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冯尔康，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荣誉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清史、中国社会史和史料学研究。
文章来源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第48-54页。
摘要
人文社会环境、自然生态环境是史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要素，这两种研究要素都是探讨人类活动的固有“环境”。人文社会环境即社会背景，指通常所说的历史背景、时代背景、社会背景，系人们生存、生活环境和形成的风俗习惯等，学术研究背景也应是学界应予以重视的社会背景要素之一。研讨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统一与分裂、央地关系、制度变革、风俗习惯流变、地方兴衰，都应考察历史背景。自然环境与人类互动而形成生态环境，史学研究纳入生态环境要素，特别需要关注生态平衡。人类因应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产生生态环境史学。关注自然生态环境，实即关心民生，关心民间疾苦，生态环境史研究者需要如清人修方志般注重对生态环境的记录。在人文社会条件与生态环境制约下，人类活动仍然具有主动性、灵活性，去创造社会文明，创造历史和争取生态平衡。作为史学研究者，研究任何历史课题都需要考察人文社会、自然生态环境两种背景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并从中获取应有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
史学研究；人文社会环境；自然生态环境；学术史
笔者曾写道：“史学就是讲故事，讲人物、事件、制度以及产生这些故事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存环境和人文环境。讲故事的历史，具有五种要素，即时间、地点、人物、情节及环境（前四种要素所形成的历史故事的社会背景及生态环境）。”历史研究要考察时间、地点（空间）、人物、情节和环境（人文环境、生态环境）五种要素。时间、地点、人物、情节四要素，历来为研究者所关注，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同样是研究者所要留意的因素，似乎没有作为专题讨论过，笔者不揣谫陋，特作探究。由于学识浅薄，笔者只把问题提出来，只能列举一些研究事例，令文章有了资料汇编属性，还要把它披露出来，表达藉以向同仁请益的真挚情怀。人文社会环境、自然生态环境是不同研究对象，本应分别视为史学研究要素，笔者基于这两种研究范畴都是探讨人类活动的固有“环境”，故而简化为一项，但为行文方便，仍是分别叙述。
一、人文社会环境如何作为史学研究的一种要素？
“人文社会环境”涵盖内容有哪些，学术界关注的情形怎样，笔者的著述是如何理解和实践的？下面就将个人的认知，治史中留心社会背景和学术研究背景的事例，他人研究成果提出例证，然后作一点分析。
（一）人文社会环境的内涵
笔者以为人文社会环境是指通常所说的历史背景、时代背景、社会背景，人们生存、生活环境和形成的风俗习惯。具体一点地说，是指研究客体以前的社会政治状况是清明还是污浊，经济是发展抑或停滞，人们生活是宽裕还是紧迫，人们是崇尚进取还是浑浑噩噩，社会风俗是淳朴还是诈伪，社会是处于战争、动乱状态或者是和平安定环境，哪些事件、制度、人物在何时何地影响人们生活和社会稳定、社会前进，等等。诸如此类的历史现象，是将要进行的史学研究对象（客体），是为社会背景。不过，说到这里并未将人文社会背景全部道尽。作为学术研究，学科的研究史，同样成为一种背景——学术研究背景，即从事某一历史课题的研讨，尚需获知它的学术研究史（包含现实的动态），以便在前辈学者研治基础上前进。这种学科研究背景，几十年前学术界是颇为留心的，专著、论文都会交待前人研究状况，体现研究者的学术良知，而今交代学术史的有之，忽视者亦不乏见（似乎作者是该课题的第一位研究者），鉴于这种不正常现象，笔者特别指出关注“学术研究背景”的必要。
（二）政治经济大背景环境对政治制度的影响
笔者以政治经济大背景环境中的赋役制度更新的一篇文章为例。笔者研讨雍正朝政的改革制度，就需要明了雍正帝（清世宗）革新思想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要整顿吏治与赋役改革，要实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为此在《论清世宗的思想和政治》一文中，笔者着力探究康熙末年吏治、赋役制度与民生状况，以及清朝以前赋役制度及其改革历史，就是力求捕捉雍正帝赋役改革的社会背景。实行耗羡归公的历史背景是：康熙后期官吏在征收正税同时加收巨额“耗羡”，又放富差贫，造成赋役不均，使得贫民交不起钱粮，有力完成的富人规避拖欠，于是逋赋严重。地方官既要贪污行贿，又畏考成，乃挪移正项钱粮弥补亏空，造成国库不充：“害民秕政,非止一端，而惟横征私派之弊，为祸尤烈。”“乡愚多输，而缙绅士大夫以及胥吏豪强听其自便。”“供赋民力疲，况复增火耗……善政利渐复，积弊期迅扫。”针对赋役混乱，吏治不清，加耗积弊丛生，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九月陕西巡抚噶什图提出更革的主张，建议将耗羡除留官吏支用外，多余的归公弥补正赋亏空。康熙帝说耗羡原来是地方官的“私事”，若同意这个建议，就等于国家承认火耗的合法，也即承认加派，因此“加派之名，朕岂受乎！”显然是惧怕加赋恶名，不去清理这项弊政，于是把这个棘手问题留给了他的继承人。雍正帝看到康熙末年吏治败坏的严重性，及其同其它积弊的关系，决心整顿吏治。他知道单纯地禁止官吏贪污不可能解决问题，必须同时解决官吏舞弊的原因和条件。所以他把整顿吏治，同赋役制度的改革结合起来，耗羡归公与配套的养廉银制度同时实行。
（三）结合社会背景与研究背景考察史实
社会背景与研究背景相结合的论文事例可参笔者的《江宁织造曹家的被抄及其原因》一文。雍正五年（1727年）查抄江宁织造曹家，在雍正朝清查经济众多案件中并非大案，然因事涉《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家世及其写作背景，遂成为文、史两界关注的大事。笔者认为曹家被抄是亏空官帑的经济原因，并非政治迫害事件，文章开篇就对查抄曹家的社会背景与学术研究背景做了交代。首先说明其时红学界盛行政治原因说：“比较早地出现的历史学上的雍正篡位说及残暴说，给‘红学’研究以很大的影响，反过来，由于《红楼梦》研究的开展，又把历史学的这些说法深化了，普及了，几乎成了不可动摇的观点。红学界的一部分研究者形成这样一种观点：雍正帝是篡位者，他因得位不正，故而迫害康熙帝想要传位的允禵和深负重望的允禩，又怕暴露出阴私，严惩前朝皇帝亲信江宁织造曹頫和苏州织造李煦，令他们陷入允禩、允禵案件。不少红学家断言，曹家的被抄，不是雍正帝所宣布的经济亏空的原因，而是政洽斗争的牺牲品，是无辜受迫害。”其次从曹氏家史呈现其康熙末年衰微征兆，即“从曹家整个发展史，从这个家庭主人的活动与作为看它的命运，要把曹家地位的变化放到康熙、雍正时期的政治斗争中来考察，然而不限于储位之争及其影响，将要涉及到较广阔的范围，如雍正帝的清理财政、整肃吏治及其与曹家被抄的关系”，这就是表示要交待抄家的全部社会背景。康熙帝六次南巡，四次驻跸曹寅的江宁织造署。曹寅为接驾、为朝廷刻书、资助文人出书、接济康熙帝指定的致仕官员家属等项开销，导致巨额亏空。约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两江总督噶礼密奏曹寅、李煦亏欠两淮盐课三百万两，表示要弹劾他们，康熙帝不允许，才没有把事情公开。事关钱粮和政治，康熙帝当然很重视，私下给曹、李打招呼。在李煦同年八月二十二日的奏折上批道：“风闻库帑亏空者甚多，却不知尔等作何法补完？留心，留心，留心，留心，留心！”又在曹寅同年九月初二日的折子上写道：“两淮情弊多端，亏空甚多，必要设法补完，任内无事方好，不可疏忽。千万小心，小心，小心，小心！”随后在康熙五十年三月初九日的曹寅奏折上批示：“亏空太多，甚有关系，十分留心，还未知后来如何，不要看轻了。”批语连用四个“小心”、五个“留心”，警告他们不要以为自己与皇帝有特殊关系，对亏空不以为意，要知道问题严重，才能设法清偿。总之，曹寅为康熙帝的政治效力，开支浩繁，造成大量（上百万两银子）亏欠官帑。亏空是犯罪行为，有康熙帝在可以得到谅解和庇护，一旦国君易人，失去保护伞，就是治罪的根由。所以，曹家的亏欠钱粮，潜藏着问罪的危机，不爆发则已，一出事则非同小可。雍正帝在继位前二年，对曹頫是信任的，并严加管教，希望他成为忠实干练的家奴。后来终因亏空钱粮、织造产品不合格获罪，加之私藏家产，遭到抄家之祸。
（四）区域性经济、文化背景造就独特生活方式
《清代徽州贤媛的治家和生存之道》叙述清代徽州贫寒之家女子——孀妇、闺秀的谋生之道，通常是做针线活换取酬金，更有以教书、作堪舆师、卖画谋生的。塾师本是男性职业，而在徽州贤媛中出现江文焕、江士燝、石氏、汪嫈等闺塾师，虽是不多见的现象，却表明知识女子已然以教书为职业。休宁人汪亮“以丹青擅名”，结缡桐乡秀才费树楩，丈夫早逝，晚年侨居嘉兴，以卖画为生，自云：“苍龙吸海鲸饮川，飞来喷我不枯之砚田……老大自悲雪满颠，凡骨苦炼难期仙。烟云或可作供养，吾当藉此终残年。”康熙间婺源某女士，出嫁江西人，精通堪舆术，夫亡，与弟弟到湖北谋生，为人家相阴宅，据说颇灵验，也即被客户认可。文中所说的徽州贤媛，指娘家、夫家属于徽州籍，她们生活的地方不限于徽州本地，散布在浙江、江苏等地。就徽州女子的谋生术的产生，文章交待江浙地区的大背景：在清代，江南省（乾隆以前包括江苏、安徽）和浙江省是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此间农业税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丝绵织业居于全国中心地位；淮盐、浙盐，尤其是淮盐，为盐税大宗区；水路交通便捷，大运河贯通南北，供应皇家和八旗、京官的漕粮由此输送；商业发展居全国之冠，行业众多，徽州商人、苏州（洞庭）商人名噪天下，乃至有“无徽不城镇”之谚；餐饮业、娱乐业（茶馆、戏馆、浴池、妓馆）兴旺；苏州、扬州引领全国消费潮流；文化兴盛，表现在人文茂盛，读书人多乃至于女性学文化，文人学者多，科举出仕者众，江浙人几乎包揽状元；由科举而出仕，江苏、安徽、浙江人大量进入官场；学术事业兴盛，经学中的吴学、皖学、扬州学派，考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地理学均出大家，诗学的性灵学派、散文的阳湖派、古文的桐城派均产生于此，乃至有扬州八怪、南京（袁枚）随园女弟子；文化产业发达，造纸业、印刷业都有名气。这种大环境，对于徽州才女的解决生存问题形成两个有利的条件。首先，女性接受文化知识教育的机会较多，能够拥有文学艺术才能、技能，在必要的情况下用为生存手段，如汪嫈师从乾嘉间扬州两位最有名的诗家之一黄秋平和他的夫人张净因。其次，江浙人家有塾师的需求和艺术品市场，为徽州才女从事文化教育和文艺产品提供出路，藉以维持生存。扬州人郑板桥为自己书画标出价码，《笔谤》中明确宣布，绘画以尺幅大小论价，不得讨价还价，买画者不必套交情，不减价，不赊欠。如此牛气，固然与其社会、艺术界地位及其为人性格有关，但亦表明江浙艺术品市场已有价值法则，有规可循。歙县黄氏家族书画迭出名家，黄文吉善花卉，乃父遐龄工书，父子配合作书画， “好事者以为古画，争持去。父殁，画亦减价矣”，亦表明书画有市场。汪亮晚年能够卖画维生，在江浙就不是偶然的事情了。
（五）阐明课题的时代、学术史背景是学者应遵循的学术规范
学术论著需要涵盖课题本身的时代背景、研究背景，已成为学术规范。论述执政者制定的某项政策、提出某个措施，必然要考察它依据的社会状况，要解决何种社会问题。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批准1960年9月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第一，更好地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各行各业特别是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尽可能支援农业，争取农业丰收。第二，工业的发展，要着重注意增加品种，提高质量，填平补齐，抓紧设备维修和产品配套，加强新产品的研究、设计和试制，加快国防新技术的发展。第三，基本建设必须以中小为主，分别轻重缓急，进行排队，继续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除必要的职工宿舍、学校和营房外，其他非生产性的建设一律停止。第四，在全面安排劳动力和人民生活的条件下，安排国家的生产和建设，保证群众过好日子，保证灾区群众休养生息。增产生活消费品和控制社会购买力相结合，保证市场的稳定。第五，有重点有计划地发展科学技术力量。各项文教事业必须有控制地发展，着重巩固提高，密切结合生产。百度百科有条目“八字方针”，首先讲的是“提出背景”，然后叙述“主要内容”“社会意义”。笔者的理解就是先要明了社会背景，才能懂得要“调整”的对象是什么，为什么要对它作出调整，不知道背景，对那项政策的内容就很难理解，甚至会是一头雾水，莫名其妙。百度的这篇文章并非正式的论文，具有综述性，就是这类文章，叙述事情原委，也要把背景交代清晰，可见写事情的背景，是学术界约定俗成的共识。探明研究状况，既可以发现新的课题，又避免重复前人的研究，哪怕是部分的雷同。关于中国古代农民的历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史学界说到古代农民，基本概念就是佃农，佃农成了农民的同义语，至于农民的构成成分，仅有数篇专题论文，即王毓铨的《〈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身分〉写作提纲》，刘毓璜的《试论西汉时代的小自耕农经济》、束世澂的《论汉宋间佃农身份》、杨国宜的《宋代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生活》。有鉴于此，笔者乃致力于古代自耕农的研治，几乎同时写出《关于中国封建时代自耕农的若干考查》、《清代自耕农与地主对土地的占有》和《中国古代农民的构成及其变化》。笔者不厌其烦地以上述文章为例，希望学界加深对“人文社会环境”考察的必要，不拘探究耗羡归公、曹家被抄、徽州女性谋生术、农民成分构成等专题，要无一例外地将历史背景纳入任何研究的考察之中。无论是研讨历史人物（大人物、小人物、女子，他、她是在什么社会情况下生活的，是什么因素促使他改变作风和行事），历史事件（全国性的、区域性的，重大的、一般的），制度更革（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教育的），风俗习惯流变（健康的、颓废的，全国性的，区域性的），文化传统（大传统，小传统，主导文化，民间文化），统一局面与分裂割据，地方盛衰（中心地区边缘化、中原移民与南方发展），以及王朝与藩属、远夷关系，等等专题的研治，都要将历史背景的考察容纳进去。
二、自然生态环境如何作为史学研究的一种要素？
（一）生态环境的内涵
笔者以为自然环境与人类互动而形成生态环境，它是变动的，绝非固定的。自然环境，指大气、气温、山脉、平原、土壤、河流、湖泊、海洋、雨雪、风雷、地震、海啸、飓风、植物、动物、人类与其他物种（包括细菌）共生共存。人类与自然环境互动关系，是自然环境强烈影响人类生存及生活，反之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也产生微弱的影响，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影响逐渐增大，工业化与人类物欲的无所底止，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海洋污染，千百年使用的耕地由沃土退化为瘠土，化肥的使用更使土壤变质，人类社会排碳物的剧增，产生温室效应。伴随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全球化进程并生的是瘟疫频生，肆虐全球的COVID-19病毒业已常态化，成为常驻病毒。人文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互动，社会产业结构和经济状况同生态环境状况密不可分；人类农业的发展，森林资源的破坏，造成物种大量减少。人类在与自然万物共存中，如何从敬畏大自然到以自然主人自居、以万物中心自居，怎样才能端正人类与自然界互动、与万物共存的态度，在这方面人类的认识史又是怎样的？
史学研究纳入生态环境要素，特别需要关注生态平衡，即“在一定时间内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和环境之间、生物各个种群之间，通过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使它们相互之间达到高度适应、协调和统一的状态”。
（二）人类与自然界的联系
史学领域研究人类生命产生、维持、变化同自然界的联系的分支学科是生态环境史学。在此介绍生态环境史专家王利华的观点，请读者在理解人类与生态环境问题中参考，人类与生态环境是不可分离的关系。王利华在《迷魅与祛魅：〈自然〉〈科学〉上的中古史》一文中讲述人与地球两者关系：人是地球生命演化的产物，生存与发展必须依托于一定自然条件，包括气候条件；人类历史从来不完全由人类独自决定，众多自然因素亦参与其中，不同时空尺度下的地球环境和生态系统变化，对人类种群延续、经济活动、社会发展和文明演进无容置疑具有重大影响，若不承认并且探明相关事实，就不可能获得周备圆融的历史认识。
人类因应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产生生态环境史学。王利华在《以生命为中心展开来的思考——王利华教授漫谈中国环境史研究》一文中谈到生态环境史研究必要性的两重原因：一是人类与自然关系本来就应该是历史学研究对象，这正是环境史学的主要命题。二是因生态环境恶化造成的研究迫切性。他概括地说明这门新学科产生的人文社会和生态环境两方面的背景：“进入20世纪以后，环境生态问题在西方世界快速显现，一系列灾难事件终于引发风起云涌的环境保护运动，环境史学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诞生正与之密切相关。最近四五十年来，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作为历史研究的‘题中之义’日益凸显出重要性，环境史学因而迅速发展。中国环境史研究起步稍晚，大抵始于世纪之交。”笔者要补充一点，台湾学者（如刘翠溶）对环境史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已有成绩，比大陆学者略早，如参与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结集出版《积渐所成》一书。
（三）笔者对生态环境史的思考
由清朝人讨论方志“定位”引发笔者对生态环境史的思考,即能从“地方志·舆地志”得到哪些生态环境知识和启示。2004年10月11日笔者撰写《方志定位与自然生态环境史（提纲）——由清人方志定位谈起》，写作此文的诱因是清朝人争论方志学是怎样的一门学问，是讲求地方历史的书籍，抑或是关于地理学的学问，笔者试图在这种讨论中获知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知识。
清朝人关于方志是怎样一种学问，各家见解不一：戴震主张方志是专治“地理沿革”的书籍；章学诚认为方志是描述地方历史的著作；清朝官方强调方志与史传（传纪体史书）“互为表里”，以便利用方志记载的地方人物传记进行教化，实际倡导方志是地方历史的学问。不论那种观点，清朝人编修的方志都有着关于生态环境的记录，只是持有“地理沿革说”者学者所作的方志环境史内容较多。清人的方志中自然环境及生态环境状况的记录，笔者就阅览所及，获知下述三个方面：
1.舆地志、地理志，记载地区自然面貌，星野（区位），疆域，形胜，山水（山林川泽的状况与变化），水的部分含有江河之水及陂泽、湖、池、井、泉，如《重修清苑县志》（直隶保定）包含地质、气候，民国《鄞县通志》（浙江宁波）有海洋志。
2.博物志，记录动植物、物产、生产状况。
3.沟洫志，记录水利工程的兴废，如光绪间李师沆主修的安徽《凤台县志·沟洫志》记叙坝闸水利事务。湖泊专志如《太湖备志》《具区志》（亦系太湖志书），是对生态环境特加留意的体现。
方志地理沿革的书写，令笔者有两点深刻体会：一是清人修志特别关注水泊、水利与民生。章学诚（1738—1801）修方志，颇为留意水利，他在直隶《永清县志》中设置《水道图》，辩论淤田与水患利弊之争。对于白洋淀的淤塞，有人认为有好处，可以造田种植庄稼，章学诚反对这种观点，指出淀是容水之区，“淀池多一尺之淤，即少受一尺之水”，利用淤塞之地为农田，必至河水泛滥，“非计之得者”。围湖造田，直到20世纪中期还有这种主张和实践，认识还不及18世纪的章学诚。乾嘉间人口学家洪亮吉认识到山脉变化迟缓，而河流变迁无常，要观察它的变化，变害为利。他论述安徽泾县赏溪变迁，“溪流东徙，去吉溪五里，而溪之广十倍于昔。溪前此诸胜，一切荡为深渊。又其郊外之地，凡数千百亩，皆砂砾弃物，至今虚赔苗税为患” 。他看到河流的淤塞，不仅使得名胜古迹无存，更令良田变成沙滩，而百姓还要照旧缴纳赋税，严重影响民生。李师沆持有与章学诚、洪亮吉相同的观点，他总结治理淮河的三条经验：“淮南之地，多宜蓄水”；“淮北之地，多宜泻水”；“淮滨之地，厥宜障水”。
二是从生态环境及其变化观察民间风俗、方言的形成与演变。强调方志地理沿革论的修志者，认为民风社俗、方言源于地理环境，生态环境的变化影响民间生产生活，因此把“风俗志”放在《地理志》中，如洪亮吉的《泾县志》的做法。李师沆认为改善生态环境，有益于民生和民风：“凤台地处淮滨，向苦水患，嗣是浚河立坝，防御綦周，民勤耕凿，近水滨者多以鱼为业，又广畜鸡豚，贩卖谋利，妇女勤农桑，习纺织，而不以为苦。”
总之，笔者意识到，修志者关注生态环境，实即关心民生，关心民间疾苦。这是宝贵的文化遗产，生态环境史研究者需要很好地加以利用。
走笔至此，笔者再说两句赘话：其一，鉴于人文环境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研究任何历史课题，需要对有关的社会背景或生态环境背景分别或同时作出考察，这是论题必有之义。其二，人类的社会活动，虽然有其主动性，但是绝对不是自由行动，是在人文社会环境、生态环境的制约下进行的，要受地理条件、气候、生活资源状况的限制，同时受制于人类自身的社会条件，是在既成的社会政治、经济、人文环境中活动。当然了，在人文社会条件与生态环境制约下，人类活动仍然具有主动性、灵活性，去创造社会文明，创造历史和争取生态平衡。作为史学研究者，研究任何历史课题都需要考察这两种背景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并从中获取应有的经验教训。
煞笔之际，笔者益增愧疚感，史学研究的人文社会环境、生态环境要素究竟其内涵如何，为何不可忽视，如何在命题研究中参考这两种要素，笔者理不清，道不明，连抛砖引玉的奢望都不敢有。
信息采集：邵淦
文字编辑：杜小韵
媒体编辑：张小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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