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
4月29日，专案组开始着手调查庄亚铁小组其他四个特务的下落。一拨人去了看守所，分别提审已被捕的卢学仁、李思宝两人。二人都表示，庄亚铁小组除庄亚铁与他们两人外，还有四个特务，分别叫潘大展、楚阿牛、洪春笙、纪博士。解放前他们一起活动过，但按照军统的规定，他们互相之间是不允许发生横向联系的，所以除了姓名之外，其余一概不知，但那四人解放后都是被判了刑的。
随后警察开始对篮桥监狱查阅是否有潘、楚、洪、纪四人的服刑档案，查到了以下情况：潘、楚、洪、纪四人确实都因解放前的那段情报特务历史而被捕判刑，由于罪行不算严重，交代得还算彻底，所以也就只判了四年至六年徒刑，至1956年均已获释。如果史瑾找到他们而且他们肯干的话，料想是完全能够胜任台湾方面的使命的。因此，估计史瑾不会放弃过四个最佳人选。
次日，警察分头悄然查访潘、楚、洪、纪四人的家庭住址和现实情况。可是，查下来的情况却有些不妙。这四位被捕时的讯问笔录中的确记录了家庭住址，但管段派出所调查时，却被告知这四人自被捕后就跟当初的家庭断绝了来往。释放后户口还是应该迁回原籍居住地派出所管段的，可是，这四位的情况有些特殊——
潘大展原住徐家汇枫林桥，他服刑期间父母病亡，妻子带着一对子女改嫁他人去了外地，原先的住房是潘家的，但临走时被她卖掉了。这样，他的户口就没法回迁了。
楚阿牛原住虹口区虹镇老街，被捕时未婚，父母早已经双亡。楚家有三个儿子，他是老三。以前当特务时挣的钱钞没少拾两个哥哥花，可是他进监狱后，两个哥哥就把他忘记了。等到快要释放，监狱振人击落实户口时，老大老二早已把他原来住的房子给瓜分了，以最时髦的“划分阶级界限”为理由坚决拒绝落进户口。
洪春笙原住杨浦区榆林路，不过在他服刑期间，老婆病死，孩子失踪。加上他家房子紧邻的工厂扩建，搞动迁时因为他家里没人，就没给安排，谁也没法解决。
纪博士原住卢湾区马当路，他是四人中唯一一位出狱时有房子可以栖身的，不过不是被捕时他居住的一幢花园洋房中的一个汽车间。不过已经让军队征用了。监狱方面替他落实户口时，街道让他住进了附近的一间无主草房，不过户口没法解决，因为按规定没有门牌的房子是不能上户口的。
所以，这四人都是“袋装户口”——即监狱给了他们户口迁移证明，但只有当他们有了可以迁入户口的住房时才能迁入。这是1954年至1956年间他们释放时的情况，现在已经是1959年了，这期间是否已经落实了户口，那就不清楚了，所以调查起来很麻烦。
于是，专案组分头跑派出所查找潘、楚、洪、纪四人的现住址。上海当时有十个区，一百多个派出一个一个查，在5月1日这天竟然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专案组收到了一封举报信，举报一个疑似史瑾的女人的下落!
这封举报函件寄自苏州，但奇怪的是，信中被举报对象的地点却是在杭州。信是手写的，字体看着似乎有些奇特，但—时却又无法说出奇特在哪里。写信人称，其近日在与一友人闲谈时得知，上海有一专门倒卖票券的女子，最近好像受到了上海执法部门的调查，为此惴惴不安逃至杭州市，暂住于武林门一带；写信人作为一名守法群众，深感有义务向执法机关反映。为此特地咨询了懂行朋友，得知该女子的行为已经触犯刑律．应当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置，故特向上海市公安局反映，希望人民公安机关尽快调查。
信是以平邮形式寄给上海市公安局黄赤波局长亲启的，信的内容出现在当日的《敌情通报》上了。专案组长彭博欢读到这个内容时，，就让小钟给市局办公室打电话，请他们派人把该信原件送到专案组。
这是一封普通信件，信笺信封都是当时街头小店都有供应的没有特色的大路货，信笺盖的是苏州市阊门邮局的日戳。彭博欢和小钟分析了信件内容，觉得被举报的对象似乎有些像史瑾。不过，使人不解的是，如果那个女人确是史瑾的话，写信人怎么知晓其曾在上海倒腾票券之事？尽管信中称系其听别人说的，但“别人”又是怎么知晓的呢？
要知像史瑾这样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特工，通常对于自己的机密是绝对守口如瓶的，现在看很有可能有两种可能：一是告诉写信人的那位在接触这个女人后根据什么迹象自己猜测的；二是这人确是史瑾，她把收购全国粮票的业务转移到了杭州，为获取杭州黑市人员的信任，故意放出了风声。
对于专案人员来说，眼下既然有了这封举报信，那就得去杭州作一次调查。于是，当天下午，诸葛仁、田家浩、老刘、老徐四名警察就开了辆吉普直奔杭州。在武林门派出所的协助下，对辖区内大大小小的旅馆逐家进行了查访。查到第六家“飞跃旅社”时，警察发现入住登记本上的一行记载似曾相识：江苏省建湖县建设公社采购员吴育玲。定定神，哎！这不是史瑾留在高桥镇“迎宾旅馆”那张介绍信上的假身份啊，这个旅客于4月24日九点四十分入住．4月27日十二点二十分退房。
警察于是立即把旅社包括经理在内的所有职工全部集中起来开座谈会，了解到以下情况：
持该介绍信入住的女子的容貌、体态、穿着、口音与史瑾相符；史瑾入住期间，有时外出，有时待在旅社内，曾向服务员、食堂厨工打听过在当地租房的情况，说她有个亲戚要来杭州找曾大娘治疗皮肤病，托她顺便打听一下在曾大娘家附近租房的情况。
曾大娘是当时杭州新冒出来的一个民间郎中，专治皮肤方面的疑难杂症，已有不少患者治好了。后来曾大娘因为给人胡乱吃中药治死了人，就给判了刑。
警察分析，史瑾打听租房之举，可能是准备在杭州这边备一个应急住所；或者她担心其介绍信可能已在上海凶杀案中被警方发觉，不久就会向杭州通报，所以不能再用这个身份入住旅馆了，于是就用租房方式来解决在杭州活动期间的住宿问题。因此，警察有必要顺藤摸瓜就可以查摸到她租的房子把这个女特务拘捕。 可就在这个时候，组长彭博欢从上海打来电话：“你们不必往下查了，连夜回上海吧！”
原来彭博欢在指派四名警察赴杭调查那封举报信之后，就在反复琢磨这件事，尽管对于收到这封信可以有说得通的解释，可是，凭着一个老警察的经验，他总觉得这封信的背后有问题。在得知入住“飞跃旅社”的那位女旅客就是史瑾后，突然意识到这件事似乎有过多的巧合：举报信——杭州武林门附近——使用与高桥住宿旅馆时相同的假介绍信(相同的姓名这一点最为可疑!)——住店三天内频频跟不同的员工接触，不谈别的，单单放出打听租房情况的风声，而且曾大娘的位置跟举报信里点出的武林门这个坐标重合。
这些巧合，对于一个接受过正规训练的特工来说，就不单单是什么低级错误了，而应该作为故布疑阵来考虑。彭博欢甚至怀疑，那封举报信是史瑾自己炮制的，为的就是调虎离山，要把专案组词往杭州去追查其行踪，而她呢，则在上海迅速活动，完成使命后逃返台湾。
彭博欢深信自己的判断是准确的，因此，他决定集中力量追查原庄亚铁小组潘、楚、洪、纪那四个特务的下落，守株待兔，拿下史瑾。因此，他立马让四个侦查员连夜返沪。
午夜时分，诸葛仁等四人返沪后，专案组召开全体会议。诸葛仁汇报了杭州之行的情况，彭博欢说了他的判断，众凡皆表赞同。彭博欢表示，明天全体出动，四人一组分头去查摸潘、楚、洪、纪四人的下落，查到后立刻予以暗控。
爹二人专案组就找到了潘大展、楚阿牛、洪春笙、纪博士四人的下落。四人当中，两个去了普陀区，一个去了南市区，还有一个则在长宁区，除潘大展外，楚、洪、纪三人都已经另外组建了家庭，四人都在从事体力劳动的活儿，分别在工厂烧锅炉、码头装卸货物、火葬场焚尸和蹬三轮车。警察按照预先的方案，没去惊动他们，而是对他们实行秘密监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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