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这是我导师安德鲁·阿伯特教授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中国诗。在70多岁的时候，他开始用多邻国(Duolingo)学习中文，只为感受汉字韵律，体味中国文学的韵味。当我25岁来到芝加哥大学求学的时候，也很难想到二十多年后，会有这么一个难得的契机，与海内外师友一道编写一部关于芝加哥社会科学的书。如果用如今最流行的芝加哥学派的过程社会学理论来总结本书的诞生，那恐怕就是时间的魅力。它让一些不经意的停留变成长久的驻足，而赋予片刻偶然以长久光辉的则是在时间之流中相遇的人与物、我们嵌入的关系与组织，还有我们恰好身处的环境。
组织编写这本书的起因是我与导师的一次偶然谈话，他说：“如今你去了教育学领域，就要耕耘出一方天地来，为何不从芝大研究开始呢？”2021年，我在导师的督促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支持下，开始组织“芝加哥社会科学传统”系列讲座，讲座得到了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的大力支持。11月12日，阿伯特教授作了开场演讲《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现象的诸“芝加哥学派”》。当时导师还是通过线上平台与北京的听众交流，但会场里座无虚席。首场讲座抛出的一个问题是，是否存在一个可以追溯的有形的芝加哥学派？当我们开始命名“芝加哥社会科学传统”系列讲座时，恐怕谁也没有想过，第一场讲座会以解构的方式来追问传统。然而道之以解构，也不准确，因为的的确确存在一个来自芝加哥大学的模糊的学者群体，他们拥有某种集体面貌，以及对某一类学问方式的归属，尽管他们来自不同学科，关注的议题各不相同，但他们采取的方法不断更新，甚至横跨历史。是什么延续了这样一种归属？无形中，这个问题成了此后各场讲座从不同角度触及的主题。系列讲座从2021年持续到2024年，三年间，来自中国、美国、法国和加拿大的十余位学者，都不约而同地以进行“全新”研究而不是展现既有研究成果的方式投入这个系列。在这个绩效考核严格、会务工作繁忙的时代，还有人能仅仅通过电子邮件欣然接受邀请，并投之以研究新问题的热情进行一场报告，这种积极态度本身就说明芝加哥学派是一个有魔力的研究领域，它居然能令世界各地的我们暂时放下各自手头忙碌的事务，去思考它。
参与这个系列讲座的学者大多与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有渊源，尽管其研究领域各不相同。除了阿伯特教授本人外，斯蒂芬·特纳教授和丹尼尔·许布纳是少有的两位研究芝加哥大学学术史的资深学者：特纳教授撰写过19世纪末以来的美国社会学历史，许布纳则是研究米德的新锐专家。其余参与进来的学者皆不是研究芝加哥学派的专门学者。我们当中既有旧相识，也有新朋友。随着研究的进行与系列讲座的开展，我们对芝加哥学派的兴趣，也从兴之所至变为孜孜以求。正是我们这份不间断的交流与参与，让零星的研究火花逐渐扩展，也为我们之间奠定了更深厚的研究合作基础。与此前关于芝加哥学派的书，如加里·法恩(Gary Fine)编写的《第二个芝加哥学派？战后美国社会学的发展》(A Second Chicago School？The Development of a Postwar American Sociology)和肯·普卢默(Ken Plummer)编写的四卷本的《芝加哥学派：批判考察》(The Chicago School:Critical Assessments)不同，我们之间的讨论和交流并不局限于勾勒美国社会学中芝加哥学派作为一个流派的传承与影响，也就是说，对美国社会学界的方法和理论讨论的展开，并不是这本书的重点。正因为系列讲座由北京大学承办，且参与讲座的研究者来自多个国家，大家都自觉地在更具普遍性的文化交流层面探讨芝加哥学派。这也意味着，本书所呈现的芝加哥学派天然具有一层“外化”的含义：我们并不在这一学术脉络中探索它的精微之处，而是试图将这一地方性学术脉络外化，并将其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相联结。这一层“外化”工作既得益于我们天然不是学术史专家的身份，也得益于我们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更得益于北大这一全新的平台。当然它的基础是参与者对这个问题本身的热情、认同和彼此愿意投入的默契。
本书收录了四篇来自中国学者的研究，他们分别讨论了第一个芝加哥学派中的中国面孔，芝加哥学派的“另类”组织基地——人类发展委员会，芝加哥学派对于中国社会学的意义，以及芝加哥学派与其“北方”加拿大之间的关联。这四篇文章的主要作者田晓丽、王利平、田耕与刘思达，在求学时代就是亲密合作的伙伴。写作这些文章，多少都能召唤起寒冬里他们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苦熬的日子——至少在我的记忆中，大雪纷飞、万籁俱寂的冬日才是在芝加哥求学的标配。这四篇文章正是从鲜为人关注的面向揭示了芝加哥学派的新面貌。
丹尼尔·门齐克和约瑟夫·赫尔曼诺维奇也每期讲座必至。门齐克是我学生时代便相识的同窗，但却是通过这次合作加深了彼此的友谊。他的研究揭示了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领导的哥伦比亚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差异，直抵一个根本问题——究竟是严密的组织和统一的行为风格，还是松散的集体认同更利于学派的延续？而我们与门齐克合作的一个衍生成果，便是今年我们在《美国社会学家》(The American Sociologist)上合作的专辑——“芝加哥社会学及其他者”(Chicago Sociology and Its Others)。如今，当本书蔚然成形之际，也恰逢专辑面世。我们的合作主要通过邮件往来、偶尔的Zoom对谈，以及各自潜心钻研的努力，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不刻意为之却又用心付出的合作，本身就是一种集体认同。赫尔曼诺维奇的参与就更属偶然。2019年我刚入职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之际，正巧有一场他在学院举办的讲座，主题是学术作为职业认同。当系列讲座的计划确定后，我第一时间就想起了与他在学院的讲座后的闲聊——内容是田野民族志中的共情如何发生。于是我给他发了邮件，他慨然允之，并让我给他一个题目来写。我想起了我们曾聊到的共情问题，此后他便围绕共情的概念写了一篇重构芝加哥学派的文章。这些朋友出现在每一次线上讲座活动中，总想成为积极提问的那一个，这不禁令人想起学生时代的研讨课。在教师为课堂的抬头率而焦虑的今天，一场场线上讲座无须特别邀请，就能让参与者不仅踊跃出席而且积极发言和对话——这一切要归功于我们无形之中建立的信任和期许。这是芝加哥学派这个主题带来的，更是我们搭建的这个跨洋平台的凝聚力，这些隔空对话落在每个人心头，便是无形的学派的力量。
我们的系列讲座初具规模时，便吸引了更多自远方而来的友朋。他们当中有来自法国的菲利普·方丹和丹尼尔·赛飞。我与方丹结识于另一场隔空邀请，2023年起他与杰斐逊·普利(Jefferson Pooley)打算主编一部关于芝加哥大学各类委员会的文集，因为得知我在组织“芝加哥社会科学传统”系列便邀请我写一篇人类发展委员会的文章。委员会(committee)是芝大哈钦斯时代的产物。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界在学部内建立跨学科组织的尝试此起彼伏，这也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的一度兴盛。在本书中，方丹贡献了一篇关于行为科学委员会的研究；而我在编辑本书的同时，也在反复打磨即将收入他那本文集的拙作。我们这本书和他主编的《芝加哥大学的委员会：超越学科知识》(Committe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Undisciplined Knowledge)几乎将同时面世，不得不说是时空中的一个奇妙节点。而与赛飞的结缘，则来自导师阿伯特教授的引介，赛飞的幽默、随性和敏锐，温暖着他身边的每一个人。在我邀请他时，他干脆地说将给我一篇全新的文章。本书中还有一篇重要的文章来自丹尼尔·西尔弗，他毕业于社会思想委员会，是著名社会理论学者唐纳德·莱文(Donald Levine)的学生。虽然他的主业是城市社会学，但没有什么比回顾自己导师的理论教学法更让他兴奋的了，所以我们一拍即合。他在文章中描绘的莱文授课时所使用的图示，唤起了我学生时代熟悉的“惊恐”之感。我极少遇到像莱文这般钟情于课堂的教授，他在课堂上威严和戏谑并存的气场，总让人既紧张又好奇。本书的篇目排序，基本遵循文章主题的时间脉络，按第一代芝加哥社会科学的起源到芝加哥学派未来的方向编排。
此外，还有多位学者参与了我们的系列讲座，虽未能及时交稿收入本书，我们亦共同期待其大作在下一辑中面世。其中，北大法学院戴昕教授以他的研究，为坐落于中途大道(Midway)两端的法学院与社会科学大楼架起了对话的桥梁；来自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施珊珊(Sarah Schneewind)不仅是一位知名的明史学者，也是著名社会学家埃弗里特·休斯的外孙女，她将休斯的职业理论与明史研究相互融通；而担任芝大本科学院院长达30年的约翰·博耶(John Boyer)，亦在我们系列讲座落幕的那个秋季学期到访北大，带来了一场关于新时代博雅学艺(liberal arts)何去何从的讲座。
从2021年到2024年，我们的系列讲座得到了北京大学国际战略合作伙伴基金项目、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文科创新项目“芝加哥大学教育传统”和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学科建设项目“文明研究视野中的民族志：二战前后中美社会科学的对话”的支持。考虑到时差因素，我们通常把讲座安排在周五上午，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和燕京学堂的不同教室中，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但纵然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真诚的交流。每次讲座结束后，我都会收到参会者的邮件，他们希望就相关问题继续探讨。与以往对芝加哥学派的讨论不同，我们在讲座中的讨论带入了更多自身的记忆、身为被教育者和教育者的感同身受，因此理论范式甚至社会学流派都不是我们的研讨重点，毋宁说是回到学派本身：什么是那个在学生时代折磨我们，而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能令我们找到各自安顿点的学术方式？它让一种教育区分于另一种教育。北大为这样一种全新的讨论提供了平台。在这里，一种有辨识度的学术与另一种有辨识度的学术相遇，因此激起的思想之涟漪被推及更远的地方。2024年夏天，在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的支持下，系列讲座的参与者终于汇聚在北京，举行了第一场线下的北大-芝大联合论坛“芝加哥社会科学传统的形成、发展与贡献”。在短短两三天的相聚中，我们讨论了文章的修改以及未来的计划，希望能将这种从文化高度探讨芝加哥学派的学术方式推及未来。于是，有了我们这本书，以及未来更多的工作计划。最终，本书一共收录了14篇文章，其中有7篇在系列讲座举办的过程中已经在刊物上发表，另外7篇则是第一次发表。这些文章收录于本书前均已获得作者和首次登载文章的书刊的授权，在此表示感谢！
从一次讲座，到一场学术盛宴，再到一本书，都是众人的劳动成果。除了贡献文章的研究者，还有众多默默奉献的支持者，他们是一项小小事业的无数关键连接点，因此我们也有太多的人需要感谢，无法尽数。其中，尤其需要感谢闵维方教授和教育学院的两任院长阎凤桥教授和蒋凯教授无私的支持。我在北大教育学院的同事刘云杉、沈文钦、李春萍等参与了系列活动，分享了很多有益的想法。北大社会学系与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周飞舟教授和许多社会学系的老师多次参与系列讲座与对谈，为本书的编撰提供了诸多灵感和鼓励。无论是在北大国际合作部，还是在北大出版社，夏红卫老师都是本书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他也将北大国际合作部以及北大出版社诸位热心的老师推荐给我们。戈泽宁老师和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多次为我们提供了会议场地和硬件支持，可以说为芝大人提供了在北京的家，我要感谢他们的不倦激励。同时感谢远在大洋彼岸的芝大社会学系多位老师的悉心关照。2024年我在访学芝大期间，协理副校长凯蒂·赫里亚克(Katie Hrinyak)女士将我们系列讲座的纪念折页摆在了自己的办公室，社会学系和历史系的多位老师也与我深入讨论了本书的相关内容。如今，这项在大家口中酝酿多年的项目终于即将付梓，这是多么令人如释重负，又是多么令人满心欢喜！最后，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武岳老师细致严谨地审定书中的每一个字，感谢章永乐、谢雯等同行好友通过各种方式给予的支持，感谢我的学生张正涛和肖永虹在文稿校订过程中不厌其烦地核查资料，感谢为系列讲座设计精美海报的冯雨萱和单惟童同学，也感谢所有参与文稿翻译和会议组织工作的可爱的同学……你们都是这曲学术合奏中动人的音符。
无论是立足20世纪40年代中国燕京学派的立场，还是身处美国“北方”的加拿大，抑或是置身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实用主义思想大热的法国，乃至从今天美国社会学的视角重新审视芝加哥学派，这本身就是一场异彩纷呈的学术之旅。这样的旅行，或隔着万水千山的文化差异，或横亘着时空错位的隔阂，抑或带着一份不合时宜的倔强。但旅行终将开启新的可能，正如阿伯特教授在《过去与未来的芝加哥学派》中未尽的言下之意：与其去哀叹帕克时代的芝加哥学派已经远去，不如去想象，倘若帕克身处今日，又将何为。是的，以帕克的敏锐和兴致勃勃，他必定会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塑造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形态。同样，当我们从多元视角重新审视芝加哥学派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风格时，我们追问的是：未来的社会科学，将呈现何种面貌？希望这本书能够给大家带来启发。
2026年3月26日于燕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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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平 主编
2026年5月出版
编辑：由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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