通知，且未终止涉嫌侵权用户的服务，该等情形本身也不构成“故意”15。这是Cox案最具突破性的法理贡献。Cox公司在两年内收到了多达163,148份侵权通知，涉及10,017件具体作品，并明确知晓特定IP地址的订户正在反复侵权。即便面对如此具体、明确、密集的“知晓”，最高法院仍然认定Cox不构成帮助侵权16，因为Cox既未“诱导”用户侵权，也未提供“专为侵权定制”的服务17。Cox向所有公众提供的，是具有实质性非侵权用途的通用网络接入服务18。
第四，DMCA安全港规则是“盾”，而非“剑”。最高法院明确指出，DMCA安全港规则的功能，在于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满足特定条件时提供免责依据，而绝非为权利人创设新的侵权责任基础19。即便服务提供者未能完全满足DMCA的条件，亦不当然意味着其需承担帮助侵权责任，后者仍需根据帮助侵权的独立构成要件（诱导或定制）进行判断。这一表述清晰地划定了“通知—删除”规则的功能边界：它是平台的免责盾牌，而不是权利人扩张主张的法律武器。
第五，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应承担“互联网警察”(internet police）的角色20。最高法院在多个段落明确指出，ISP是“互联网通道”的提供者，而非“互联网内容的执法者”。其法律义务应当与其客观技术能力及行业地位相匹配。要求ISP对每一份侵权通知都作出“终止用户服务”的反应，实际上是在要求ISP承担一种它既无能力也无意承担的执法角色。这一立场，从根本上限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边界。
更值得关注的是，Cox案的Sotomayor大法官与Jackson大法官，虽然对多数派的“过度限缩”路径提出了批评（她们认为最高法院应当保留“援助与教唆”等其他普通法理论以避免对帮助侵权类型的过度封闭），但她们在结论上仍然同意Cox不应承担帮助侵权责任，理由是Sony无法证明Cox具有“援助与教唆”所要求的主观要件21。这意味着，无论采取“严格限定型”路径（多数派），还是“开放型”路径（协同意见），最终在结论上都达成了一致，即单纯的“知晓+不作为”，不足以构成帮助侵权，这反映出Cox案所确立规则在美国司法系统中的稳固性。
三、对比反思：“通知—删除—再通知”恶性循环理论的错误
以美国最高院Cox案为参照，反观中国当前的裁判基调，可以发现“通知—删除—再通知”恶性循环理论存在以下问题：
（一）
责任错置：把权利人维权成本不当转嫁给平台
“恶性循环”理论的第一个缺陷，在于它将权利人维权成本不当地转嫁给平台和广大互联网用户。
诚然，权利人在面对海量、分散、动态的侵权行为时，确实需要付出一定的维权成本，包括监测成本、投诉成本、诉讼成本。但维权成本的存在，本身就是版权法在权利人利益与公众信息流通利益之间所做的制度性安排。版权并非一项绝对的、无需任何主动维护的财产权；权利人享有版权所产生的市场价值，但同时也应承担相应的维权成本。
如果以“维权成本过高”为由，反向要求平台承担超越法定义务的事先审查责任，实际上是把权利人的维权成本不当地转嫁给平台和广大互联网用户。这种转嫁，既缺乏立法依据，也违反了《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所确立的“通知—删除”规则的立法本意22。
更重要的是，这种转嫁的最终承担者并非平台本台，平台的合规成本会传导至其服务定价，最终由广大互联网用户承担；同时，平台的过度审查会压缩用户的信息流通空间、合理使用空间，使广大网民的言论自由、合理使用、隐私权益受到隐性损害。Cox案最高法院在判决中已经明确指出：DMCA安全港的立法目的之一，正是“防止权利人将其维权负担转移给ISP"23，这一立场对中国相关讨论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二）
技术误判：对“事先过滤”可行性的不当假定
“恶性循环”理论的第二个缺陷，在于它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技术能力的不当假定。
司法裁判要求平台采取的措施，必须是技术上现实可行的措施。“恶性循环”理论的观点认为，只要法院判令平台采取过滤、拦截措施，平台即“应当”具备相应技术能力。以搜索引擎为例，通用搜索引擎对网页自然语言内容的语义识别能力，在当前技术框架下根本不具备相应能力。搜索引擎对网页的识别仅基于其源代码，而非网页所呈现的具体内容含义；信息存储空间对海量用户上传内容的事先视频特征比对，亦面临巨大的算力、误伤与隐私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全球范围内，无论是谷歌、必应，还是国内的任何搜索引擎厂商，都不存在主动版权过滤技术的产业化落地案例，即便是相关研究文章亦不存在。
中国司法在评估平台是否应当采取“过滤、拦截”等事先措施时，大多数判决并未通过权威的技术鉴定意见、行业研究报告等证据严格审查相关技术的产业化落地可行性，而仅以“行业内已有相关技术”“平台具有较强治理能力”等模糊性陈述代替严格的技术事实查明，这种基于“想象”而非“事实”的技术能力推定，在Cox案的法理框架下是不可接受的。美国最高法院多次强调，服务提供者的法律义务应当与其客观技术能力相匹配，司法机关不应基于对技术能力的不当推定而创设超越现实的法律义务。
（三）
规则突破：实质性架空了“通知—删除”避风港的功能
“恶性循环”理论的第三个，也是最为根本的缺陷，在于它在司法层面实质性架空了“通知—删除”避风港规则的功能。
不管是《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还是《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所确立的“通知—删除”规则，在立法逻辑上移植于美国DMCA安全港，它是平台承担网络服务的免责依据。然而，“恶性循环”理论实质观点是：即使平台依法及时处理了合格通知，只要侵权事实在客观上反复出现，平台就仍然要承担帮助侵权责任，并要被判令采取超越“通知—删除”机制的事先过滤措施。这种司法立场，等同于把“通知—删除”规则降格为“最低义务”，而把“事先过滤、拦截”作为新的、未被立法明确认可的“补充义务”。这种规则突破，违反了立法机关在版权人利益与互联网产业发展之间所作的衡量，使法定的“避风港”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名存实亡。
与之对应，Cox案最高法院的立场提供了反向参照：即便Cox公司未能完全满足DMCA安全港的条件（其“重复侵权人政策”被先前法院认定为不合格），最高法院仍然不据此扩张其帮助侵权责任，而是严格按照帮助侵权的独立构成要件（诱导或定制）进行判断。这种对法定规则边界的严格遵守，是值得中国司法借鉴的。
结语
“通知—删除—再通知”的恶性循环理论之所以具有的感染力，在于它给司法者提供了一种“积极保护权利人”的道德优越感。然而，真正高质量的司法，不应满足于这种道德修辞，而应当回归严格的法律构成要件、客观的技术事实查明以及精密的利益衡量。
Cox v. Sony案向全球司法界提供了一个清晰样本：在网络服务提供者帮助侵权这一议题上，美国最高司法机关重申技术中立、严重构成要件、避免责任泛化的传统立场，从而为美国的技术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24。国际社会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帮助侵权责任的主流立场已经清晰确立。中国司法在创设高于国际通行标准的责任规则前，应当审慎评估其对本土技术产业的合规成本影响、对国际版权资本“诉讼套利”的诱发效应，以及在国家产业战略层面可能引发的连锁后果。
可以说，当前某些法院所秉持的“恶性循环”裁判基调，无论从法理逻辑、技术认知，还是从国际比较法视野看，都存在显著的反思空间。司法机关在每一个具体案件中所作的选择，看似只是个案正义的实现，实则是国家法律基础设施的塑造。希望中国司法能够以更开阔的视野、更深入的法理分析，在权利人利益、平台合理预期、用户基本权利、国家产业战略之间寻求精密的平衡，而不是被表面的道德修辞所裹挟，走向规则突破与责任泛化的歧途。
本系列评论后续两篇，将分别就“实质性非侵权用途”规则在中国司法实践中的若干误读，以及Cox案对中国互联网产业及人工智能产业的产业战略意义，做进一步展开讨论。
注释（上下滑动查看）
1 Cox Communications, Inc. v. Sony Music Entertainment, 607 U.S. (2026), No. 24-171, slip op. (Mar. 25, 2026)。本案判决书由Thomas大法官撰写多数意见,Roberts首席大法官、Alito、Kagan、Gorsuch、Kavanaugh、Barrett大法官加入;Sotomayor大法官撰写协同判决意见(concurring in the judgment),Jackson大法官加入。判决书原文可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官方网站查阅:https://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25pdf/24-171_bq7d.pdf。
2 Cox案多数意见,Slip Op. at 3。原文:"Cox Communications, Inc., is an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that serves about 6 million subscribers."
3 Cox案多数意见,Slip Op. at 4。原文:"In the roughly 2-year period at issue here, MarkMonitor sent Cox 163,148 such notices."
4 Cox案多数意见,Slip Op. at 4。多数意见详细叙述了Cox的逐级响应机制:第二次通知后发出警告,后续通知后暂停IP地址访问,13次通知后终止全部互联网服务。
5 Cox案多数意见,Slip Op. at 5。原文:"Sony points out that Cox terminated only 32 subscribers for infringement during the claim period, even as it terminat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subscribers for nonpayment during the same period." 同时,多数意见指出,Cox方面则主张其警告与暂停机制阻止了98%的已识别侵权("Cox resists this characterization by pointing out that its warning and suspension system ended 98% of identified infringement.")
6 Cox案多数意见,Slip Op. at 5-6。原文:"According to Sony's allegations, Cox was liable for willfully infringing 10,017 copyrighted works, subjecting it to up to $1.5 billion in statutory damages."陪审团最终判决10亿美元法定赔偿。参见464 F. Supp. 3d 795, 807-808 (E.D. Va. 2020)。
7 Sony Music Entertainment v. Cox Communications, Inc., 93 F.4th 222, 236 (4th Cir. 2024)。第四巡回法院的核心论证在于:"supplying a product with knowledge that the recipient will use it to infringe copyrights is exactly the sort of culpable conduct sufficient for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此项推理援引自该巡回法院在BMG Rights Mgmt. (US) LLC v. Cox Communications, Inc., 881 F.3d 293, 308 (4th Cir. 2018)中的先前立场。
8 Cox v. Sony Music案的程序进程:最高院于2025年6月授予调卷令(606 U.S. 930 (2025));同时拒绝Sony就代位侵权问题的反向调卷申请(606 U.S. 931 (2025));2025年12月1日进行口头辩论;2026年3月25日作出判决。
9 Cox案多数意见,Slip Op. at 1。原文:"Under our precedents, a company is not liable as a copyright infringer for merely providing a service to the general public with knowledge that it will be used by some to infringe copyrights."判决书第7页进一步阐释:"The provider of a service is contributorily liable for the user's infringement only if it intended that the provided service be used for infringement."
10 Cox案多数意见,Slip Op. at 7。多数意见援引Grokster案中Ginsburg大法官的协同意见(545 U.S. at 942):"A provider induces infringement if it actively encourages infringement through specific acts." 同时援引古早判例Kalem Co. v. Harper Brothers, 222 U.S. 55, 62-63 (1911)及Henry v. A.B. Dick Co., 224 U.S. 1, 49 (1912)。
11 Cox案多数意见,Slip Op. at 7,援引Grokster, 545 U.S. at 942 (Ginsburg, J., concurring)(quoting Sony, 464 U.S. at 442):"A service is tailored to infringement if it is 'not capable of "substantial" or "commercially significant" noninfringing uses.'"
12 Sony Corp. of America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 464 U.S. 417 (1984)。该案确立了"实质性非侵权用途"(capable of substantial noninfringing uses)规则,即只要技术工具具有商业上重要的非侵权用途,其制造与销售者即不承担帮助侵权责任。
13 Metro-Goldwyn-Mayer Studios Inc. v. Grokster, Ltd., 545 U.S. 913 (2005)。该案在Sony规则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诱导侵权规则"(inducement rule):"凡向他人推销侵权用途的设备,通过明确表达或其他积极促进侵权的步骤所表明,该设备就应当对由此引发的第三方侵权行为承担责任。"Id. at 936-937.
14 Cox案多数意见,Slip Op. at 7,援引Metro-Goldwyn-Mayer Studios Inc. v. Grokster, Ltd., 545 U.S. 913, 930 (2005)以及Sony Corp. of America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 464 U.S. 417, 440-441 (1984)。判决书指出,这两种证明方式与专利法的35 U.S.C. §271(b)(诱导侵权)、§271(c)(销售不具备实质性非侵权用途的产品)在结构上相对应。
15 Cox案多数意见,Slip Op. at 8-9。多数意见明确表示:"This Court has repeatedly made clear that mere knowledge that a service will be used to infringe is insufficient to establish the required intent to infringe." 该立场援引Kalem Co., 222 U.S. at 62;Sony, 464 U.S. at 439;以及Grokster, 545 U.S. at 939, n.12("a court would be unable to find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liability merely based on a failure to take affirmative steps to prevent infringement")。
16 Cox案多数意见,Slip Op. at 9。原文:"As for inducement, Cox did not 'induce' or 'encourage' its subscribers to infringe in any manner. ... Sony provided no 'evidence of express promotion, marketing, and intent to promote' infringement. And, Cox repeatedly discouraged copyright infringement by sending warnings, suspending services, and terminating accounts."
17 Cox案多数意见,Slip Op. at 9。原文:"Cox's Internet service was clearly 'capable of "substantial" or "commercially significant" noninfringing uses.' ... Cox simply provided Internet access, which is used for many purposes other than copyright infringement."
18 Cox案多数意见,Slip Op. at 9-10。原文:"The Fourth Circuit's holding thus went beyond the two forms of liability recognized in Grokster and Sony. It also conflicted with this Court's repeated admonition that contributory liability cannot rest only on a provider's knowledge of infringement and insufficient action to prevent it."
19 Cox案多数意见,Slip Op. at 10。原文:"Sony does not contend that the DMCA expressly imposes liability for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who serve known infringers. It does not. The DMCA merely creates new defenses from liability for such providers. And, the DMCA made clear that failure to comply with the safe-harbor rules 'shall not bear adversely upon . . . a defense by the service provider that the service provider's conduct is not infringing.' §512(l)." 该条文位于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17 U.S.C. §512(l))。
20 Cox案多数意见对ISP角色的限定在多处反复出现,参见Slip Op. at 3-4(指出ISP"对其互联网服务如何被使用、由谁使用知之甚少";"它们也不能直接控制其互联网服务如何被使用")。该立场亦呼应Cox方面在口头辩论中的核心主张——ISP不是"互联网警察"(internet police)。该用语虽未直接出现在判决书中,但已成为Cox案后美国学界讨论该案立场的通用表述。参见Holland & Knight, "What the Supreme Court Ruling in Cox v. Sony Means for Tech Providers and Copyright Owners" (Apr. 2026), 文中明确指出本案判决重申了"service providers' contributory liability turns on intent and not a generalized awareness of user wrongdoing"。
21 Cox案Sotomayor大法官协同判决意见(Sotomayor, J., concurring in the judgment, joined by Jackson, J.),Slip Op. at 1-5。Sotomayor大法官批评多数派立场:"The majority's artificial limiting of secondary liability is supported by neither precedent nor statute."(Slip Op., concurring at 3)但其在结论上同意Cox不承担帮助侵权责任,理由是Sony无法证明Cox具有"援助与教唆"(aiding and abetting)所要求的主观要件。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并根据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23 Cox案多数意见在Slip Op. at 10对Sony有关"DMCA安全港若不能扩张帮助侵权责任则无意义"的主张进行了直接否定;Sotomayor协同判决意见在Slip Op., concurring at 5-6对DMCA的立法激励结构作了进一步分析,指出DMCA的核心功能在于"在保护ISP免受不可能完成的执法负担的同时,激励其采取合理措施"。
24 U.S. Copyright Office, Section 512 of Title 17: A Report of 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s (May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copyright.gov/policy/section512/section-512-full-report.pdf。该报告系美国国家版权局对DMCA第512条避风港规则进行长达数年深入调研后的最终成果,其结论之一即明确指出维持安全港规则的稳定性对美国互联网产业及其全球竞争力具有根本意义。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知产力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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