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公告把深圳市属国企特区建发集团推到了风口浪尖。华夏银行深圳分行提起诉讼，把它和华南城旗下三家核心项目公司一同告上法庭，追索15.13亿元金融借款。这起看似平常的追债案背后，藏着数年耗资巨大的国资纾困往事，还有甩不掉的沉重后遗症。
特区建发5月7日披露了这则重大事项公告，深圳中院已经正式立案受理此案。除去特区建发，其余三家被告都是华南城的核心项目主体，两家是华南城全国布局的标杆项目，一家是双方合作的产业园运营平台。结合案由来看，特区建发大概率为这笔借款做了连带责任担保，才被卷进这场纠纷。
这场官司的根源，要回溯到几年前那场震动业界的国资纾困。作为深圳重要的基建投资运营平台，特区建发的业务和城市发展深度绑定。2021年前后，主营商贸物流的华南城遭遇行业调整和境外债到期的双重压力，资金链断裂，多个项目停工，危机全面爆发。
华南城四处求援，特区建发以“白衣骑士”的身份入场，开启了这场备受关注的纾困。2022年5月，特区建发花19.095亿港元认购华南城新股，拿到29.28%的股权，成了单一最大股东。当年7月它和花旗国际签维好协议，帮华南城完成五笔美元债展期，稳住了境外债形势。
同年12月，特区建发又花50亿元收购西安华南城69.35%的股权。当时市场都觉得，国资入场给华南城注入了强心剂，危机终于要迎来转机。谁也没想到，这场纾困最终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
国资入场没能扭转华南城的颓势，纾困资金像投进了无底洞，没能改善它的经营基本面和现金流。仅仅过了一年多，2024年2月华南城就公告债务违约，纾困遭遇重大挫折。2025年下半年，债权人因为华南城还不上美元债，向香港高院提交了清盘呈请。
2026年初，香港高院正式下发清盘令，要求对华南城进行债务重组清算。这意味着，特区建发此前投进去的巨额资金换得的股权，已经大幅缩水，甚至有归零风险。当初的战略投资，成了甩不掉的沉重财务负担。
纾困带来的后遗症，还在不断侵蚀特区建发自身的经营。从深度介入华南城项目开始，特区建发就常年被亏损阴云笼罩。2023年净利润巨亏43.68亿元，2024年亏29.19亿元，2025年亏10.68亿元，营收同比降了36.91%，2026年一季度还亏了2.58亿元。
连续多年亏损，不仅消耗了大量资本，还影响了企业信誉和后续融资能力。这次被华夏银行追债，不是特区建发第一次因为华南城项目吃官司。早在2024年6月，它就收到了香港高院的传讯令状，花旗国际起诉它违反维好协议，索赔不低于14.07亿美元。
跨境诉讼和国内追债案缠在一起，让特区建发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担保和投资的风险被彻底放大。再看原告华夏银行深圳分行，它的处境也能看出当下不少金融机构的压力。它隶属于华夏银行粤港澳大湾区分部，这家分部2025年营收增长，但营业利润已经连续两年为负，累计亏12.55亿元，不良贷款率升到了1.98%。
这次发起15亿元的诉讼，既是银行依法追债维护债权，也能看出资产承压背景下，银行急于处置风险保全资产的心态。这起15亿元的纠纷案，早就不是简单的合同违约诉讼。它是这几年国资纾困留下的一个醒目标记，告诉市场就算是实力雄厚的国资平台，做纾困也可能遇到投资判断、风险控制的多重考验。
特区建发从救人的“白衣骑士”变成被追债的被告，这个转变让人唏嘘，也让市场开始思考国资纾困的边界、风险隔离和退出路径。当纾困对象走到清盘地步，当初为了救人付出的资金和担保，就成了纾困者自己要扛的后遗症。这场官司的结局，不仅牵扯十几亿资金的去向，也会成为观察国资纾困模式得失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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