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985毕业的儿子，在家蹲了两年：我最崩溃的不是孩子不工作。|子昂|工作|建国|疯狂|程家|茶几

我985毕业的儿子，在家蹲了两年：我最崩溃的不是孩子不工作。

门关上的声音很轻，但我听得一清二楚。

那是儿子房间的门，他又把自己关在里面了。窗帘拉着，灯关着，只有电脑屏幕的光在门缝下面透出来，幽幽的，蓝白色的，像医院走廊尽头的那种光。

我端着那碗切好的水果站在门口，举起来想敲门，手指关节离门板只有两厘米，停住了。我保持这个姿势站了大概半分钟，然后转过身，把水果放在客厅的茶几上，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着那碗水果慢慢氧化变黄。

两块苹果，一个猕猴桃，一根香蕉，我切得很仔细，大小均匀，摆得整整齐齐。以前他小时候最爱吃这样切好的水果，放学回来书包一扔，端起来就吃，一边吃一边跟我说学校的事，眉飞色舞的，说到高兴处嘴里的苹果渣都能喷出来。

现在那碗水果他看都不会看一眼。不是他对我有意见，是他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了。吃饭没兴趣，出门没兴趣，说话没兴趣，活着这件事，他似乎也没了多大的兴趣。

儿子叫程子昂，今年二十六岁，家门口那所九八五大学毕业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当年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全县排名第十七，学校门口拉了横幅，单位的同事都来祝贺，我爸高兴得在小区里放了一挂鞭炮。所有人都说，这孩子将来有出息，老程家祖坟冒青烟了。

我也这么以为。

子昂大三那年，开始准备考研。他说想考本校的研究生，我说好，你想考就考，爸妈支持你。他复习得很认真，暑假都没回来，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每天去图书馆占座，跟高三那会儿一样拼。

考研成绩出来，差了几分，没上。

他说妈，我再考一年。

我说好，再考一年。

第二年，又差了几分。

他说妈，我不想考了，我想找工作。

我说好，那就找工作。

他开始投简历，海投，线上线下都投。头两个月还有几个面试通知，他去了，有的是初面就没过，有的是终面被刷下来了。其中一个他特别想去的公司，面了四轮，最后一轮面试官问了几个技术问题，他答得不太好，回来以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连饭都没出来吃。

第三个月开始，面试通知越来越少，从一周两三个变成了一个月一两个，从一个月一两个变成了两三个月一个。他的情绪越来越低落，话越来越少，起床越来越晚。有时候我中午下班回来，他还没起，房间里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得让人害怕。

我问他，要不先找个一般的公司干着，积累点经验，以后有机会再跳槽。他坐在沙发上，眼睛看着电视，但电视没开，黑色的屏幕上什么也没有。他说，一般的公司去了也没意思，干两年就废了，以后更没机会。

我说那也不能一直这么等着啊。

他说我没等，我在刷题，在学新技术，你不知道就别说了。

他的语气不重，但那个“别说了”三个字，像一扇门在我面前关上了。不是“你别说了”，是“别说了”，没有主语，好像说话的人不是我，是这个世界，是这个把他推出来又拒绝了他的世界。

从那以后，我们的对话就变得越来越少。不是没话说，是不敢说，怕说错，怕哪句话又戳到他，怕他又缩回那个壳里去。我这个当妈的，在自己儿子面前，变得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的，每说一句话都要在脑子里过三遍，这个词会不会太重，那句话会不会伤到他，要不要换个说法。

两年了。

两年的时间，他从一个意气风发的九八五毕业生，变成了一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昼夜颠倒、跟外界几乎没有交流的人。他瘦了很多，头发也长了，不怎么洗，有时候油得贴在头皮上。他以前是个干净利索的孩子，每天早上洗头，头发吹得蓬蓬松松的，穿着白衬衫牛仔裤，阳光打在他身上，整个人都在发光。

那个光，灭了。

有人跟我说，你家子昂是不是抑郁了？我说可能是吧，我没带他去看过，他不肯去，我也不想逼他。我看过一些关于抑郁症的文章，知道这不是简单的“想开点”就能解决的事，这是病，需要治。可他不承认自己有病，他觉得他只是运气不好，只是还没遇到那个对的机会，只是社会对他不公平。

我老公程建国，比我更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他是个要强了一辈子的人，在单位当了一辈子小科员，一直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考上九八五那天，他喝了大半瓶白酒，喝醉了搂着儿子的肩膀，说儿子，爸这辈子就这样了，你得替爸出人头地。

现在儿子不出人头地了，连门都不出了。程建国每天早出晚归，回来也不怎么跟儿子说话，偶尔说几句，都是些不痛不痒的话，吃了吗，冷不冷，别老对着电脑。儿子嗯嗯啊啊地应付两句，对话就结束了。

程建国把怨气撒在我身上，说你看看你惯的，从小什么都顺着他，现在好了，受不了一点挫折。我没跟他吵，没力气吵。我不是惯着儿子，我是不知道怎么对待他，骂他打他？他都二十六了，不是六岁。把他赶出去？他这个样子出去能干什么，我害怕。

隔壁单元老李家的儿子，跟子昂同岁，普通二本毕业，在省城做房产中介，去年赚了三十多万，在老家给父母买了一套房子。程建国不知道从哪听说的，回来念叨了好几天，念叨得我烦了，怼了他一句，你要是这么羡慕老李，你去给他家当爹。他气得摔门出去了，半夜才回来。

我没告诉他，那天下午我躲在卫生间里哭了很久。不是因为他念叨，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很失败。一个母亲，把孩子养到二十六岁，养出了一个九八五毕业证和两年的空窗期，养出了一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逃避世界的人，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但我知道一定有地方错了，错得很离谱。

其实最让我崩溃的，不是他不工作。

最让我崩溃的，是有一次我去他房间送水，推门进去的时候他没来得及关掉聊天窗口，我瞥到一眼，他在一个群里跟人聊天，那群的名字叫“九八五废物收容所”。

里面全是一些名牌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或者不想工作的年轻人，他们互相调侃，互相嘲讽，互相取暖，在那个虚拟的空间里，他们找到了同类，找到了安慰，找到了一个可以暂时逃避现实的地方。

我假装没看到，把水放在桌上，转身出去了。

关上门以后，我站在走廊里，靠着墙，浑身都在发抖。不是因为生气，是因为害怕，一种从骨子里渗出来的、深入到骨髓的恐惧。我怕他就这么一直待在那个“收容所”里，待在那些跟他一样找不到出口的人群中间，互相确认彼此的失败，互相印证一个放弃的理由。

他自己给自己判了死刑，还找了一群人来当陪审团。

还有一件事，比那个群更让我崩溃。

有一天我在他桌上看到一张纸，上面写了一行字：“我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

这句话被涂掉了，又重新写了一遍，又被涂掉了，又写了一遍。反复涂写的痕迹在纸面上留下一个深深的凹坑，像一颗子弹打穿了纸页，打进了我的心里。

一个九八五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花了二十六年的时间，用尽了一个母亲全部的积蓄和心血，最终得出的结论不是我是一个有用的人，不是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不是我有能力在这个世界上立足，而是我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

普通人，这三个字有什么问题呢？这个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普通人，我也是普通人，我老公也是普通人，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活得挺好的，有工作，有饭吃，有地方住，周末能去看看电影，过年能回老家聚聚，这不挺好的吗？

可是在他的世界里，“普通人”三个字意味着失败，意味着对不起那张毕业证，对不起那些年熬过的夜、做过的题、考过的试，对不起父母的期望，对不起所有人的目光。

他不是怕当普通人，他是怕当不了那个“不普通”的人。

他开始疯狂地投简历，不是找工作，是找那种万里挑一的岗位，国企总部、省直机关、顶级大厂，投的都是那些简历筛选通过率不到百分之五的地方。投完就等，等了没回音就焦虑，焦虑了就更不想出门，不想出门就更跟自己过不去。

偶尔有一两个面试机会，他如临大敌，提前好几天准备，紧张得吃不下睡不着，面试结束之后又陷入更深的自我怀疑。有一次他面完一个岗位回来，跟我说面试官问他为什么有两年空窗期，他说他没准备好所以才空窗了两年，面试官又问那你现在准备好了吗，他张了张嘴，没答上来。

那个没答上来的沉默，一直悬在我们家房梁上，像一把钝刀，割不了人，但让人疼。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跟他说话变成了一件这么难的事情。以前我们什么都说，他从小就跟我亲，学校里的事、同学之间的事、心里想的事，都会跟我说。那时候他趴在我床边，我们一说就是一个多小时，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他还在说，边说边笑，笑声脆生生的，像雨打在芭蕉叶上。

现在我说什么都是错。我说要不你先找个普通工作干着，他说你不懂现在的就业形势。我说那要不你考个公务员，他说九八五毕业的去考公务员不是浪费学历吗。我说那你想怎么办，他说你别管了行不行。

你别管了。

这句话他不知道说了多少遍，每次听到这四个字，我都觉得我是一个很多余的人。我是他妈，我不管他谁管他？可他不需要我管了，或者说他不允许我管了，他把自己封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罩子里，我能看到他，他也能看到我，但我们的声音传不到对方的耳朵里。

那天是我的生日。

五十二岁生日，不是什么大生日，我自己也没当回事。早上出门的时候跟程建国说晚上买条鱼回来，做个豆瓣鱼，再炒两个青菜，一家人吃顿饭就行。程建国说好，晚上我早点回来。

下午五点多，我下班回到家，程建国已经把鱼买回来了，在厨房里忙活。我换了衣服去帮忙，问他儿子呢，他说在房间，一天没出来。我说你没叫他吃饭？他说叫了，他说不饿。

我走到子昂房间门口，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声音。我又敲了敲，说子昂，妈今天生日，出来一起吃个饭吧。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他身上穿着一件皱巴巴的T恤，头发乱着，脸上没什么表情，说妈，生日快乐。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我，是一个手机壳，透明的那种，上面印着一行字：“全世界最好的妈妈。”

他说，随便买的，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

我当时就哭了。不是因为感动，是委屈。我委屈了两年，从他说“你别管了”开始，从他把门关上开始，从我每天端着水果站在他门口不敢敲门开始，那些委屈一直压在那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这一刻忽然找到了一个出口，像大坝开了闸，水哗地涌出来，止都止不住。

子昂看到我哭了，慌了。他很少看到我哭，从小到大印象中我就没在他面前哭过。他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说妈你别哭啊，是不是不喜欢这个手机壳，我再去换一个。我说不是，我喜欢，我就是太高兴了，你好久没跟我说话了。

他愣住了，然后低下头，沉默了很久。

客厅里程建国在炒菜，锅铲碰着铁锅的声音叮叮当当的，油烟机的嗡嗡声，还有鱼下锅时滋啦一声响。这些声音太家常了，家常到我们平时根本不会去注意，可那一刻，那些声音都变得很重很重，它们挤满了整个屋子，把我哭出来的声音盖住了，也把他沉默的声音盖住了。

最后他伸出手，抱了我一下。

那个拥抱很短，大概只有两秒钟，他的手在我背上拍了两下，像个大人在安慰一个小孩，然后松开了，转身回了房间。门没有关严，留了一条缝，里面透出蓝白色的光。

我站在门口，眼泪还没干。手里攥着那个手机壳，透明壳子上印着的那行字摸起来有点凸起，像盲文。全世界最好的妈妈，他选了这句话，大概是因为他觉得他有一个全世界最好的妈妈，可他不知道，全世界最好的妈妈此时此刻觉得自己糟糕透了，糟糕到连自己的儿子都帮不了。

那个生日，我还是吃到了豆瓣鱼。程建国的手艺越来越好了，鱼做得嫩滑入味，豆瓣的香味浸透了每一寸鱼肉。我吃了半条，把鱼肚子上的那几块没有刺的肉挑出来，放在一个小碟子里，端到了子昂房间门口。

我没敲门，把碟子放在地上，蹲下来，轻声说了一句，儿子，鱼给你放门口了，你想吃了就出来拿。

里面没有声音。

我回到饭桌前，程建国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后还是说了一句，别太惯着他了。我说你不懂。他说我有什么不懂的。

我说你不懂，他那个不是懒，他是病了，他是心病了。

程建国没再说话，把剩下的半条鱼也吃完了，骨头吐了一桌子。我收拾碗筷的时候，看到子昂门口的那个碟子空了，筷子也拿进去了。我心里好受了一点，至少他还肯吃我做的饭，至少他还没有拒绝我递过去的那点温度。

接下来发生的那件事，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真正原因。

那天是周六，天气很好，阳光透过阳台的落地窗照进来，把整个客厅照得亮堂堂的。我难得休息，想收拾收拾家里的旧东西。子昂房间我不怎么敢动，但他的房间外面有一个小书架，上面堆了一些他大学时期搬回来的东西，落了厚厚的灰。

我拿了一块湿抹布，一本一本地擦那些书。大部分都是专业课本，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数据结构，还有一些文学的，小说、散文、诗歌集。他以前喜欢看书，什么书都看，作文写得特别好，高中时候还得过市里的一等奖。现在他只看屏幕了，看代码，看技术文档，偶尔看点短视频，什么都不看就盯着桌面发呆。

擦到最下面一层的时候，一本硬壳笔记本从一摞书中间滑了出来，掉在地上。封面是黑色的，没有任何标记，已经旧了，边角磨得发白。我捡起来，翻开。

是他的日记。

我知道不该看，可我的手没有听我的。我不知道是好奇心还是别的什么在驱使着我，我翻开了，看了第一篇，然后就看下去了。

第一篇写在他考研第二次失败的那天。

“又没考上。跟去年一样，差了几分。爸妈说没事，再考一年，或者说找工作也行。他们说得很轻松，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知道他们不想给我压力，可我给不了自己交代。从小我就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成绩好，懂事，不用操心。所有人都觉得我将来会有出息，我也这么觉得。可现在呢？考了两年研究生没考上，工作也没着落，我拿什么去兑现那些人的期待？”

第二篇，写在他找工作碰壁三个月后。

“今天面了一个公司，HR问我为什么没实习经历。我说我在准备考研。他又问我考研为什么没考上。我说差了分。他笑了笑，那个笑不是善意的。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你想考更好的学校，你没考上，现在来我们这凑合，我们凭什么要你这个凑合的？我答不上来。面试结束出来的时候下着雨，我没带伞，站在人家公司门口等雨停。等了一个多小时，雨小了，我跑到地铁站，全身都湿透了。地铁上有个小孩一直在看我，他妈妈把他的头掰过去了。我在那个小孩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一个浑身湿透的、狼狈的、无处可去的失败者。”

第三篇，写的是一年后。

“一年了，我还在家。同学群里有人说谁谁谁去了大厂，年薪四十万，谁谁谁读博了，谁谁谁自己创业了。我就看着，不说话。他们已经不@我了，以前还会问子昂你现在在干嘛，现在没人问了，大家都知道我在干嘛，我在家待着。我也不想跟他们联系了，不是嫉妒，是不知道怎么开口。他们聊代码聊架构聊行业动态，我插不上嘴，我学的那些东西已经过时了，我跟不上他们了。”

第四篇，是最近写的。上面的日期是一周前。我看到那几行字的时候，手开始发抖，抖得很厉害，笔记本差点拿不住。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可笑的人。读了这么多年书，花了家里这么多钱，最后成了一个废物。我妈每天早上起来给我做早饭，我从来没有吃过。我知道她做了，她把饭放在桌上，然后去上班，下班回来看到饭还在那里，她什么都不说，默默收走。她以为我不知道，我什么都知道。我知道她下了班回来已经很累了，还要给我洗衣服、收拾房间、切水果。我知道她有时候站在我门口想敲门又不敢敲。我知道她哭过很多次，在她以为我听不到的时候。我全都知道。可我起不来，我出不去，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她。她对我越好，我越觉得自己是个废物。”

我蹲在那个小书架前面，手里攥着那个笔记本，蹲了很久很久，久到我的腿完全麻了，失去了知觉。阳光从阳台那边移过来，照在我的背上，暖得发烫，可我的手是冰的，整个身体都是冰的。

他不是不想工作。他是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对他抱有太高期望的世界。他把自己架在一座高台上，下不来了，那座高台是我们给他搭的，是学校给他搭的，是这个社会给他搭的，是那个“九八五”三个字给他搭的。他自己也在上面一砖一瓦地添着，添到最后，成了一个下不来的孤塔，困住了他自己，也困住了我。

他没有对不起任何人，他只是觉得自己对不起所有人。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没有敲门，直接推开了他的房门。

他坐在电脑前，戴着耳机，屏幕上是一行行的代码。看到我进来，他摘下耳机，看着我，没有说话。他的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黑眼圈，嘴唇干裂，脸上没有血色，像一棵缺少光照的植物，蔫了，黄了，快死了。

我搬了一把椅子，坐到他对面。

我们之间隔了不到一米的距离。这道距离以前很近，近到我可以帮他擦嘴，帮他系鞋带，帮他整理书包带。后来这道距离越来越远，远到我不知道该用什么姿势走过去。

我说，子昂，妈看了你的日记。

他的脸色一下子变了，从苍白变成了灰白，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没说出来。他的眼神里有一种被当场抓包的窘迫，还有一种更深更重的东西，是羞耻，是自己最隐秘的伤口被人强行撕开的那种羞耻。

但他没有发火，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瘦得骨节分明，放在键盘上像两把枯柴。他说，你不该看的。

我说我知道不该看，但我看了，看了也好，妈总算知道你在想什么了。然后我跟他说了一句我憋了很久很久的话，一句从两年前就该说、但一直没敢说的话。

子昂，你就是个普通人。你跟我们所有人一样，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你考上九八五，妈高兴，但不是因为你成了什么了不起的人，是因为你努力了，你得到了回报。你没考上研究生，妈也没觉得你失败了，人生那么长，两次考试算什么。你现在找不到工作，妈也不怪你，形势不好，很多人都在家待着，不是你一个人。妈只希望你健健康康的，能吃能睡的，能出门晒晒太阳，能跟妈说说话，妈就知足了。

他听着，肩膀开始抖。一开始只是轻微的抖动，像风吹过湖面，泛起细小的波纹。然后抖得越来越厉害，整个人都在颤，像地震，从脚底传到头顶，传到他坐的那把椅子上，椅子腿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咯吱声，像是什么东西快要撑不住了。

他从无声地哭，变成放声地哭，哭声不是从喉咙里出来的，是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像一个溺水很久很久的人，终于被人拖上了岸，咳出了灌进肺里的那口水，一边咳一边哭，哭得撕心裂肺。

他说，妈，我想出去，可是我出不去了。

我说，出不去就不出去，慢慢来，妈等你。

他哭了很久，哭到最后没力气了，靠在椅背上，眼睛肿着，鼻头红着，脸上的泪痕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像一道道干涸的河床。

那天晚上我把那块放了很久的水果拿给他，苹果已经氧化成了褐色，猕猴桃软得不成形状，香蕉黑了。他端起来，一块一块地吃了，吃得很慢，像是在吃一顿很珍贵的、很久没有吃到的饭菜。

我坐在旁边看着他吃，心里那个压了两年的大石头，终于松动了一点。

我没有去公司了，请了长假陪着子昂。不是盯着他，是不着痕迹地陪。早上我依旧做饭，做他小时候最爱吃的东西，放在桌上，不催他，他什么时候出来吃都行，我把饭菜热着，热一遍不嫌麻烦，热两遍也不嫌。

他开始慢慢地从房间里出来了。最开始是出来吃饭，吃了饭就回屋。后来是吃完饭在客厅坐一会儿，看会儿电视，不怎么看，就是坐在那儿。再后来是吃完饭主动帮我把碗收进厨房，不收也行，收了我就说声谢谢，不谢也行，不谢他也不在意。

有一次他跟着我出门了。不是专门出的门，是垃圾满了，我说子昂帮妈把垃圾扔了，他没拒绝，拎起垃圾袋就下楼了。扔完垃圾他没有立刻回来，在楼下站了一会儿，秋天的风吹着他的头发，他的头发还是那么长，在风里飘着，像一面洗旧了的旗帜。

他站在那棵银杏树下面，银杏叶黄了，落了一地。他蹲下来，捡起一片叶子，拿在手里看了很久，阳光透过树冠，在他的手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我在阳台上看着他，没有叫他。让他站，让他看，让他感受一下外面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可怕，它有时候是冷的、硬的、不讲道理的，可也有时候是暖的、软的、会给你一朵云、一片叶子、一缕阳光的。

后来的事情，我不想说得太细，因为还在发生，还没有变成故事，还是日子。但我想说一些确定的东西，给那些跟我儿子一样正在挣扎的年轻人，也给那些跟我一样正在挣扎的父母。

子昂开始去社区图书馆自习了。不是每天都去，一周去两三天，带着他的笔记本电脑，去那里坐一个下午，看代码、刷题，偶尔看看闲书。图书馆离我们家不远，走路十五分钟，下午一点多出门，五点多回来，跟上班的人差不多一个作息。他有时候会跟我讲讲他在图书馆看到了什么，说有一个老头每天都来看报纸，戴着老花镜，看得很慢，一页能看半个小时，看到有意思的地方还会笑，那种笑很安静，没有声音，但你能感觉到他在高兴。他说这话的时候自己也笑了，有声音的那种笑。

陈老师的工作还没开始，但子昂答应跟陈老师视频一次，先聊聊。我提前跟他说好了，当成朋友聊天就行，不用紧张。他那天早早就洗了头，换了干净衣服，坐在电脑前等着。聊了大概四十分钟，出来的时候表情轻松了一些，说陈老师人挺好的，没我想的那么高高在上。

我问他聊了什么，他说聊技术聊行业聊了很多，陈老师说他基础不差，就是这两年没跟上，补一补问题不大。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点亮光，很微弱，但确实有了。我像个守夜的渔夫，在漆黑的湖面上等了一整夜，终于看到了远处那一闪一闪的渔火，很小，但它在，它在那里。

我不知道子昂什么时候能真正走出去，找一份工作，重新站在阳光下，像他曾经那样意气风发。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到，也许能，也许不能。但我知道他愿意试试了，这是这两年多来，我看到的第一个、也是最珍贵的一个变化。

我还在上班，还在照顾这个家，还在每天给他留饭。程建国还是话不多，但他开始主动跟子昂下棋了，就在客厅茶几上，两个人一人一杯茶，楚河汉界，你车我马，一盘棋能下一下午。输了赢了都不说，下完了各回各屋，第二天再下。

我有时候觉得，这个家就像一个受了伤的动物，卧在草丛里，慢慢地舔伤口，很慢，但它在愈合。伤口会结痂，痂掉了会留疤，疤不会消失，但它不疼了。

那天早上，子昂破天荒地跟我们坐在一张桌子上吃早餐。

程建国在剥鸡蛋，剥得很仔细，壳剥得干干净净，放到子昂面前。子昂拿起那个鸡蛋，咬了一口，嚼了一会儿，忽然说了一句话。

他说，爸，妈，我要是最后真的成了一个很普通的人，你们会不会觉得白养我了？

程建国的筷子停在半空中，他看着子昂，嘴巴动了动。七尺高的男人，此刻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眼眶一下子红了，嘴笨得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我替他回答了。我说，你就是我儿子，你是什么样的人都是我儿子，这个家不会因为你没出息就不要你。

子昂低着头，看着桌上那碗粥，粥还冒着热气，白蒙蒙的，模糊了他的脸。他嗯了一声，端起碗，喝了一大口。

程建国在旁边终于憋出了一句话，声音沙沙的，像砂纸在打磨木头。他说，你爸我这辈子也没什么出息，不也好好过了这么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