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美国率先把中国战争失败的赔款，俗称庚子赔款，分批返还给中国，并且指明用于教育。同时也带动了欧洲的其他一些国家把战争赔款归还给中国。因此利用“庚款”到美国和其他国家进行留学的人数大大增加，一大批学术大师由此而产生。
利用庚子赔款（以及后续相关的退款资助计划）赴欧美留学的中国大师级人物非常多，他们为中国现代科学、教育和工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下是部分杰出的代表人物。
赴美留学的代表人物有：
*梅贻琦：著名教育家，1909年作为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赴美，后成为清华大学的传奇校长。
* 胡适：新文化运动领袖、思想家，1910年考取第二批庚款留美。
* 竺可桢：中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奠基人，1910年考取第二批庚款留美。
* 赵元任：著名语言学家、音乐家，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1910年考取第二批庚款留美。
*叶企孙：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1911年考取庚款留美。
*侯德榜：著名化学家，“侯氏制碱法”的创始人。
*茅以升：著名土木工程学家，主持修建了钱塘江大桥。
*钱学森：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
*杨振宁、邓稼先：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邓稼先为中国“两弹元勋”。
赴英及赴欧留学的代表人物有：
*华罗庚：世界著名数学家，在庚款资助下前往英国剑桥大学进修。
*钱伟长、郭永怀、林家翘：著名力学家和应用数学家。这三位大师在1939年考取第七届中英庚款留学生，先赴加拿大，后转至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深造。
*吴有训：著名物理学家，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在庚款资助下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留学。
*陈省身：世界顶级几何学大师，利用庚款退款建立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资助，前往德国汉堡大学攻读博士。
*王大珩、龚祖同：著名应用光学专家，两人在庚款资助下分别前往英国和德国留学。
此外，像周培源、吴大猷、赵九章、金岳霖等一大批学术泰斗，也都曾受益于庚子赔款相关的留学计划。这批留学生学成归国后，成为了撑起中国现代学术与科技发展的“国之脊梁”。
我的一个问题是，这些留学欧美的学者们，大部分接受了资本主义国家自由主义的教育。而且回国以后也对国家发展和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
那么为什么自由主义没有在中国形成主流的意识形态？而马克思主义虽然也从西方传来，但是与自由主义是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为什么被许多知识分子所接受了呢？
可以说，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未能成为主流选择，并非因为知识分子不认同其理念，而是由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和自由主义自身的局限性共同决定的。简单来说，在救亡图存的急迫任务面前，自由主义显得“不合时宜”且“力不从心”。
具体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时代主题：救亡压倒启蒙
近代中国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民族存亡。从鸦片战争到“九一八”事变，国家主权沦丧，民族危在旦夕。在这种背景下，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最急迫的任务是谋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而非争取个人的自由与权利。
集体优先于个人： 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强调个人自由和权利，但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现实下，强调个人优先的自由主义与救亡图存的集体主义时代主题产生了深刻的隔阂。
当华北地区连一张平静的书桌都难以安放时，胡适等人呼吁青年“为读书而读书”，“争个人的自由便是争国家的自由”等主张，自然无法说服满怀救国热情的青年学生。
革命优于改良： 面对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和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通过理性、温和的渐进式改良道路是很难行的通的。戊戌变法和立宪运动的失败已经证明，旧势力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道路，可能更符合当时中国通过暴力手段推翻旧秩序的现实需求，也更契合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激进思想。
二，自身局限：脱离社会现实
自由主义在当时也存在一些内在的缺陷，使其难以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
脱离工农大众：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大多是留学欧美的知识精英，他们身上带有一种精英情结，许多人瞧不起广大下层群众，甚至从骨子里害怕群众运动。
他们幻想依靠少数“好人”来建立一个“好政府”，认为少数精英就可以主宰社会进步。这使得他们无法找到变革社会的现实力量，其主张也仅限于知识分子圈层，缺乏民众基础。
对现实判断失误： 部分自由主义者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低估了其对中国控制和干预的程度，甚至认为只要中国解决了自身问题，帝国主义问题便会迎刃而解。这种对国内外形势的误判，导致他们提出的方案脱离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本现实。
三，文化与土壤：与中国传统文化难以相容
自由主义未能在中国扎根，也与其文化传统和传入时机有关。
文化传统缺失：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法、道、释等主流思想，以及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官僚等级和家族宗法等政治秩序，本质上都与强调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理念存在冲突，缺乏孕育自由主义的“基因”。
传入时机不佳： 自由主义大规模传入中国是在晚清民国时期，正值内忧外患、社会剧烈动荡的年代。国家和人民的首要目标是生存与发展，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稳定的环境让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系统、全面地理解和实践自由主义。
总而言之，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困境是历史的选择。它既未能回应“救亡”这一最紧迫的时代主题，也未能克服自身脱离大众的精英化局限，加之缺乏相应的文化土壤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最终未能获得广大知识分子的普遍认同，也未能成为历史的选择。这对于中国没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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