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班是从晚上十点开始的。
我骑自行车经过厂区东墙时，总会习惯性地往墙根底下看一眼。那儿有一堆烧过的纸钱灰，黑乎乎的，被风刮得贴在地上。厂里的人都说那是前两个失踪女工的家里人烧的，但保卫科不让进厂区烧，他们就偷偷摸摸在墙外头烧。
纸钱灰旁边搁着一碗倒头饭，饭上插着三根筷子，筷子是立着的。
我心里跳了一下。
倒头饭上插筷子，筷子能立住，是我们这边的老话——魂还没走。
我没敢多看，蹬着车子进了厂门。
那晚的月亮很圆，但光不亮，像隔了一层毛玻璃。更衣室里只有我和杨姐两个人，她在换工装，背对着我，忽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小敏，你今晚走的时候，别一个人。”
我愣了一下，问她啥意思。
杨姐没回头，只是肩膀缩了缩：“我昨天夜班回去，走到三号楼的拐角，听见有人在哭。”
“谁哭？”
“不知道，我回头看的时候，巷子里空荡荡的，但是地上有一摊水。那摊水不对劲。”
“怎么不对劲？”
“它不干。我蹲下去看的时候，那摊水里头有张脸。”
杨姐的声音压得很低，更衣室的日光灯嗡嗡响，照得她的脸白白的。
“那张脸不是我。”
更衣室的门忽然被风吹开了。
我和杨姐同时回过头去，门外是空荡荡的走廊，走廊尽头的灯泡坏了一盏，忽明忽暗。灯泡每闪一下，墙上的影子就变个位置。
杨姐扭过头去，系好了工装的扣子，再没说话。
她出门的时候，我注意到她手里攥着个东西——是一面小圆镜。她走到门口，把那面镜子翻过来，镜面朝外，对着走廊晃了一下，才迈步出去。
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她奶奶教的：夜路走多了，过拐角前先用镜子照一照。镜子里头要是多出个人来，你就别动。
那晚的活儿很赶。我在流水线上站到凌晨一点半，换班的工友来了，我交了班，脱掉工装，往车棚走。
车棚在厂区最西边，要穿过一条窄巷子。巷子两边的墙很高，月光照不进来，只有墙头长了几蓬野草，风吹过来，草影子在墙上晃得跟手指头似的。
我走到巷子中间的时候，听见身后有脚步声。
不紧不慢的，跟我一个节奏。
我走一步，那个声音跟一步。
我停下来，脚步声也停了。
但我停下之后，那个声音又往前进了一步。
就一步。
一个男人，站在巷子口。月光从他身后打过来，脸是黑的，看不清五官，只能看见轮廓。他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一动不动。
我倒退了两步，那个人没有跟上来。
但他说话了。
“同志，问个路。”
声音很平，没有起伏，像是背书。
我没应。
这是厂里老师傅教过我的——下夜班遇到人问路，女人问你莫回头，男人问你莫应声。厂区这片地，建国前是乱葬岗，不干净的东西多，尤其喜欢借人问路。
我扭头就跑。
巷子的另一端通向家属区，我跑过拐角，一头撞进了三号楼。我们这栋楼是老式的筒子楼，一共六层，每层住着八户人。楼道灯是声控的，我进去了没出声，灯就不亮，只有安全出口那个绿莹莹的牌子发着幽幽的光。
我一口气跑上三楼。
我们的门牌号是302。
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我拿钥匙开门的时候，手抖得厉害，钥匙对了好几次才插进去。就在这时候，我余光扫到了对面301的门牌。
那门牌是蓝底白字的搪瓷牌，上头印着数字。
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三秒钟。
然后我转头看我自己的门牌。
又转头看隔壁的。
304。
305。
306。
我挨家挨户看过去，从301看到308。
每一扇门上的门牌号，都不是301、302、303。
它们全是一个数字。
1973。
那是第一个失踪女工的出生年份。
我站在楼道里，钥匙掉在地上，发出一声脆响。声控灯亮了，黄澄澄的光照在那排门牌上，每一个门牌上的搪瓷都在反光，蓝底白字，清清楚楚。
1973。
1973。
1973。
整层楼，全是1973。
我脑袋嗡的一声，转身就往楼上跑。跑到四楼，楼道灯亮了，我抬头去看门牌——全是1974。
第二个失踪女工的年份。
我腿软了，扶着墙往五楼走。
五楼没人住，是空的。铁门上落着灰，但门牌上干干净净，搪瓷牌是新的，上头印着1975。
那是我的出生年份。
我的钥匙捅不进五楼任何一扇门的锁孔，但那些门牌就挂在那里，像是早就准备好了，在等我。
我听见脚步声从楼下传上来。
那个男人进楼了。
他的脚步很慢，一步一声，踩在水泥楼梯上，闷闷的，像踩在我的胸口上。我缩在五楼楼梯间的拐角，大气都不敢出。
脚步声经过三楼的时候，停了一下。
然后是钥匙开门的声音。
那个声音很轻，但我听得真切——有人在用钥匙开三楼的门。但我刚才明明看见，三楼所有的门牌都变成了1973，没有一扇门是我家。
脚步声又响了。
它往四楼去了。
四楼也停了一下，又是开门的声音。
然后脚步声往五楼来了。
我把自己缩成一团，手在口袋里摸，摸到了我的工牌。工牌是塑料的，边缘被我的手指甲掐出了一道白印子。我攥着它，像攥着一根稻草。
脚步声在五楼的楼梯口停了下来。
那个人没有说话，也没有走过来。楼道灯灭了一瞬，又亮了。灯光一亮一灭之间，我看见地上多了一道影子。
影子的轮廓很清楚。
那个人就站在楼梯口，面朝着我藏身的方向。
但他不过来。
他在等。
等我自己走出去。
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借着楼道灯灭的一瞬间，从楼梯间拐角冲出来，往六楼跑。六楼的铁门虚掩着，我推开门，一头扎进了顶楼的杂物间。
杂物间里堆满了破旧家具，一张断了腿的八仙桌，几把竹壳暖壶，还有一堆捆好的旧报纸。屋子里弥漫着樟脑丸和陈年灰尘的气味，顶棚有一扇天窗，月光从窗口漏下来，在地上印出一块惨白的光斑。
我躲在八仙桌后面，透过桌腿的缝隙盯着门口。
等了很久，很久。
脚步声没有再上来。
但我听见了另一个声音。
是一个女人在哼歌。
那调子很老，是厂里女工们最爱哼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声音从楼下传上来，一声高一声低，在空荡荡的楼道里来回荡。
我听着听着，忽然听出不对了。
那个哼歌的声音，不是从哪一层的走廊里传来的。
它在往上走。
从三楼哼到四楼，从四楼哼到五楼，从五楼哼到了六楼。
然后停在了杂物间的门口。
门缝底下透进来一丝光线，门外的声控灯亮了。我看见门缝里漏进来的光线被挡住了——有两道影子，并排站在门外。
一个是穿夹克的男人。
一个是哼歌的女人。
女人开口了，嗓音沙哑，像是嗓子眼里卡着一团棉花。
“小敏，开门。”
她在喊我的名字。
但那个声音，是杨姐的。
我把手背塞进嘴里，咬出了血，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声音。门外的杨姐还在喊，一声比一声近，一声比一声急。
“小敏，开门呀。”
“开门。”
“你怎么不开门？”
门把手开始动了。
先是轻轻地转了一下，然后停住。接着又转了一下，更用力。最后是猛烈的晃动，整扇门都在抖，像有人在外面用身体撞门。
我闭上眼睛，攥紧了工牌。工牌的塑料边角扎进我的手心，疼得我眼泪往下掉。那一下疼让我脑子忽然清醒了一瞬，我把工牌翻了过来。
工牌背面，贴着我的照片，印着我的名字和工号。
但名字那一栏，不是我的名字。
是三个字。
不是我的。
是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名字。
工牌的塑料膜鼓起来一块，我拿指甲一抠，抠出来一张薄薄的纸片。那纸片很旧了，叠得四四方方，展开来看，是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女孩，穿着我们厂的工装，站在车间门口，笑得很甜。她胸口别着的工牌上，印着一个名字。
我盯着那个名字，后背一寸一寸地凉了下去。
那是我爸的名字。
但不是我爸的姓氏。
是一个从来不在家里被提起的姓。
我手里的工牌忽然变得很重。
门外的撞门声停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男人的叹息。叹息声很轻，但贴着门缝，听得清清楚楚。他好像把嘴凑在门缝上，用气声说了一句话。
“闺女。”
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手攥住了。
那个声音和我爸一模一样。
但我爸三年前就死了。
死在厂里的锅炉房，事故报告上写的是操作失误。他下葬那天，我把他生前的工装叠好，放进棺材里。那件工装上别着的工牌，和我手里这张一模一样。
门外的两个人不说话了。
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
我从天窗爬上了楼顶。
夜风刮在脸上，带着煤烟和机油的味道。厂区的灯光在远处一闪一闪，家属区一片漆黑。我蹲在楼顶的栏杆旁边，把那张黑白照片举到月光下。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钢笔字，被水洇过，有些模糊。
“秀英，我对不起你。”
秀英。
我知道这个名字。
失踪的三个女工里，最后一个失踪的，她档案上的母亲一栏，写的是“张秀英”。但她不姓我爸的姓，也不姓这个叫秀英的女人的姓。
她跟别人姓。
她被人抱走了。
她来厂里上班，是想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我忽然想通了很多事情。
那个跟着我的男人，他身上的夹克，是二十年前厂里发的劳保服样式。那个哼着《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女人，她用的嗓音，不是杨姐的声音。
那是我妈的声音。
我妈早就不唱那首歌了。我爸死后，她把家里所有和我爸有关的东西都烧了，包括他的照片、他的工装、他得过的奖状。但她没烧掉那张夹在结婚证里的黑白合照。
我见过那张合照。
照片上，我爸搂着我妈的肩膀，笑得眼睛都眯成了缝。他胸口的工牌上，印着的名字，和我手里这张工牌上印的名字一模一样。
但照片角上还有半个人。
那半个人被剪掉了。
只剩下一条胳膊，搭在我爸的肩上。
那条胳膊上，穿着一件深色夹克的袖子。
我听见杂物间的门开了。
脚步声走到楼顶的楼梯口，停下来。
我没有回头。
“你上来吧。”我说。
身后没有动静。
我把手里的工牌举起来，举到肩膀上方，月光正好打在塑料牌上，反着光。
“你女儿的名字，在我这里。”
身后传来一声很轻很轻的叹息。
然后我听见了上楼的脚步声。
一步一步，走得很慢。
我数着步子，在心里喊着我爸。爸，爸，爸。每喊一声，我的嗓子眼就紧一分。我没有应那个男人叫的“闺女”，但我知道，他喊的人不是我。
他喊的是照片上那个扎麻花辫的女孩。
他以为我是她。
他以为每一个下夜班独自走回家的年轻女工，都是他的女儿。
我听见他走到我身后三步的地方。
停下来。
然后他说话了。
“闺女，跟爹回家。”
那声音在发抖。不是因为恐惧，是因为一个等了太久的人，终于等到了他要等的人。
我把工牌放下来，转过身去。
月光下，我看见了他的脸。
那是一张我熟悉的脸。三年前的锅炉房，我爸躺在担架上，脸上盖着白布，我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但我记得他的眉毛，浓黑的，左边的眉毛中间有一道疤。
这个男人的眉毛中间，也有一道疤。
但不是浓黑的。
是灰白的。
他老了。
死了的人也会老吗？
他看了我一眼，目光落在我的脸上，停了三秒钟。然后他眼里的光一点一点熄灭了。
他认出我不是她。
他往后退了一步。
又退了一步。
然后他转身，走下了楼梯。
我没有追。我站在楼顶上，听见他的脚步声一层一层地往下走，经过六楼，经过五楼，经过四楼，经过三楼。
每经过一层，楼道里的声控灯就亮一下。
三楼的灯亮了最久。
然后灭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最后一次来找女儿了。
警察在那栋楼的杂物间里找到我的时候，我已经发了一夜的高烧。他们说我手里紧紧攥着一张工牌，掰都掰不开。
他们用了很大力气才把我的手指一根一根撬开。
工牌掉在地上，正面朝上。
上面印着的名字不是我。
是林小燕。
第三个失踪女工的名字。
警察问我，这工牌是哪儿来的。我没有回答。
因为他们在顶楼的杂物间里，还找到了另一样东西。
一条绳子。
和一个人。
那个人吊在房梁上，身上穿着一件老旧的深色夹克。法医鉴定，死亡时间超过二十四个小时。
也就是说，在他跟着我上楼之前，他就已经死了。
警察在死者的口袋里找到了一张老照片，黑白照片，边角都磨毛了。照片上的女孩扎着麻花辫，穿着厂里的工装，笑得很甜。
她胸口的工牌上，印着三个字。
林小燕。
照片背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
“爹找你。”
后来我出了院，回厂里办了离职。走的那天，保卫科的老孙头叫住了我。他在这厂里守了三十年的大门，什么都见过。
他说：“二十年前，锅炉房爆炸，死了一个姓林的外地人。他女儿刚出生，媳妇跟人跑了，他就把女儿送给了一户姓林的人家。他自己改了姓，进了厂，在这锅炉房里守了半辈子。他守的不是锅炉，是离女儿最近的地方。”
老孙头抽了口烟，烟头在夜里亮了一下。
“那三个失踪的女工，没死。她们只是被他吓到了，跑了。跑到外地，也没回来。但他找不到她们，就一个一个地找，一个一个地追。追到最后，他追到了自己的女儿。”
我问老孙头，林小燕后来怎样了。
老孙头把烟掐灭，没说话。
我转身走的时候，听见他在我身后嘟囔了一句话。
“那姑娘不知道她亲爹找了她二十年。她来厂里，是为了找她亲妈。”
我停下脚步，想起工牌里头夹着的那张纸片。
“秀英，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什么呢？
是对不起当年把她送走了，还是对不起后来再也没有找到她？
故事到这里，似乎讲完了。
警察最后把林小燕案子的结论定成了“意外”，把那个男人的尸体火化了，骨灰没人领，就撒在了厂区后面的河沟里。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一个死了二十多年的人，为什么还能走回来，挨家挨户地找他的女儿？是因为他不知道女儿长什么样，所以要把每一个像她年龄的女孩都追一遍？
还是说，他明明知道那些人都不是他的女儿，他只是太想她了，想得连死都挡不住？
如果你是他，你会选择在某个夜晚停下来吗？还是会像我看见的那样，一层一层地走，一户一户地敲，直到楼道里的灯全部熄灭？
我是小敏。我后来改了名字，但那张工牌我一直留着。
每年清明，我都会去那条河沟边烧一刀纸。
纸灰被风吹起来的时候，我总觉得有人站在河对岸看着我。一个穿深色夹克的男人，眉毛中间有一道疤，灰白的。
他从不走近，只是远远地站着。
像二十年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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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内容由AI辅助创作，故事纯属虚构，其中涉及的民俗与灵异元素仅为文学叙事需要，请勿传播封建迷信，仅供娱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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