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张老照片,写尽一个旧时代崩塌之际,上层的挣扎、中层的坚守、底层的苦难。
1904年,德国阿达尔伯特王子访华,清末外务部的重臣们,集体在德国驻华使馆门前留下了这张照片。前排的每一张面孔,都是当时晚清外交的显赫高官,却在列强面前,撑着一份被动的体面。
中间一身勋章军装的德国王子,气场压过了所有人;他身旁的庆亲王奕劻,是晚清宗室里最懂和洋人打交道的重臣;旁边二十出头的载沣,眼神里还带着青涩,谁也想不到几年后,他会成为大清的摄政王;瞿鸿禨、那桐、伍廷芳、联芳……这些名字,全是清末外交场上的熟面孔,在列强环伺的夹缝里,硬撑着大清的门面。
这张照片里的男子,是满洲正蓝旗的爱新觉罗·宝熙——清太祖努尔哈赤二弟穆尔哈齐的十世孙,一位被低估的晚清宗室“全才”。
他是清末光绪年间的进士,官至学部侍郎,参与过新政改革,也曾在宪政编查馆任职,是宗室里少有的能跟上时代的官员。但比起仕途,他更以金石、书画、收藏闻名,和端方、盛昱并称晚清宗室收藏大家,精于鉴别,家中藏有大量宋元书画与金石拓片,连溥仪整理《石渠宝笈》都曾请他参与。
他的书法清劲秀雅,诗文也颇有风骨,是晚清宗室里难得的“文臣”。清亡后,他没有消沉,反而以学者身份继续活动,参与《清史稿》编纂,晚年以书画、收藏为乐,成了民国北京城里有名的文化遗民。
1911年(宣统三年),清末满族权贵圈,荣庆与同僚友人雅集聚会的瞬间
前排坐着的从左到右:赵尔巽、志锐、裕厚,最前排中间的小朋友,是雅集主人荣庆的三子熙楷,再往右是端方;后排左一,就是这次聚会的主人 —— 军机大臣荣庆,亭台里的他们,穿着常服从容合影。
谁也想不到,短短几个月后,天翻地覆,端方在四川资州被新军斩杀,这位清末新政的核心推动者,最终成了时代的牺牲品;志锐在伊犁被革命党处决,这位主战派官员的强硬,终究没能护住清王朝的颓势;荣庆清亡后隐居天津,闭门不出,再未踏入官场半步;只有赵尔巽撑到了民国,主持编修《清史稿》,成了旧王朝最后的史官。
这张晚清老照片,是刽子手的真实模样。
照片中的男子头戴官帽,身着朴素短打布衣,腰间束带,他左臂环抱着的,是用粗布紧紧包裹的行刑工具——清代斩首专用的鬼头刀。身用布层层缠裹,这是刽子手的习惯,平时不轻易示人,避免“煞气外露”,也防止刀身生锈,。
在清代,刽子手是专门负责斩首刑的差役,属于衙门底层人员,却始终被主流社会排斥,传统观念认为杀生职业“煞气重”,他们被视为“贱业”,不能参加科举,也很难与普通人家通婚,大多孤苦终老。
刽子手并非天生能行刑,需要经过长期训练——比如砍冬瓜、砍草人,反复练习力度和角度,确保行刑时一刀利落,既能减少犯人的痛苦,也避免刀身被骨头卡住,留下“不祥”的隐患。
除了衙门的俸禄,他们的收入常来自犯人家属的贿赂——家属会塞钱求他们下手利落,或是故意让刀偏一点,让犯人的头和脖子留一点皮,保住全尸的体面。
1878年,美国哈特福德,一群大清留美幼童组成了东方棒球队的少年意气瞬间。
照片里的少年们穿着棒球服,拿着球棒,站在他们的寄宿洋楼前合影。后排左一的蔡绍基后来成了北洋大学校长,后排右二的詹天佑主持修建了京张铁路,前排右二的梁敦彦则成为清末外务大臣。
1872-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学,他们被安排在哈特福德的美国家庭中寄宿,系统学习西方科学、文化与社会规则。棒球作为当时美国流行的运动,也成了他们融入当地生活的方式之一,这支东方棒球队,打破了人们对晚清留学生只知埋头读书的刻板印象,展现了他们鲜活、阳光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这群打棒球的少年,后来大多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骨干力量,在铁路、教育、外交、工业等领域推动了中国的变革。
1915年,一群来自贫困家庭的女童,正被迫在妓院中为客人弹唱。
她们被卖到妓院,从小学习曲艺弹唱,这些女童大多被培养成“清倌人”,以弹唱、曲艺表演为业,看似比卖身“体面”,实则依然没有人身自由,只能靠取悦客人活下去,一旦年老色衰,或是失去表演价值,就会被妓院抛弃,下场凄惨。
妓女
清末民初的中国,底层百姓挣扎在生死边缘,战乱、饥荒、苛捐杂税让无数家庭陷入绝境,许多贫困家庭养不起孩子,尤其是女孩,只能将她们卖给妓院,或是被人贩子拐骗,这些孩子成了妓院的“廉价资产”。妓院为了培养会弹唱、能取悦客人的表演者,会从小对她们进行训练,让她们早早学会用才艺换取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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