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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1月初的一个雨后清晨，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抄手公社，被一层淡淡的雾气所笼罩。清新的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草根混合的气息，石板路上汪着一片片未干的水渍，在晨光下闪烁着细碎的光斑。早起的公鸡在村落里喔喔地叫着，打破了清晨的宁静。农家小院的烟囱里，缓缓升起袅袅炊烟，女人们开始忙着准备一家人的早饭。
十六岁的田娃子一早起来上茅房，走到牛棚前，看到牛棚西墙倒了一片，牛不见了。田娃子仔细看了缺口，判断是雨淋后被牛撞开的，不像是人为扒掉的。牛走丢了在农村是常有的事情，只要不是有人故意偷牛，很快就会找回来。所以田娃子没太着急，顺着牛的脚印往村外走去。
现代刑侦的足迹学里有“步法追踪”这样一门学科，是从内蒙牧民的“码踪术”发展而来，正是牧民们按照牲口蹄印寻找走丢牲口的经验中总结来的。不同的牲口都有自己独特的足印，牧民可以根据足印判断牲口的种类、体重、步态，确定是不是自家的牲口，判断是多久以前留下的，走得快还是慢，根据这些信息很快就能找到走丢的牲口。50年代末，牧民马玉林运用“码踪术”帮助警察抓获了盗窃犯，被破格招入警察队伍。从而我国警方在足迹学里开创了“步法追踪”技术。
田娃虽然不懂这些，但他也知道顺着牛的足迹肯定是可以找到那头出走的老牛的。雨后泥泞的山路上留下了一趟清晰的牛蹄印，田娃快步跟着足迹向松林坡的方向走去。
大约走了三里多，眼前便是一片山坡，坡下是一条杂草交错的小路，沿着小路走了一段，牛蹄印不见了，田娃四下看看，一眼看到山坡上不远处自家的老牛正在悠闲的吃草。田娃离了小路，趟开杂草，拨开灌木，一路骂着往山坡上走去，来到老牛近前，一把抓住了牛鼻子上的缰绳，刚想用缰绳抽老牛两下，就见不远处的杂草断枝下白花花的一片。牵着牛走过去一看，不禁哎呦了一声吓得魂不附体，原来是一片白骨，一颗张着大嘴的骷髅歪在地上。田娃赶紧拉起牛头也不回地往坡下跑去。
电话铃一阵紧似一阵，剑阁县公安局值班员慢悠悠拿起话筒，耳机里传来急促的声音：“我是抄手公社，在民主三队的松林里发现一堆白骨，你们快来，……”
午后的太阳暖融融的烘烤着大地，一辆吉普车开到村口嘎吱一声停了下来，剑阁县局的侦察员们下车和早已等候在这里的社队干部一起，往山上走去。走了约摸三里路，到了现场。现场在一块椭圆形有七百来亩面积的荒山陡坡上，坡上长满了松树和荆棘，林中没有道路，只是在坡下有一条小路，小路中间往上110米就是发现白骨的地方。
这条小路杂草丛生，雨后满是烂泥，是一条人迹罕至的山路。侦查员们索性脱了鞋子，挽起裤筒，光着脚踩着烂泥，拨开草丛荆棘，一歪一扭的走进了现场。
技术人员们开始勘查工作。所有人看到那堆白骨，心里都明白这将是一起棘手的杀人案。因为尸体白骨化说明案发已经很久了，且是在露天室外，历经风霜雨雪难以留存下什么证据和线索。
本文将要讲述的就是发生在42年前的这起四川剑阁白骨案。事发地抄手公社如今在地图上已经找不到了，因为在1992年剑阁县调整区划，抄手被并入了城北镇。现在还有抄手铺和抄手小学的名字可以查到，原址位于古蜀道上，沿途还能看到千年的古柏。在四川馄饨叫做抄手，抄手乡的名字是不是和馄饨有关，笔者没有查到可靠的信息，也就无从说起了。本文较长可以先转发给自己再慢慢阅读。
尽管尸体已成白骨，侦查员们经过一番勘查还是获得了一些信息。
骸骨头部与躯干分离，从头骨和脊椎的位置以及破损情况看，并非斩首，而是自然脱落。全身呈白骨状，头部位置被两根砍断的柏树枝遮盖，从白骨四周的断枝看，当初应该是全身都被柏树枝覆盖，之后身上的小树枝由于风吹雨淋或是动物的拉扯已经散落在四周，唯有头部的两根较大的树杈还留在原位。头骨东侧3米和南侧11米处，找到两棵柏树，树枝上有断面与覆盖头颅的柏树枝断面吻合。断面已经氧化为浅褐色，可见，抛尸有一段时间了。断面不够整齐，肯定不是锯断的，应该是用斧子或者镰刀、柴刀砍断的。
头骨左颞部有一13x5厘米的椭圆形粉碎凹陷性骨折，经搜索，获得大小碎片32块，拼合后，与骨折凹陷相吻合，从形态判断是棍状钝器从侧面打击所致。颅顶在6x3.5厘米的范围内，有四个凹点，凹陷处都有米粒大小的尖锐凹痕，并伴有血液渗透痕迹。这可能是用尖头锤子、镰刀尖或者不是很锋利的匕首连续戳打所致。
头骨左侧，紧挨着头骨的地上有黄色的确良二号军帽一顶，军帽内外散落着少许一片片长约5厘米的黑白相混的头发，白发约占40%。双脚位置有一只农村自制的黑条绒布鞋，鞋里儿是白点绿底棉布，鞋底也是用麻线纳的自制棉布鞋底。
躯干有部分骨架已被野兽拖至北侧三米外一块约五平方米的灌木树坪内。头骨北四点八米处，有黄的确良二号战士服一件和少许已腐烂不堪的蓝卡其布、劳动布碎片，拼接后警方认为是死者生前所穿的裤子。头南十米处，有已腐烂的帆布军用裤带一根。头西南三十五米的干沟岸边草丛内，有已腐烂的黑色小方形人造革皮包一个；头北两米左右的土坎荆棘丛内，有一根长1.19米，大头围16厘米、小头围10厘米的牛筋木棒一根。
牛筋棒就是用红栒子木做的木棍，两头一样粗细叫棍，一头大一头小叫棒。因为这种木棒柔韧性极佳，不易折断，且材质坚硬，纹理细密，具有良好的耐磨性和抗腐蚀性，所以被当地人叫牛筋棒。这种木棍也常被制成长杆冷兵器的杆子。
经勘察，虽然牛筋棒长期在室外，已经看不到血迹，提取不到指纹，但其形态和头骨左颞部的伤痕吻合。刑警怀疑，凶手应该是用这根棒子砸在了死者脑袋上，让死者失去了反抗能力。在骨头上没有发现其它伤害痕迹，所以头部的塌陷应该是致命伤之一。死者被击打倒地后，头顶又被不太锋利的锐器戳打，但不足以致命。事后凶手将凶器之一的牛筋棒丢弃在了现场，而尖锐器在现场没有被发现。从两种凶器，两种力度猜测有可能是两名凶手，也可能是一名凶手携带了两种凶器。
死者是否有内脏破裂伤，或者其他伤口流血过多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此时已经无法判断了。但左颞部的伤口足以致命。
“这松林坡一般些是没得人走嘞，要不是上山找牛嘞，田娃子看到起，怕硬是哪个都不晓得这点儿死了个人哟。这死人离小路远得很嘛，哪个看得到嘛？”村干部向警察们介绍着情况。
刑警队长刘帆点点头，环顾着四周，首先要排除死者是不是意外或者自杀。这里的确是荒野，但却没有悬崖峭壁，死者身边也没有大石块，首先可以排除失足摔死的可能。头上有致命伤，也可以排除突发疾病死亡的可能。那根棍子和头部伤口吻合，而且至少打击了两次。一个人是不可能对自己下这样重手的。而且从角度看，自己操作难以达成这样的伤口角度，显然这是一起凶杀案！
读者读到这里，可以停一下，自己根据上面的现场勘察做一些初步推断，看看能不能比刑警们推断出更多内容。
刘帆思考着，死者左颞骨粉碎性骨折，是两次钝器打击所致。颅顶四个血液渗透凹痕，是一种硬度较大的铁质带尖工具形成，根据环境判断，更似镰刀之类的工具所致，从角度看，死者倒地后，凶手站立用镰刀弯头勾砍死者头部，正好可以形成这样的伤痕。凶杀定性没有问题。
法医现场验尸以后也讲了自己的看法：从颅骨生理特征判断，死者系男性，第二、三磨牙的磨损程度为一到二级，结合骨缝融合情况看，可推算死者年龄应为二十五到三十岁之间；从肱骨长度计算，死者身高约1.7米，从骨肉分离、布片腐烂程度等情况推断，死亡时间在半年左右。
痕检技术员接着说道，因死亡时间太长，加上夏秋连续暴雨，洪水冲刷，现场遭到极大破坏，仅现有情况看，还难以确定这是第一现场还是抛尸的第二现场。
对此刘帆更倾向认为这里是第一现场，因为凶器就丢在附近，可能是凶手在砍树枝掩盖尸体时，将木棒随手一丢，之后由于慌张忘记了或没有找到而遗落在现场。坡下的小路布满碎石和烂泥，自行车都难以进入，只能徒步。最近的村落在三四里之外，转移尸体无论是一人背还是俩人抬，都目标太大，所以这里是第二现场的可能性不大。
还有那个黑包丢弃在现场，更说明这是第一现场，因为凶手完全没有必要将尸体和黑包一起带过来，然后再丢弃。还有一个关键证据是死者的帽子就在头骨附近，颅骨头顶有砍戳伤，而帽子顶部完好，推测是死者倒地后帽子被甩掉，然后凶手对死者头顶进行砍戳。
技术员接着说道，从现场上的黄军帽、战士服、军用裤带等分析，结合法医给出的年龄判断，死者可能当过兵或其亲友当过兵，但无任何东西能够证明死者的具体身份和住址。从现场上发现的黑色人造革空皮包推断，杀人劫财可能性大，但还不能肯定排除仇杀或其他因素杀人。
刘帆认为，如果这里是第一现场，从左颞骨凹陷形态角度看，死者是在不防备的情况下，遭到来自侧后方突然袭击。且袭击者应该身高低于死者。根据公社干部介绍，林间小路上通常行人极少，如果是拦路劫财，这里并不是最佳的埋伏点，因为可能埋伏一天也见不到一个人，即使见到了也可能是身无分文的行路农民。所以随机拦路抢劫伤人的可能性不大。反而可能是凶手与死者相熟，将死者骗到此地杀害。或者是了解死者行踪，故意埋伏在这里劫杀。后两种情况都是熟人作案。
如果是凶手将死者骗到这么荒凉的地方，或者凶手知道死者会在什么时间途径此地，那凶手一定和死者不仅是熟人，还有较深的交往。
刘帆带着手套拿起那只黑色的空皮包，里面什么也没有，那么原来是装什么的呢？这种随手携带的小皮包，一般就是装一些证件，文件或者现金一类的东西。这让刘帆更倾向于本案是劫财杀人。或者是杀人后顺便劫财。
经过一番讨论，死者的形象在刘帆的脑袋里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了，这是一位身高约1.7米，年龄约30岁，留平头，头发灰白，戴的确良军帽，穿解放军战士上装，蓝布裤子，黑色条绒布鞋，随手提着一个黑色人造革皮包，半年前在这一带活动过的男人。这种装扮在当时的乡间随处可见。但死者的身高，手里的黑包和花白的头发成为查找其身份的重要线索。
1.7米的身高怎么也能成为线索呢，因为在当地、当时身高1.7米就属于大高个了。
死者的画像已经在侦查员们的脑袋里勾勒出来了，那么凶手又是什么样子呢？
刘帆向在场所有侦查员谈了自己的意见，罪犯是一人或者两人，其中一人肯定是男性青壮年，因为从颞骨伤口判断力道很大，两棒子便几乎砸碎了脑袋。在野外杀人，说明罪犯胆大妄为，对死者一击毙命。凶手杀人手法果断准确，很可能有前科。凶手和死者有一定交往，或许产生过某种矛盾，或者有经济往来。手边有镰刀等铁质工具。
根据远抛近埋的规律，尸体在这里被发现更像是抛尸。但不能刻板的做出死者尸体肯定来自远处的结论。因为将尸体扔在这里和埋尸区别不大，同时也说明了凶手了解当地情况。对现场附近地形、道路熟悉。所以刘帆认为这里是第一现场，凶手就应该生活在案发地附近5公里范围之内。
凶手大概率半年前和死者曾经在这一带活动过，具备将死者引至现场附近的条件，发案后凶手经济情况可能出现反常。
都说凶杀案明确了死者身份以后，案子就等于破了一半。因为围绕死者，无非就是情杀，仇杀，财杀，往这三个方向去查，总可以揪出凶手。但目前这个案子，只有一堆白骨，无法确认身份。
那现在是怎么确认身份的呢？首先测DNA，然后到全国失踪人口库中比对，条件设置为25-35岁之间，男性，身高168-173毫米。估计一两天就能找到。现在，别说一个大活人失踪半年了，就是一两天联系不上也会去报案。现在甚至还可以通过颅骨还原死者生前面貌，用照片比对，人脸识别确认死者身份。这些手段那时候还没有，此时，如果死者不是本地人，家里人即使报了人口失踪，因为没有网络，案发地也一时难以得到这个信息，要派人亲自去外地的派出所手工翻找失踪档案，这显然是不可行的，除非有证据明确指向某地。
白骨发现后，附近的干部、群众心里很害怕，每到天黑不敢单人行走，白天都不敢去密林砍柴放牛了，一时人心惶惶。
侦察员查阅了本县近期失踪人员的资料，没有发现和死者相符的。于是，对死者是不是本地人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因为现场在古蜀道附近，距离川陕公路、宝成铁路不远，周边公路上每天经过的长途客车就有10多个班次，货车通过量更大，而抄手公社前后方的剑阁、沙溪坝都是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站，这样，牵涉的范围可能很广，目前不知道死者面貌，卡不准作案的具体时间，要侦破此案，难度非常大。
争来争去，刘帆最后定调：先不考虑死者到底是哪里人，在死者只是一堆白骨的情况下，如果轻易确认死者是外地人，就更加查无可查，对案件侦破没有任何帮助。所以先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寻找无法确认的信息上，现在基本可以确认的是凶手大概率是本地人，所以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先找行凶者的线索。
话说的简单，做起来却是困难重重。以死者找凶手，有一个清晰的划定范围。而在不明确死者身份的情况下，只能广撒网多捞鱼，需要做出大量寻访查工作。破案的关键在于侦察范围的划定是否准确，侦察措施是否恰当、周密。而这一切，中心的问题是主观判断和客观事实是否接近一致。现在没有人能告诉侦查员们的判断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根据松林坡现场特定的情况，罪犯选择松林坡这样僻静的地方作案、藏尸，从死者和平进入现场，都说明罪犯和死者，特别是罪犯与当地有一定关系，立足本地，是可能发现线索侦破此案的关键。”刘帆坚定地说，“寻找一个半年前和外地人或者本地人有频繁往来，之后这个人突然消失的情况，只要肯下功夫，就一定能发现这样的情况，也就会找到凶手或者被害人！”
听了刘帆的话，侦查员们有了一些信心。大家经过一番讨论，集思广益，确定了从五个方面开展调查：
一、以现场为中心，将附近社、队划为重点调查范围，首先摸排去冬今春来往过的流动人员，了解他们的行踪和表现，查死者、查凶犯同时并进；
二、了解公路沿线社、队在今春以前失踪未归、与死者基本形象相似的人员；
三、深入乡村，发动现场附近社队的干部、群众提供疑人疑事；
四、摸清半年前后到过现场附近的人，比如放牛或砍柴人员，询问有无可疑人和可疑迹象；
五、注意排查五月份以来经济突然出现反常的人。
工作思路明确，寻访查工作很快按照计划铺了下去……
一个星期过去了，返回来的消息是近一年来，方圆二十华里范围内无人失踪。半年前到过划定区域内做过手艺的木匠、石匠、裁缝、篾匠等共调查了六十四人，大部分行踪清楚没有异常。经常到附近放牛和砍柴的老乡也回忆没有发现过什么可疑的情况。
刑警们骑着自行车，行驶在泥泞的山路上，一个村一个村的走，一家一户的访，一个人一个人的问。聊家常，扯闲篇，家长里短，七大姑八大姨，谁家婚丧嫁娶，谁家和谁家有矛盾，谁家得了浮财，侦查员们都是问得清清楚楚！侦查员们住在乡下，吃在村里，得不到线索，誓不回师。这一案件在当地相当轰动，百姓积极配合，有的没的都要找侦查员聊一聊，希望帮助警察早日抓到凶犯，还一方平安。
侦查员的付出总是有回报的，群众反映，篾匠（走乡串户编竹制品的手工匠）张成惠带着徒弟冯健两人，在今年5月，来这一片乡里编篾货，因十七岁的冯健年龄还小，比较贪玩贪嘴，偷吃雇主家的油渣，张成惠气不过当众打了冯一耳光（很像电视剧《六姊妹》里老大何佳丽偷吃油渣的情节，那时候人们嘴里都缺油水）。冯面子上过不去，说了一句“你等着，早晚要你好看！”就跑了。冯随身带着篾刀等铁质工具。跑了两天，冯没地方找饭吃，自己又回来了，二人干到5月中旬离开了这里，不知去向。10月份仅冯健一人又来此地找活，群众问他师傅呢？他支支吾吾说自己出师了。而张成惠三十多不到四十岁的年纪，在当地干活时，就穿着草黄色上衣和蓝裤子。张成惠会不会就是那堆白骨呢？冯健又是不是凶手呢？
刑侦队立即派专人循线追查，终于找到了张成惠的家里，进门看到一男子端着饭碗正在吃饭。询问姓名，此人回答自己正是张成惠，问起冯健，张说冯不听话脾气倔，早就把这个徒弟轰走了。冯健的嫌疑随之解除。
侦查员们回来后，唉声叹气，都说这么查得查到猴年马月去呀。而刘帆却充满信心，他鼓励大家：“你们看，这样的线索都被我们掌握了！凶手作案必然会露出蛛丝马迹，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能查出来。我们不能让那副朝天的白骨含冤九泉！更不能让乡亲整日提心吊胆，也不允许凶犯可以逍遥法外！”
刑警们听了都很振奋，继续奔赴一线，寻找杀人凶手！
有人反映民主五队一对堂兄弟何凤三和何凤成去成都做粮油、山货生意，四月走的，五月只有何凤三一人回来了，何凤三回来后买了自行车、修了院墙，自称在成都赚了钱。而堂弟何凤成留在了成都继续寻找商机，至今未归。何凤成二十七岁，身高1米68，有少白头，平时也爱穿草黄色军装（那时候全国穿军装和蓝裤子的男人能占我国男性的一半以上）。
警方立刻到五队进行调查，找到了何凤三，他果然有一辆山鹰牌新二八加重自行车，果然说堂弟在成都一带作生意。何凤三还拿出了七月到十月间从成都寄来，署名何凤成的信件，信件内容主要是让何凤三在老家收购何种山货等。根据何凤三提供的住址，剑阁警方联系成都协查，不久成都回报，在成都金牛区何凤三和何凤成大伯家找到了何凤成。何凤三的嫌疑也就此排除。
这样的线索一个个被发现，又一个个被排除，警察貌似在做着大量的无用功，但真相就在这些看似徒劳的寻找中出现了。
一天民主八队社员刘恩春主动找到住在村里的侦查员小吴反映，本队刘惠容家，5月份曾来过一外地人，听说是为了托她丈夫母友喜帮买化肥而来。之后那人也不知道去哪里了，而她家好像突然富裕了起来，夫妻俩不仅买了手表，还买了一台落地的四用收音机（可以放广播，放磁带，可以录音、扩音，80年代地方电子厂做过有很多奇怪的电器产品）和一辆自行车，以及新衣服等。有人问母友喜哪里来这么多钱？母说是以往省吃俭用的存款云云。
调查的五个方向里，经济情况突然异常，就是其一，这一线索引起了侦查员的特别关注。为什么要特别关注呢？因为两块手表，一台四用收音机、一辆自行车，一些新衣服等物品不是一两百块钱就能买来的，听上去怎么也要上千元，这可是一笔不小的钱款，一个农民家庭怎么来的这么多钱呢？侦查员们马上对母友喜家展开调查。
母姓在中国是一个稀有的姓氏，但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姓氏，历史上有一些名人，但都不是很有名。母姓在四川广元，尤其剑阁一带比较多。山东、河南、河北、云南也有分布。
母友喜三十二岁，家庭条件一般，有两个孩子，妻子和岳母在家种口粮，没有其它收入，他在沙溪坝装卸队作临时工卖苦力，干满一个月也就40多元。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生意、买卖和手艺。询问同样生活条件的同村家庭能否攒下买手表、四用收音机和自行车的钱，都纷纷摇头，说不可能。80年代初的农村大多还是比较苦的，虽然已经开始承包到户，但靠种地和卖苦力为生的家庭是基本没有余钱的。
刘帆决定正面接触母友喜，如果案件与母友喜有关，半年多后才发现尸体，无疑会让他放松警惕。购买这些“奢侈品”说明他已经心存侥幸，放下了戒备。如果母友喜果真是罪犯，其文化不高，也没怎么出过门，眼界一般，在接触时，很可能会暴露出难以掩饰的破绽。于是确定，在继续围绕母友喜展开外围调查的同时，对母友喜展开“火力侦察”，促其暴露。
一天，刘帆带着一男一女两名侦查员，着便装，以县上下来搞户口整顿的名义，到母的生产队召开社员座谈会，了解去冬今春以来过往的外地人。
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回忆当初有什么外地人来过生产队，有人就提起母友喜家来过一个外地人。戴着一块亮闪闪崭新的上海牌女式手表的母友喜的妻子刘惠容毫无顾忌地说，没错，今年5月，有一个姓王的鹤龄人来过她家，托其丈夫帮助购买化肥。上午来的，在家吃了午饭谈完事，下午母友喜就送他到公路上搭车去剑阁了。
座谈会后，好客的刘惠容还主动邀请刘帆等侦察员到她家作客，刘帆正求之不得呢，马上点头答应。
之所以请“试点干部”去家里坐坐，大概是刘惠容想向客人们展示一下自家新买的高档电器——四用收音机。她拿出磁带放苏小明的《军港之夜》给客人听，刘帆连夸这东西好稀罕。不久，刘的丈夫母友喜从地里干活回来，看见来了客人，端出核桃陪客谈话。母友喜身高有一米六，黝黑的皮肤，身体很壮实，说起话来笑眯眯的，是一个典型的外型短粗憨厚的农村汉子。侦察员扯南道北，话间，突然提到其妻讲的买化肥人。
“对头，是有一个姓王的鹤龄人，5月份个人跑起，来找我帮他买化肥，我莫得应承，后来吃了晌午把他送到刘家弯公路边边儿上，搭县汽车队唐茂先开嘞货车到广元切咯。”母友喜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坦然应答着。刘帆问母友喜：“这个姓王的叫啥子？”。母友喜说：“只叫他王哥，不晓得啥个名字。我在装卸队经常帮着供销社装卸化肥，和供销社那几个耍的好，也不晓得他是咋个晓得滴！”
为了稳住母友喜，刘帆故意岔开话题，说起他家的房子来，又聊了一会，托辞离去。
“好！姓王的，鹤龄人！县车队司机唐茂先”，刘帆心里默念着离开了母家，转路又去了向刑警小吴反映母家来客的刘恩春家，刘恩春回忆他见过的那个买化肥的人，戴军帽，穿军上装、蓝裤子，年龄大约30来岁，个子蛮高，得有1.7米上下，而且是少白头。同死者形象基本符合。死者穿着细节和具体身高等特征是没有对外公开的，刘恩春能说出来这么多点都符合，说明王姓买化肥人很可能就是死者。
回到当地派出所，去沙溪坝装卸队调查的侦察员也回来了，汇报说装卸队领导告诉侦查员，母在装卸队工作期间，经常跟别人借钱，而且三毛五毛的总是拖着不还，平时除了抽烟喝酒，吃用都很节俭，从没听他说过自己有什么存款，好像还有人要债追到沙溪坝来。装卸队领导提到，五月以后母没再来上过班，之后曾经有人来找他问过有没有见一个姓王的来这边买过化肥，领导说不知道。刘帆听后，觉得案情终于迎来了进展。
刘帆派侦查员去访问县车队司机唐茂先，他一口否认曾帮母友喜捎带人去过广元，说完全没有这个记忆。
此时，县上召开全县区社干部参加的扩干会，县公安局借这个机会要求参会人员帮助调查鹤龄等区各公社今年5月以来有无外出未归的人员，这些干部一下竟然报上100多人来。其中大多数都没在失踪人员名单上。那时不仅交通不便，通讯也很不方便，一封信省内也要三五天。一个人出门半年不联系不是什么新鲜事。
侦查员仔细筛查了一遍鹤龄区的外出未归人员，重点比对王姓，三十来岁的男性。很快发现锦屏公社复员军人王继荣今年5月外出给生产队买化肥至今未归，而公社干部所述他的身高、衣着、头发等，与勘查现场刻划的死者形象相近。
刘帆和侦查员驱车去锦屏找到王继荣家，通过其妻子、岳母和生产队长，了解到，王继荣二十八岁，1973年参军，1976年复员。今年（1983年）2月带上现金外出给生产队买化肥，通过介绍找到沙溪坝装卸队的母友喜买回尿素肥5000斤后，邻近生产队纷纷托王帮买。3月，王带上邻近四个生产队的现金2300余元离家，4月返回时说钱已交给母友喜。5月初，王去沙溪坝装卸队找母，没有找到，5月15日又去沙溪坝，至今未归。6月，王继荣的父亲托人去沙溪坝找母友喜问王继荣去向，没有找到母友喜。王家疑王继荣是否将钱失落不敢回家或私吞钱款外出做生意去了，再未找寻。
为了证实死者确是王继荣，便向王的妻子、岳母出示死者遗物。她们一见到衣、帽、鞋，便嚎啕大哭起来。她们所述的军帽内衬布是撕掉的、鞋里儿衬布的花纹，都和现场提取的死者衣物特征一致，从而证实死者正是王继荣。母友喜也随之成为杀人嫌犯。
找到了死者，对案侦工作是一个重大突破。为了确证是母友喜杀死王继荣。侦察员们分两路调查王继荣5月前后的活动和母友喜5月后的行踪，围绕母与王的交往过程和母的经济情况，进行了周密细致的调查。
王继荣同乡，沙溪坝铁厂工人赵惠宗反映王2月来铁厂寄放过5000斤化肥，说是装卸队母友喜帮忙在广元宝轮供销社买的。5月6日，王又来铁厂，说还要找母买化肥，这次要买8000斤，已将肥料钱交给了母，而之后王未再来过。广元宝轮供销社耿光志和仓库保管员张文锐证实，2月份确实卖出过尿素5000斤，要求返回化肥口袋，王继荣拿出200元押金作抵押，供销社给王开了押金条，讲定，以后拿口袋和押金条来取押金。五月底，母友喜拿着押金条来取押金，但因为没有口袋，押金至今也未取走。
沙溪坝装卸队炊事员彭家松说，母友喜带一农民出外买化肥，之后母就没再来过装卸队上班。母友喜的妻子刘惠容证实5月王和母同走后，未见王再来过。
经查，母友喜，32岁，原是张王公社人，1976年作上门女婿与刘惠容结婚。1983年2月份以前，他在本地和老家借债400多元，债主多次催债，均无钱还。自同王继荣来往后，先后买了两只手表，一台四用收音机，一辆五羊牌自行车，添制了40多件衣物，并买了家具，基本还清了欠债，还借出100多元，算下来花去1700多元。在装卸队查母友喜的收入，近两年他共上岗207天，收入总计527元，除去基本生活费用外，根本没有结余。
警方决定传讯母友喜，询问其收入来源，母胡说一通，先说是攒的，警方出示了他的收入调查结果。他又说是捡的，但说不清是在哪里捡的，警方说，这么一大笔钱丢了，并没有接到过丢失报案！
母无法自圆其说的种种狡辩，都被警方拿出事实一一驳回，之后母干脆不再讲话。警方决定正式逮捕母友喜，面对警方出示的证据，母友喜无法抵赖，最后只得交代了他杀害王继荣的过程。
王继荣是通过他的堂兄介绍认识母友喜的。第一次母帮王买到化肥后，王应邻队要求，再次托母帮买化肥，4月，王交给母货款1650元，母私吞了这笔钱，还了一部分催得紧的债务。之后，王问母买化肥的事，王说，能买就买，买不到就退钱。事情拖到五月中，母拿不出化肥，又还不上钱，于是下了杀人的恶念。一日王登门，再次询问化肥，母继续假言哄骗。中午吃了饭，母说要搭豆角架，让王陪他去坡上砍树枝棒棒，毫无防备的王继荣就跟着母友喜去了松林坡。
到了坡上，母友喜趁王继荣不备，突然用牛筋棒猛击王的头部两次，王立刻倒地抽搐。母怕王不死，就用镰刀朝王头上猛砍几下。见王完全不动了，砍了柏枝遮盖尸体，将王随身带的小黑皮包打开，搜出380元现金和押金条一张，之后将皮包随手甩掉。由于慌张走得匆忙将牛筋棒丢在了现场，之后也不敢回去找。回家后，向其妻诡称，已将王送上公路搭车去剑阁。突然发现王的帆布挎包和电筒还在家里，就跟妻子说王继荣说改天让我给他送过去。
警方按母的交代，从其家中找到了王的挎包，床铺下找到押金条，又在沙溪坝装卸队找到王继荣的电筒，经死者家属辨认，确认是死者之物。同时，从母家取得凶器镰刀一把，经检验与死者头顶的凹陷完全相符。
至此，案情大白，一件本无破案希望的白骨案在侦查员不懈的努力和大量的走访下使死者得以安息，凶手得到惩处！
两个月后母友喜被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从本案也能看到一点，最终还是确认了白骨的身份，进而查出死者和母友喜的关系和经济交往，并通过这些证据迫使母认罪。如果母低调一点，不急着买那些“奢侈品”。如果死者不在剑阁县范围内，是外省的，在当时就很难查到其身份，也就无法拿到更多证据让母认罪。在那个还没有高科技的时代，这类案的侦破不仅要考刑警的不懈努力，还要靠天时地利的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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