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38年，几个来自澳门的黑人士兵，驾哨船闯入明朝的香山汛地。他们击杀哨官何若龙，最终全部被明廷处以绞刑。
虽然该事件被记录为“误杀”，实则早期全球化进程中，殖民武装与帝国边疆秩序碰撞的微观缩影。
大航海时代的里斯本街头已经有许多黑人
早在16世纪，葡萄牙势力东来之际，因本土人口稀少，不得不大量利用黑人支撑跨洋帝国的军事与商业需求。除首都里斯本外，那些遍布非洲沿海、霍尔木兹、印度和马六甲的前沿据点，几乎都存在着海量深色皮肤人口。
不过，该群体非单纯字面意义上的黑奴，而是来源甚多、种族复杂能殖民主义工具。他们既是不错的水手与护卫，也是为雇主看家护院的持械奴隶，乃至逐渐学会华语、掌握粤语的兼职翻译。
1622年 进攻澳门的荷兰舰队
在军事领域，黑人士兵的作用尤为突出。公元162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大举进攻澳门，他们与葡萄牙人并肩作战，其勇猛程度甚至令耶稣会士鲁日满赞叹：在战斗里，这些士兵中表现最勇敢的是咖呋哩人。
此役，荷兰舰队原本占尽优势，却只能彻底放弃占领澳门企图。以至于战斗刚刚结束，葡人就当场宣布归还参战黑奴自由，连明朝海道官员亦馈赠数百担大米以示嘉奖。
明朝中后期葡澳已是能够获得的最优质外援
公元1622-30年，澳门当局曾两次北上勤王，向北京派遣铳师、组织过360人的雇佣军部队。其中有100名非洲人和印度人，占整体数量的1/3。
后来，郑芝龙为南明小朝廷效力，招募过至少两支皮肤棕褐色的基督徒火枪连队。其中一支被儿子郑成功收编，成为纵横海峡两岸的超级精锐。另一支留在广州则短暂为清军效力，给新朝宗主的扩张付出过苦力。乃至少数贴身近卫，在主人落难时自杀殉葬。
每艘葡萄牙帆船靠岸都会带来大批黑人
这些案例无不证明，黑人士兵堪称葡萄牙东方殖民网络的中流砥柱。在明朝观察家眼中，常常“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而且忠诚到对主人以外对象都不闻不问。这种被王士性称为“生死惟主人所命”的绝对依附性，使葡萄牙得以用极低成本维系一支忠诚的凶悍武装。
然而，正是这批王牌死士，闹出明朝和葡澳之间的最严重流血冲突。据载，这场冲突的起因居然是明朝哨兵盗奸夷妇。于是，一队澳门黑夷水手驾哨船、持大铳驶入香山汛地，对可疑对象发起荣誉处决，结果“误杀”哨官何若龙。
大量黑人给亚洲观察者留下深刻印象
以上记载都来自中方文献，也体现出大明朝廷对该事件的谨慎定性。如果结合具体情境，无疑像是一场由黑人执行、带有报复性质的跨境军事攻击。所谓“哨兵盗奸夷妇”，本质上是基层官兵与葡人社区之间的边疆冲突爆发。
另一方面，这群黑人士兵的反击没有明确官方授权，却折射出澳门殖民当局对明朝司法管辖的轻蔑和试探。而且驾驶的哨船非商业用途，手持“大铳”亦非寻常兵器。径直攻入明朝设立的军事哨所，行为已远超乎人刑事犯罪范畴，可被视为殖民武装对帝国边疆的试探挑战。
6名黑人士兵 让明朝官兵措手不及
不过，明朝对此事的处理结果，体现出晚期帝国在权力宣示和羁縻控制间的微妙平衡。他们没有将矛头直接指向葡澳当局，而是迅速锁定6名凶犯，快速宣判后全部处以绞刑。
这番处置包含三层政治逻辑：
其一，司法主权的绝对宣示。无论黑人背后是否有葡人指使，只要其踏入明朝汛地、击杀明朝命官，便必须接受制裁。所以，公开绞刑就是对王法空间效力的重申。
其二，针对殖民武装的精准震慑。广东地方官清楚黑人是对方军事力量的白手套，仅处决首犯可既避免产生外交破裂，又剪其爪牙警告不得再纵容属下越界。
其三，华夷秩序的再确认。在传统天下观中，澳门葡人本质上属于借地输诚的化外之民。至于被他们役使的“黑鬼”，更是种贱仆隶的绝对底层。只绞杀黑人而放过白人，就是在重申一种等级化的边疆治理伦理。
明朝官方的抓大放小本质上是有求于对方
当然，如此抓小放大的局限性同样显著。地方朝廷仅处决黑人凶手，却不太情愿追究葡澳当局的连带责任，主要是因为有求于对方。由于关内外军事压力，明朝非常需要葡萄牙人带来的火炮技术。同时，又渴望通过海外贸易税收，填补日益空虚的国库储备。而且缺乏足够的水上力量，不得不依赖对方的舰船限制海盗。
于是，黑人作为殖民体系消耗品，既在战场上充当炮灰，也在冲突爆发时被推出来承担全部罪责。这场香山血案过后，他们工具人角色没有受到削弱。至于绞架上的6具尸体，不过是两大帝国博弈的微不足道筹码......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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