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今天聊唐宋八大家里最没存在感的一位——南丰先生曾巩。好多人上学背唐宋八大家名单，到他这总卡壳，其他人要么是语文课本常客，要么是名声响当当的大文豪，就他，没写过什么要求背诵的千古名篇，也没什么出圈的八卦绯闻，连个影视剧里都很少提他，仿佛就是凑数的。可你真翻了他的生平就知道，这人能进唐宋八大家，真不是走后门，人家的本事，全藏在“不显眼”这三个字里。
先给大家说个事，你就知道他的人缘和才学有多牛。曾巩18岁那年跟着爹去京城，第一次见欧阳修，欧阳修看完他写的文章，当场就拍着桌子说“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直接收他当徒弟，逢人就夸他是“百鸟之中的凤凰”。后来他认识了王安石，两个人一见如故，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王安石后来变法被所有人骂，就曾巩站出来客观说公道话。就连狂到没边的苏轼，提起曾巩都得竖大拇指，说“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把他的文章比成长江黄河、天上的北斗星。你想啊，能被这三位眼高于顶的大文豪集体夸的人，能是一般人吗？
可曾巩这一辈子，真的是一手烂牌打出来的。他出生在江西南丰的一个官宦人家，本来日子过得挺好，结果18岁那年他爹被人诬告罢了官，没两年就气死了，家里一下子就垮了。他是家里的老二，上面一个哥哥身体不好，下面还有四个弟弟、九个妹妹，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全靠他一个人养活。别人家二十多岁的读书人都在专心备考科举，他倒好，天天要下地干活、要出门挣钱，还得抽空给弟弟妹妹们上课，连买书的钱都没有，只能到处借书抄着读。
就这么着，他硬生生扛了十多年，每次去考科举，要么是赶上家里出事走不开，要么就是运气不好落榜，一直考到39岁，他才带着自己的弟弟、妹夫一共五个人去考试，结果五个人全中了进士，整个京城都轰动了，说曾家一门五子登科，是天大的喜事。那时候他才终于松了口气，跟弟弟妹妹说：“咱们总算能吃上饱饭了。”
别人中了进士都想着往京城当官，最好能进翰林院，可曾巩倒好，主动要求去地方上。他不是不想留京，是知道地方上老百姓的日子苦，自己读了半辈子书，就得真真切切给老百姓干点实事。他在齐州当官的时候，当地有个姓周的恶霸，仗着自己有钱有势，强抢民女、霸占田产，连官府都不敢管。曾巩一到任，第一件事就把这恶霸抓起来判了死刑，老百姓都拍手称快。后来他又修堤坝、建学校、减免赋税，齐州的日子一下就好起来了，他离任的时候，老百姓都堵在城门口不让他走，说“曾大人走了，我们以后找谁做主啊”。
后来他又先后在七个地方当官，每到一个地方，都干得特别实。他不搞什么面子工程，也不上书拍皇帝马屁，就盯着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不好，有没有冤案，水利修没修。他在福州当官的时候，发现当地的和尚们靠寺庙的田产赚得盆满钵满，还不用交税，他直接就把寺庙多余的田产收上来分给老百姓，还规定和尚必须登记造册，不能随便圈地，一下就给当地老百姓减了好大的负担。
好多人说曾巩的文章不好，没有李白苏轼那么潇洒，也没有韩愈柳宗元那么犀利，可他的文章好在一个“实”字。他写的议论文，全是实实在在的治国道理，没一句空话套话；他写的书信，全是真心实意的劝诫，没有半句虚情假意。欧阳修为什么最喜欢他？就是因为他的文章像他的人一样，端方厚重，就像个老实厚道的君子，读着就让人放心。
王安石变法那会，好多人都站队，要么拼命夸新法好，要么拼命骂新法坏，只有曾巩，既不跟风捧也不跟风踩。他跟王安石是好朋友，可看到新法里有些政策伤害老百姓，他就直接给王安石写信，说哪里不对得改；别人骂王安石的时候，他也站出来说，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好的，只是有些地方执行坏了。就因为他公正，两边的人都不讨好，可他一点都不在乎，说“我只说真话，管你们高兴不高兴”。
他这辈子没当过什么大官，最高也就做到了中书舍人，65岁就去世了。他既没有苏轼跌宕起伏的人生，也没有王安石位极人臣的风光，更没有欧阳修文坛盟主的地位，可他一辈子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写文章讲真话，当官为老百姓谋福利，对朋友真诚，对家人负责，把一个“君子”该做的事都做到了极致。
现在很多人喜欢聊“存在感”，觉得人就得风光无限，就得有出名的作品，有轰动的事迹，才算没白活。可你看看曾巩，他好像一辈子都没什么存在感，既不炒绯闻也不博眼球，可他把自己的人生该尽的责任都尽到了，该做的事都做好了，历史照样记得他，把他列进了唐宋八大家，让后世敬仰。
说白了，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苏轼那样的天才，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王安石那样的机遇，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像曾巩一样，拿着普通的剧本，过着普通的日子，可只要踏踏实实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对得住身边的人，就算没有那么大的名气，也照样能活得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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