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年11月《迈阿密先驱报》的系列报道《正义的扭曲》（PerversionofJustice）中，调查记者茱莉亚·布朗详尽追踪了协议背后的运作：巨额财富、政治人脉、恐吓手段和顶尖律师团队。其中，顶尖的律师团队包括亚兰·德肖维茨（AlanDershowitz）和肯·斯塔尔（KenStarr）。前者是哈佛大学法学院名誉教授及著名刑事辩护律师，曾参与辛普森案等多起轰动全美的“世纪大案”，并于2008年协助爱泼斯坦达成极具争议的不予起诉协议；后者曾任美国独立检察官并主导了对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调查，2008年作为爱泼斯坦辩护团队的骨干，利用自己深厚的司法部人脉为其争取到了极其优渥的认罪条件。可以说，爱泼斯坦在各方助力下操纵了检察官与司法系统。而协议达成期间，受害者毫不知情。后来，茱莉亚·布朗追踪了逾60名受害者的故事。
实际上，这份“甜心协议”违反了《犯罪受害者权利法》（CrimeVictims’RightsAct），因为检察官未通知受害者或让她们参与谈判。受害者后来为此起诉。2019年2月，这份协议被判违反美国宪法，然而却无法撤销。检察官阿科斯塔也未受刑事惩罚，仅于2019年辞去特朗普政府劳工部长职位。
如今再看2008年的“甜心协议”，最黑暗的一点便是还明确提供给四名被点名的亲信以及“任何潜在的共谋者”联邦刑事豁免权。这项条款在联邦司法实践中极其罕见，这也意味着此后发现的任何涉及此案的权贵都不会被追究，比如之后被发现的比尔·克林顿、特朗普、比尔·盖茨等人，也都提前得到了豁免，FBI甚至因此中断了调查，案件曝光的可能性被控制在最小程度。
根据最近的民调数据，美国民众普遍认为在爱泼斯坦案中存在“精英豁免（eliteimmunity）”，富有和有权势者往往逃脱问责。2026年2月，在路透和益普索共同进行的一份民调中显示，有69%的人认为“美国强大人物很少被问责”；3月，NavigatorResearch民调数据显示，72%的人支持更多起诉和调查，64%的人认为精英“高于法律”。“精英豁免”，其实也意味着美国司法的独立性遭到了严重侵蚀。
按照常理或是过去的美国经验来说，这样可怕的丑闻会引发政治地震，导致政要下台、制度改革，甚至社会运动，结果爱泼斯坦案却只是沦为党派攻讦的弹药。
美国党派争斗几乎是一个和美国历史一样久远的问题，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对此普遍抱持深刻忧虑，认为党派争斗是共和制和国家的“致命疾病”或“最大的政治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派系斗争是“共和政府最致命的疾病”。乔治·华盛顿在1796年告别演说中更明确指出“党派精神的祸害”乃是美国的最大危险。约翰·亚当斯更是视两大党对立为宪法下最大的“政治恶”。美国的建国之父们的陈述表明：党派争斗的危害早在美国宪法确立之初就已被深刻认识。这个顽疾在今天的美国愈演愈烈。现在，美国两党争斗与政治分裂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基本上所有公共议题都被党派框架预先设定，民众就只能成为旁观者或党派工具，无法真正行使参与权。这正是当前美国对自身宣称的政治传统最深刻的背离，强调民众参与的理想被党派机器所驾驭。如今，美国两大党似乎已变成自我封闭的官僚机构，民众参与被系统性边缘化，只能在两党预先筛选的候选人中选择。
就目前来看，美国会不会像特朗普所期待的那样，从爱泼斯坦案中Moveon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已经发生了。这种“Moveon”的代价是巨大的。这不仅意味着爱泼斯坦案真相的消失，更是美国危机的体现。
在《独立宣言》中，杰斐逊宣称有些真理“不证自明”：人人生而平等、拥有造物主赋予的无法剥夺的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以及政府的合法权力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等，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在这里，首先要指出，其实用“真理”这个词或许并不合适，因为真理其实具有强制性，不可辩论。准确地说，杰斐逊所宣称的“不证自明的真理”其实是美国的建国之父们的共识和信念，“不依赖于他们的意志，而是会自动呈现在他们心灵面前的证据”（出自托马斯·杰斐逊为弗吉尼亚州《建立宗教自由法案》起草的序言草案）。实际上，在这里，杰斐逊无意中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独立宣言》中那些人人生而平等、拥有造物主赋予的无法剥夺的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以及政府的合法权力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等陈述，并非是具有强制性的真理，而是一种共识和信念，在涉及到政治的时候，这只是一个大多数人意见的问题，比如“人人平等”，既不自明，也无法证明，只是当时美国的建国之父们的一个共识和大多数人的意见，自由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可能真正实现。但这种共识其实并没有强制性，所以也就不够彻底，1787年制定的美国宪法中的“五分之三妥协”（将奴隶的实际人口乘以五分之三，以作为税收分配与美国众议院成员分配的代表性用途）便是最好的证明。但不可否认的是，《独立宣言》给出了承诺和信念，这支撑了此后两百年美国民众荡气回肠的民权斗争史。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要清醒意识到那些“不证自明的真理”其实是需要人们站起来主动争取与维护的，是依赖于自由的信念与共识、有效的思考与辩论而形成，并通过说服与劝阻来传播。
一旦美国民众不再去维护这个信念，《独立宣言》就会成为“独立谎言”，美国的国家基石便岌岌可危。
与《独立宣言》里那些“不证自明的真理”不同的是，事情的真相，这是另一种“真理”，真相虽然可能无法公开，或是被遮蔽、被扭曲，但始终有一个真相就在那里，权力无法改变，只有在尊重事实真相的基础之上，才能形成合法且合理的意见。如果没有事实真相作为前提，或是如果事实本身受到争议，那便会成为一场闹剧。
更令人不安的是，爱泼斯坦案只是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却并不是唯一一例。长此以往，美国民众将拒绝相信任何事情的真相，无论真相多么确凿。目前，美国这种将谎言或是党派机器制造的现实持续且替代事实真相的困境，其结果不是谎言被接受为真相、真相被诋毁为谎言，而是让美国民众彻底失去了对“真”与“假”的识别能力与兴趣，民众将彻底不相信党派机器制造的任何“现实”。此次爱泼斯坦案，美国民众并没有像以往那样行动起来便是例证。不断下降的公民投票率和不断增长的政治冷漠，似乎已经显示出党派机器制造的现实长期取代真相的后果。
或许，人们还可以从哲学上获得一点点虚幻的慰藉，如前所说，事实真相一旦发生，就具有不可逆性，它“就在那里”，它属于过去，拥有一种超越政治与权力的“稳定性”。而现实中的政治本质上是短暂的、流动的，产生于人们为了共同目的聚集在一起时，一旦目的达成或失败，这种政治权力就会消失。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