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同志原名吴春晗，号辰伯，浙江义乌人，生于1909年。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以后特别留意明代历史，通过基本训练和刻苦自学，对于明史的基本知识、基本史实、基本制度、重要人物和基本资料、基本工具，都系统地进行了深入探索，写出不少有分量的论文，如《明代的军与兵》《明代的农民》等，得到史学界的重视。
他认为读书学习要从打基础做起，学历史要从学通史入手，然后深入断代史和专史。他主张勤读、勤抄、多搜求，要有目的地读书，抓住关键的和重要的多读几遍，那就记得比较深刻了，还要多抄，把自己认为重要的抄下来，做成卡片。通过勤读勤抄，把不同的记载，提纲挈领地串起来，就可以发现问题，再认真加以整理、分析、研究、综合，就可以解决问题。他晚年经常以这个方法，指导青年同志。吴晗同志在研究中很重视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注意古为今用，并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1934年吴晗同志在清华大学毕业，留校作助教。那时，《朝鲜李朝实录》影印出版，北京只北平图书馆藏有一部，其中关于中国史资料极为珍贵，但知道它的人较少。北京大学孟森教授正在编写《明元清系通纪》,天天都去阅读，另外还有一位阅览者就是吴晗同志。两人都是风雨无阻。孟森教授年逾七十，向不坐车，吴晗同志不到三十岁，也是步行，当时路过文津街的人经常看到这一老一少天天出入北平图书馆。从这一小故事，我们看到吴晗同志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的精神，这同他后来的成就是分不开的。
吴晗同志通读了《朝鲜李朝实录》,随读随抄，摘录了有关中国史资料三百万字，抄了八十厚本。1938年，我到昆明遇着他，这时孟森教授已逝世，吴晗同志知道我们计划把孟森的《明元清系通纪》继续完成，他主动要把所抄朝鲜实录借给我们。他甚至说：“我把它送给你。”不久，我们听说孟先生的《明元清系通纪》基本上已编竣，稿本存北平，我们计划改变，没有借用。但是吴晗同志这种慷慨豪迈的气魄，今天回想起来依然如在眼前，令人怀念不已。旧社会的学术工作者，对自己占有的资料一般不轻易告人，特别是自己辛勤劳动得来还未利用的资料，更不必说移赠了。这八十本抄录的资料，1959年吴晗同志加以整理，定名《朝鲜李朝实录中之中国史料》,准备公开出版，作为他对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可惜他未看到它的出版。
1937年，吴晗同志离清华到云南大学任教，1940年又回到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昆明联合组成的，校中抗日民主空气极为浓厚。1943年以来昆明历次民主运动，吴晗同志总是走在前头，以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他和闻一多、张奚若诸先生都是全校有声望的进步教授。抗战胜利，1945年“一二·一”运动起，他和学生站在一起同反动派作了坚决斗争。1946年三校复员，他也回到北平，住在清华大学旧西院12号。这几间古老房子，在1946—1848年两年多期间，它却是民主青年、进步教授的聚会所，地下党员的交通站，收抄散发解放区广播消息的流动点，又是许多次运动宣言、通电的起草间。
在北平白色恐怖包围下，吴晗同志除了政治活动外，依然治学不倦。1947年把多年积累的资料写成《朱元璋传》。1948年8月间，吴晗同志离开北平到上海，准备转香港同几位朋友进解放区，但在上海受阻，住了个把月走不成，于是又飞回北平。随后由地下党的安全掩护进入石家庄。在解放区，他会见毛泽东主席，并把他写的《朱元璋传》原稿请求指正。一天晚上，毛泽东特别约见他对《朱元璋传》谈了很久，商榷了许多观点，特别指出了彭和尚一条。吴晗同志在《朱元璋传》中记载元末同徐寿辉、邹普胜一道起义的彭和尚，采用传统说法，说到徐寿辉起义成功以后，他突然不见了。毛泽东当时指出，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该有逃避的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要作更深入稽查。毛泽东在军事政治万分繁忙中，还关心一个学术著作稿本，使他异常感动。1949年春，北平解放，他回到北京。一次在参加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临时代表大会的车上谈到这次会晤，他兴奋地说，我一定努力查清楚。果然，他重新仔细地翻阅《明太祖实录》和有关元末明初载籍，终于查出彭和尚被元朝军队在杭州所擒杀，吴晗同志补正了原稿。他这种认真求实的精神，充分说明他对科学的热爱，对真理的热爱，是难能可贵的。
1958年以后，吴晗同志把他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他一再呼吁并躬身力行，把历史知识普及到广大青少年和广大群众。这是一项比提高更艰巨的任务。是许多专家不肯做的，没有绝大魄力也不能做不敢做的。
吴晗同志亲自担任主编，并组织全国爱好史地的教师学者，编写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地理小丛书》和《中国历史常识》等等，只《中国历史小丛书》一种，到1965年的7年里，陆续出版了近一百五十种。吴晗同志还建议把过去著名史籍，广泛印行。如《明经世文编》《国榷》《北游录》《天府广记》等等，有的从来没有刻本，有的流传不广，都是学者想读而读不到的，经他建议，都出版了。这是研究明史的人所念念不忘的。又如改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发掘明定陵，改成地下宫殿，以及标点《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也都和他的建议有关。
今天，我们历史工作者必须更好地研究历史科学，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此时，我们更怀念我们的豪迈坦白、有学力、有能力、有魄力的历史学家——吴晗同志。
(原载《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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