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和校友的关系本来是相互成就、彼此守望。
▲资料图：学校应当不分尊卑、不计功利地平等地对待所有校友。图/新华社
文 | 原平方
OPPO手机母亲节“奇葩文案”、武汉大学下场“认领”校友余同学导致其进退失据的舆论风波，仍未停息。
应该说，武大饱受批评的此番举动，大概也非意气用事。原因是，近年来，无论是从日常的学生管理还是到校友的社会行为，舆论场似乎赋予了一些高校“无限连带责任”，高校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
尤其是武大，在此前的杨某媛“图书馆事件”等一系列舆情压力之下，或许让其面对任何“风吹草动”都变得如惊弓之鸟，因而急于表态自保，也以示主动承担责任，表明自己焕然一新的作风。
但是，杨某媛是在校生，其言行属于学校管理的职责范畴；相较来说，余同学是校友，是已工作的职场人，其团队文案是典型的工作表现。武大此举将在校生的管控逻辑平移至校友的职场表现，多少有点越俎代庖，甚至是“自我连坐”。
那么，高校与校友到底应该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
就校友本义讲，学校和校友的关系本来是相互成就、彼此守望，而“母校”一词更已认定学校和校友形同“母子”的关系。这一“母与子”般不可分割的学缘关系一旦建立，就会成为终身镌刻的文化烙印。
也因此，成就突出的校友给母校添彩增光当然是好事，但即使校友有错误或不合适的行为，若非罪大恶极、恶贯满盈，学校也不应该贸然割袍断义，非要撇清关系不可。明智而审慎地承担责任，方能从容得体地守住高校作为教育者的风度。
不分尊卑、不计功利地平等地对待所有校友，才是母校对于学生有认同感和向心力的原因所在。母校对学生的包容与守护，也才是母校之所以是母校的意义所在。
还记得1922年，北京大学爆发“讲义费风波”，学校里的一小部分学生因种种原因拒缴费用，还聚集在一起、向学校施压要求取消这一费用，闹得北大校园剑拔弩张，严重影响正常教学。
风波之后，有人问校长蔡元培，学校为何要宽恕这些学生？蔡元培回答道：“学校本来就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我们不能因为学生们犯了一点小过错，就毁掉他们的人生和大好前途，这不是我们身为先生的人该做的事情。”
这份包容，彰显了一位教育家的胸怀，也为“母校”二字注入了包容与守护的温度。
事实上，武大校园里也曾流传这样一则故事。
1990年年底，武大哲学系硕士研究生黄同学临近毕业时因在恋爱问题上犯错被学校勒令退学，五年后，武大却允许其报考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黄同学成绩优异，却因政审录取受阻时，武大教授、博导李南熏在患脑出血住院的情况下还为其陈情，建议录取。黄同学所报的博导也为其再三奔走，最终被获准进入武大随98级博士研究生上课。
虽然历经曲折与坎坷，但母校老师和母校竭尽全力的宽容与帮助，却让人感念和怀想。这可能也才是更好的高校与校友的关系。
在此次风波中，武大真想“立德树人”，完全可以用一种更有风度的方式，含蓄婉转地表达对文案本身的不认同，而不是让公众看到母校与校友切割、公开对立的场面，甚至是一场充满戾气的舆论批斗。
这背后，是高校与校友的同在，而非谁有错就切割谁的“严进严出”，更不在于学校能在校友犯错时发表多么严厉的批评，而在于高校能否让校友在内心深处认为“我的母校是一个值得尊重的、有温度的成长之家”。
当高校在舆论面前丧失了定力，忽视了校友的本义，只剩下急于免责的应激反应，那么，作为一所大学弥可宝贵的东西，学生对其的精神认同和内心归属，也就所剩无几了。
究其实质，母校与校友之间的底色，从来不只是得失利害，而是植根于共同文化归属的一种以爱和尊重为底色的彼此成就。高校与校友如何才能有更好的关系？在这个母亲节的喧嚣声中，这一点格外令人深思。
撰稿 / 原平方（学者）
编辑 / 迟道华
校对 / 柳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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