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黛玉去世后,薛蟠出人意料地为她做了两件事,这两件事既合理又令人回味无穷
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十五,夜过三更,金陵秦淮河畔的灯船仍旧人声鼎沸。薛家大少薛蟠倚着船栏高歌,句子里夹着粗鄙戏词,听得游人频频侧目。同行友人低声劝他“少喝点”,他却拍着桌案笑道:“痛快才是真!”这一幕,在当时再寻常不过——富商子弟不学无术,招摇过市,街坊私下唤他“呆霸王”,大抵也没人指望他能有何体面举动。
薛家的底子不俗。祖上因运盐发家,靠着巨额漕运盈利,捐得一顶五品同知虚衔。薛父早逝后,寡母薛姨妈以宽纵弥补对独子的怜惜,钱银似流水一般任他挥霍。于是,赛马、斗鸡、走马楼、青楼酒肆成为这位“金陵一霸”的日常。比起动辄背诵四书五经、吟风弄月的世家子,商贾出身的薛蟠只会写账房里常用的阿拉伯数字,却偏偏有使不完的钱与闯不完的祸。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京城贾府里,竟做了两件颇耐人寻味的事。一件发生于林黛玉病重时,另一件则在她香消玉殒之后。两次出手,都花了大钱,也冒了大风险;看似不合常理,细想却不难理解。
先说第一桩。黛玉从苏州投奔外祖母后,先天不足的病根愈发沉重。她的医案传到贾府,所列药料如龙脑血珀、真西域红参,多半市面无价。宝玉心急如焚,到处托人,却总差几味关键药引。薛蟠凑巧听闻,当场抢过方子往怀里一塞,说声:“我来!”转身便走。此后两三年里,他在江南各大药铺贴出重金悬赏,甚至拆下凤姐钗上珍珠,只为凑足最后一味“千年老白藤”。有人笑他多管闲事,他照旧吹胡子瞠目:“我认了妹妹,就是自家人!” ——这句粗声粗气的话,在府里没人当真,直到药包完封送至潇湘馆,众人才知他是真的办到了。
黛玉终究没有捱过那年六月。贾母以“宝玉新婚,勿惹晦气”为由,闭门不见;府里只来几碗桂圆雪梨汤,算作“慈悲”。换衣、收敛、择穴,一桩都没定。彼时的贾府,外债缠身,内库空虚,众人心知肚明,却无人愿意多掏一分银子。
就在众丫环偷偷抹泪时,薛蟠再次闯进来。他带着两名心腹,命人抬下一口金丝楠木寿材,口袋里还夹着舟费、路费的银票。凤姐压低声音问他缘由,他不过甩了甩袖子:“她要回苏州,我送。”语气仍旧粗鲁,却挡不住场面骤然安静——众人这才发现,真正把那位羸弱姑娘当成家里人的,竟是平日最不被看好的薛少爷。
从秦可卿丧事到今日,这已是薛蟠第二次为贾府提供棺木。楠木难得,别说眼下拮据的贾府,就是财大气粗的王家也未必忍心自掏腰包。古礼讲究“入土为安,归葬故里”,外嫁或寄居闺秀若想魂归祖茔,需有人承担漫长水陆程费。薛蟠将黛玉灵柩由护卫随行,经京杭大运河南下,转溯江水入吴门,照着苏州林家旧谱所载的坟茔安放。全程耗银数千两,账册至今仍存薛家旧箱,可见金额之巨。
有人疑惑,他为何肯花如此代价?答案或许并不复杂。明清时期,商贾世家虽富,却总被望族视作“末业”,在文化层面难得认同。薛蟠既羡慕贾府那份书香气,又深知自己难挤进“正统”门槛。对他而言,照料黛玉是本能的好感,也是一次向大家庭证明“我也有情有义”的机会。更何况,当时宝钗已许配宝玉,薛蟠的姊妹依附贾府,兄长若能善后,既不失体面,也护得家族颜面。
对比之下,贾府的冷淡另有深意。家道中落时,任何额外支出都足以压垮脆弱的账本。黛玉既无子嗣,又无丰厚嫁妆,与其为她大费周章,不如把资源倾向宝玉与宝钗的婚事,这样的算盘在内宅无人敢说,却人人心知。也正因如此,薛蟠的慷慨才显得突兀;但若将他放回到人情世故的坐标中,这份仗义反倒符合他行事的惯性——亏欠了,就拿银子补;认了亲,就不怕花钱。
黛玉的灵车缓缓离京那天,雨蒙蒙,柳絮随风。贾府门前只站着几个照例来帮忙的家丁,连一炷长香都显得奢侈。薛蟠却站在舟头,披着旧狐裘,眼神里罕见地带着郑重。这副模样,与当年灯会上恣意狎乐的他判若两人。彼时船橹击水,他回首望了望那座富丽却已显残破的大观园,轻声自语:“也算是完了一件心事。”
后来,贾家的败落在京中不胫而走;薛家也因盐价波动而风光不再。史书零星记下:薛蟠客死江上,遗产散佚,只留下几张旧账册,里面详细记着替林府购买药材、承运灵柩的花费。纸张已泛黄,墨迹偶有模糊,却仍能看出那一行行记录后的重笔批注——“此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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