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国会大厦众议院议场，就特朗普总统的“大而美法案”预算协调方案进行表决。
国会尚未完成为国土安全部提供资金的第二项预算协调法案，但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乔迪·阿灵顿，已经开始为第三项法案列出本党团的愿望清单。尤其是，他明确表示，共和党希望在军事开支上再投入数十亿美元。
为了抵消这些成本，阿灵顿正着眼于进一步削减社会安全网项目，并将其包装成“反欺诈”措施。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令人意外。眼下正值竞选季，共和党急于高举“浪费、欺诈和滥用”的旗号。这也是一种转移公众注意力的方式，让人们少去关注不断上涨的汽油价格、关税，以及那场显然远未结束、又不得人心的战争。
对共和党而言，拿那些帮助普通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项目开刀，比如补充营养援助计划和医疗补助，在政治上或许有利，尽管在政策上并不明智。这些项目支撑着儿童和家庭的健康与福祉，也能提振经济。相较之下，削减营养援助和医疗保障——正如第一项预算协调法案《一个大而美法案》所做的那样——将加剧贫困、饥饿和健康恶化。
而这反过来，又会给所有人带来可观的长期成本。这些“欺诈”叙事，建立在长期存在的种族和性别刻板印象之上。从罗纳德·里根口中的“福利女王”，到比尔·克林顿提到的“未婚少女母亲”，再到源自詹姆斯·戴维·万斯臆想的“吃宠物的海地移民”神话，政客们不断动用这些陈词滥调，把依赖公共项目的黑人和棕色人种女性描绘成“不值得帮助”、在占“我们其他人”便宜的人。
同样，这也掩盖了一个事实：正是政客们的政策选择，迫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不得不依赖补充营养援助计划和医疗补助这类项目来获得食物和医疗保障。比如，联邦立法者近27年来一直拒绝把联邦最低工资从7.25美元上调，尽管食品、住房和托育成本的涨幅早已超过工资增长。
事实上，阿灵顿众议员、他在国会中的共和党同僚，以及特朗普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让家庭生活变得更可负担。但他们却把大量精力放在联邦项目中所谓的欺诈问题上。
去年12月，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曾试图冻结明尼苏达州的联邦托育资金。起因是一名长期散布错误信息的右翼网红，在没有证据支撑的情况下，指控索马里裔托育服务提供者存在欺诈。
尽管缺乏可信证据，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随后又在今年1月试图冻结明尼苏达州及另外四个州的托育和社会服务资金，不过这一尝试被一名联邦法官叫停。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还对接受儿童与家庭管理局拨款的各州施加新的“捍卫支出”要求，并以此威胁延迟发放家长和托育服务提供者赖以维持的资金。
而这长长一串举措，甚至还没有包括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已经宣布的全部措施，更不用说本届政府新设一个工作组、推动审查包括医疗补助在内的其他公共项目，以及国会共和党领导人发起的听证会、公开信和立法提案。
但问题的真相是，这些行动与其说是为了确保公共资金按既定用途使用，不如说是为了彻底削减这些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项目。
当然，确保联邦资金被妥善使用，本身非常重要。也正因如此，那些为托育补助等福利提供联邦资金的授权法案，都会明确规定一整套保障项目完整性和运行的程序，包括调查、纠正措施和处罚。
负责管理托育和其他社会服务项目的州与联邦机构，也设有大量监督流程，其中包括项目审计。这些保障机制并不完美，但确实有效。比如，儿童保育与发展基金——联邦托育资金的最大来源——在2023年报告的差错率低于4%，而那时本届政府后来提出的各种新要求、举报热线和工作组都还没有出现。
如果考虑到总统曾赦免因税务欺诈被定罪的富有捐赠者，放弃追缴数百万美元赔偿金，就很难认真相信本届政府真正在意打击欺诈。所以我要再次强调：这件事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对公共资源负责的管理，也不是让陷入困境的家庭更容易负担生活。
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一点，就是阿灵顿众议员关于国会共和党打算如何使用“反欺诈政策”所节省资金的表态：这些钱将被用来抵消更多军事开支的成本。全国各地的家庭都在为基本生活开支发愁，但他显然没有想到，完全可以把这些节省下来的资金转而用于确保更多符合资格的儿童、个人和家庭，从这些被针对的项目中获得支持。
和阿灵顿一样，唐纳德·特朗普也直言不讳地表示，在伊朗战争背景下，他并不考虑美国家庭的财务处境。
事实上，阿灵顿为第三项预算协调法案提出的1000亿美元国防开支起点，原本可以用来恢复第一项法案中被削减的大约一半补充营养援助计划资金。这场运动并不是——而且从来都不是——为了普通美国人的福祉。
由于去年7月《一个大而美法案》削减了补充营养援助计划和医疗补助，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将面临更严重的饥饿和疾病。仅仅一年后，如果再进一步削减补充营养援助计划、医疗补助或其他项目，只是为了给一场公众压倒性反对的战争提供资金——这才是真正的“欺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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