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子与《周易》的关系，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学术公案，帛书《要》篇面世后，更把争议推向高潮。
目前较为平和的观点认为，《要》虽为秦汉之际后儒所作，但其内容是基于儒学传统对孔子精神的创造性转化，而“孔子观德义”也是儒家学说与时俱进的学术建构。
直白说就是，《要》所记载的，是后儒根据现实需要的“创造性转化”，这就等于说《要》所营造的孔子跟子贡关于《周易》价值的讨论，是后儒借孔子之言，对《周易》“要义”的汉代伸张。
下面就有关问题，就教于诸同好诸同好。
核心问题：《论语》《家语》为何无 “孔子喜《易》”？
1、《论语》：仅《述而》有一句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但 《鲁论》（原始本）“易” 作 “亦”，断句应为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
《鲁论》根本没提《易》，反倒更文通字顺 。其余二十篇，无一处记载孔子 “晚而喜《易》”“韦编三绝”“观其德义”。
2、《孔子家语》：通篇追记孔子言行、问礼、讲学，同样无一字提及孔子晚年喜《易》、与子贡论《易》。
因此：先秦原始儒家文献《论语》《家语》，关于孔子与《易》的关联都是空白的。这至少说明 “孔子晚而喜《易》”，不是孔子原生思想，而是秦代“焚书坑儒”环境下的 “后设性发挥”。
秦代 “焚书不焚《易》”的政策，是“托孔述义”的时势使然
1、秦始皇焚书令。此令焚毁的范围有明确规定：《诗》《书》、百家语、各国历史私藏书，但不含医药、卜筮、种植之书。
2、《周易》是卜筮书，而免遭秦火。《易》书不是先秦儒家书，也不涉及“义理”，战国直至秦朝，它始终被视为卜筮书，故秦皇放过，得以流传。
3、孔子没教《周易》：孔子传授四科：《诗经》《尚书》《周礼》《乐经》（诗书礼乐）——孔子不信乱离怪神、不信占卦，所以没有关于易经的内容。
所谓“六经”，是汉人附加上《周易》《春秋（孔子晚年回到鲁国整理的史论）》之后，借庄子“六经”之说，以取代西周“六艺（西周官学六艺，与汉代六经完全不同）”。
4、以《易》言德的“借壳上市”。《周易》因属占卜之书而幸免，儒士们不敢讲《诗》《书》《礼》，便曲径通幽，借《易》的卜筮外壳“上市”，传输儒家 “德义（仁义、孝慈、礼乐）”。
5、成书时机。按王葆玹教授等人的说法：帛书《要》编写于焚书高压时期。
6、作者身份之谜。帛书《要》作者无考，但有学者认为是商瞿一系的儒学者，然而作为“唯一”的传易之人，先秦儒经查无此人。
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孔子传《易》于商瞿”，很可能是为了为其父司马谈所习之《易》学，追溯一个正统的儒家道统的源头而作，这是汉代儒者构建学术谱系的普遍做法。
正如钱穆所言：“司马迁之述孔子，非颂圣，乃立己之学脉也。”
总之，受“焚书坑儒”重创的是儒家、墨家、阴阳家等，因此，各家为自保，必然会偷梁换柱、借壳上市，鲁儒 “借《易》传儒”、“托孔述义”， 也就顺理成章了。
所以，帛书《要》关于“我观其德义”之说，正是在这种高压政策之下，儒学者们为了儒家学说的生存，而对孔子思想的巧妙发挥，没必要追究孔子、子贡关于《周易》对话的真实性。
这就像庄子借人事而论道，所以有“寓言、卮言、重言”，儒家“托孔述义”何尝不是一种假借呢？何况战国秦汉之际，学士们借古喻今、托古言道之事十分普遍？
文本内证：《要》是 “秦代儒者托孔子传德义” 的明证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我观其德义耳也…… 吾求其德而已”，把《易》从卜筮书，改成儒家德义书，这是易学史上的第一次。
1、编写逻辑合乎情理：子贡质疑 “夫子信筮乎？”孔子答 “与史巫同途殊归 —— 我不占吉凶，只看德义”——把以占筮吉凶为主的《易》书，转眼成了改成“德义书”。
借孔子之口，为 “《易》= 德义” ，为儒经背书，规避了秦朝 “私藏百家语” 的死罪。
2、《要》不提 “六经”，只提 “德义”。战国儒家肯定是要讲 “六经”的，但《要》却绝口不提《诗》《书》《礼》《乐》，反而反复强调 “德义、仁义、德行”，与秦代禁书的高压之下， 不敢提诗书礼乐的社会环境完全吻合。
3、与帛书《系辞》的区别
按照陈鼓应、丁原明、杨柳桥、郭沫若等学者观点，帛书《系辞》偏道家的“天道”；而帛书《要》则为纯儒家 “德义、仁义、君子。
综上所述：《要》是秦代鲁儒为对抗道家化易学、借《易》传儒而专门写的 “孔子语录新编”，晚于帛书《系辞》，早于汉初通行本《系辞》。
为何说《要》出自秦代，而不是战国或者汉初？
因为战国时期，学术环境宽松，学术思想自由，儒道虽有争论，但无焚书、坑儒之高压，儒者没必要 “借《易》弘儒”。
更重要的是：战国中期的郭店简，以及孟子、荀子的大家名儒，都没有 “孔子喜《易》” 方面的记载，这说明战国时期孔子与《易》没有直接的深度联系。
当然，他也不可能出自西汉初。陈鼓应等人认为《易》为汉初所编，但此时天下书“尽为秦火毁”，高祖率军占领咸阳，萧何直奔秦朝丞相府，首先保护图籍档案。
此后即位的汉惠帝“除挟书令”，朝廷大规模收集散居民间的儒家典籍，文帝、景帝时期延续相关文教政策，公开允许民间自由收藏、携带及讲论《诗经》《尚书》等儒家典籍，鼓励了民间传抄儒经。
在此宽松政策之下，没必要再借《易》传德义；王葆玹教授认为：此时的汉初文献（如《新语》《新书》）一改秦风，可以直接引《论语》《孟子》，无需托孔子论《易》。
一句话总结
《要》不是孔子的真实言论记录，也不是战国或汉初儒家的文献，而是鲁地儒家学者，在焚书高压下，借唯一合法的《周易》卜筮书外壳，托孔子之名，编写的 “德义传习录”， 目的是借此保存并传播儒家仁义思想，规避秦律风险。
这就解释了先秦儒经不提 “孔子喜《易》” 这回事的原因了；帛书《要》有，因为它是秦代儒者为了 “活命传儒” 而创作的 “托古改制” 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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