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在清朝刑场目睹砍头过程，看到百姓围观看热闹还热烈欢呼，留下怎样评价？
1895年深秋，珠江口的风带着潮湿腥味掠过沙面，宽阔的江堤一夜之间被木栅栏圈起，翌日便成了刑场。岸边商号的伙计收拾完洋货，顺手搬来长凳占位；茶馆里的伙计端着盖碗探头张望，像是在等待一场难得的庙会。
午后四点，街道已挤满人。卖糖的挑子刚停下，几名兵丁举刀喝止，却没人真怕。有人小声问：“能进去？”铁甲扣碰硬币的脆响刚落，栅栏豁然打开，这短短两个字和几枚铜元仿佛一把钥匙，轻易撬开官府的禁令。人流涌进，踏起的灰尘让夕阳像是被罩上灰纱。
这块临时刑场不过五十来码长，土地凹凸不平，雨水汇成积水坑。最前排早被占满，后面的人便攀着肩膀、踩着板车向前挤。两名英国面孔出现在人群之中，一位是来华已近四十载的传教士，另一位研究远东事务的学者。他们曾合著《龙旗下的臣民》，此刻正被推搡到距刑台不足两丈的地方，尴尬却退无可退。
四点半鼓声响起，十五名囚犯鱼贯而入。每个人头顶辫梢上插着竹签，写着发往阴司的“文凭”。沉重颈枷让肩膀生出血痕，他们却并未显露恐慌。队伍末尾的年轻人嘴角叼着半截鸦片烟，竟仰头哼起小曲，尾音散在闷热的空气里，旁边的看客被逗得咧嘴偷笑。
两名刽子手抬着刀具箱，慢吞吞挑刀。银光透过尘埃一闪，第一颗人头已滚落。人群发出低沉的惊叹，旋即爆发出喧哗，像看见了绝妙杂技。接下来的动作机械、麻木：拔竹签、按颈、挥刀、脚掌一踢，尸身倒向一边，下一人被拽至指定位置。到第七个时，刀口钝了，仅斩半深，头颅垂在肩窝，刽子手嫌麻烦，换刀又补一记，血喷上靴面，溅到最前排孩童的裤脚，孩子却哈哈大笑，推同伴去踩水洼里红得发黑的血水。
到第十五刀落地，暮色已合。兴奋的人群似散场的戏迷，三三两两收拾竹凳，议论哪一刀最利落，顺手买碗豆花压惊。街角卖灯的挑担重新亮起油火，黄澄澄的灯笼映得地面斑驳，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两位英国人没走。他们找到正擦刀的刽子手，攀谈几句。那人摇着脑袋说活计不比从前，“原来一颗两块银，现在才半块，砍多了还得自己磨刀。”他见面前这位洋人盯着刀身发愣，随口开价九元。钱银到手，刽子手笑着把刀递过去，转身进人群，很快失了踪影。
公开处决在清律里被视作“示众以儆”。可在通商口岸的灯影酒声中，这种威慑早被人看成与年节舞狮同等的热闹。数百年刀光血雨塑出的心理惯性，使围观成了无需练习的本能。民间笔记里常写“看热闹不嫌事大”，沙面的这一天，只是无数个例子之一。
西方来客的震动更深。他们在书中写道，原以为铁路、电报已把中国推向“文明”，岂料在龙旗下仍潜伏着对生命漠然的底色。那柄购得的断头刀，被挂在伦敦寓所的墙上，锈痕与血渍并存。每逢访客瞥见，主人只说一句：“别急着谈进步，先记住这把刀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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