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凯塞尔曾从巴黎一路来到耶路撒冷，沿着地中海东岸，从贝鲁特到海法，从黎巴嫩进入巴勒斯坦。他凝望丘陵、平原和村庄，几乎看得出神，只想讲述他所说的“犹太人的觉醒”。那正好是一百年前，也就是1926年。
这位记者当时写道：“踏上巴勒斯坦土地的旅行者，从来不是孤身一人。无数记忆会与他同行，而世上几乎没有别的土地，能唤起与之相比拟的回忆。”他提到的，是“《妥拉》、福音书、伊斯兰、十字军东征……”
在特拉维夫，他惊叹于一座新城的拔地而起。“到处都是地基、脚手架、钢铁骨架，等待钢筋混凝土把它们包裹起来。”在耶路撒冷，他感受到“世纪的低语”。在贝内布拉克，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习俗让他震惊，那些一身黑衣的男人“像乌鸦一样”。在加利利，他描写了犹太定居者的辛苦劳作。在乡间，他赞叹巴勒斯坦村庄的美丽，而这些村庄中有很多会在1948年的战争中被毁。
凯塞尔在关于“撒马利亚”的报道中写道：“穿过迷宫般曲折、散发臭味的小巷，走上摇摇晃晃的台阶，再从一连串低矮拱顶下经过，便来到城市高处，也来到这样一个地方：几个世纪以来，这175个人始终生活在这里，习俗未改，尽管遭受其他犹太人的轻视；而他们拥有的家谱，是世上最古老、也最可靠的家谱。”这里所说的“撒马利亚”，就是今天约旦河西岸的一部分，自1967年以来一直处于以色列占领之下。
作家对他们的描写极为传神：“他们身上都带着血脉衰竭的印记。个子很高，身形很瘦，双手优美，关节脆弱得令人不安，举止间带着一种延续了几个世纪的疲惫与散淡。苍白修长的面孔上，沉着一双双黑色大眼；胡须细密而有光泽，声音温和而高贵。既然他们是迦勒底牧人的直系后裔，他们的面容便像亚述浮雕中的人物；但这些高大身体里被耗损的生命力，又让他们带着罗马衰落时期享乐主义者那种绵软无力。”
撒马利亚人的命运，折射出这片争议土地的一段历史。在他们最辉煌的时期，也就是耶稣诞生之前，信众人数很可能超过数十万。即便历经战争，他们从未离开。真正意义上的迁移，只发生过一次：1988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他们从纳布卢斯迁往附近的基里亚特卢扎。这个村庄位于基利心山上，而他们认定的圣地正是基利心山，而非耶路撒冷，这也是他们与犹太人不同之处。
凯塞尔把他们称作“纳布卢斯的被诅咒者”。因为几个世纪以来，这个群体一直困在封闭的基因圈层中，女性人数不足，成了他们的不幸。记者写道：“同一部族、同一家族之间的婚姻，在漫长岁月中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这个族群缓慢的死亡。”他还说：“在撒马利亚人中，有些男人从出生起就注定终身独身。因此，他们眼中才有那么多忧伤，嘴角才有那么多无意识的渴求。”这是凯塞尔当时的理解。
作家笔下，那一时期“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到来，给了他们一种并非宗教意义上的希望。他直白地称之为一种“性方面的希望”。但除了他到访前一年，也就是1925年，一名来自特拉维夫的女人之外，没有任何女性愿意与撒马利亚男子结合。凯塞尔当时判断，这个群体很快就会消失。
一百年后，82岁的祭司胡斯尼·瓦塞夫·科恩与91岁的兄长一同带领撒马利亚人。待兄长去世后，他将接任“大祭司”。基利心山上的信众并没有消失，如今已接近900人。
为了延续下去，他们不得不适应现实。部分群体迁往霍隆，也就是特拉维夫郊区，以便更容易找到工作。
更重要的是，20世纪末，祭司们下令，必须到旧有撒马利亚家族之外去寻找妻子。因为这个群体需要新的血脉。宗教保守主义与婚配现实的结合，推动这里的男性从乌克兰、俄罗斯或以色列带回女性成婚。“条件是，她们必须改宗。”这位祭司说。撒马利亚女性不能与共同体之外的人结婚，男性则可以。离开的女性会被视为“被放弃的人”。
祭司说：“无论如何，她们都不能回来。”不过他也提到，自己知道其中一些人仍会与家人通电话。他还一本正经地补充说，撒马利亚女性“代价很高”，因为她们想要汽车和“漂亮的房子”。
外来女性融入这个共同体，并不总是顺利。自2000年代初以来，大约有10名女性离开了这个群体。35岁的萨尔玛·萨达卡育有两个孩子，她本人反对主动去招募外国女性。她说：“去年有两名乌克兰女性不告而别地离开了这里。其中一人带走了自己的3个孩子，孩子的父亲随后报了案，因为他想见自己的孩子。”
这个群体彻底消失的阴影，已经稍稍远去。胡斯尼·瓦塞夫·科恩对此深感自豪。他兴奋地说：“我们拥有最古老的《妥拉》、最古老的语言、最古老的传统。”他也很得意自己在社交网络上拥有数以千计的关注者。
他毫不讽刺地感叹：“如果我是穆斯林、犹太人或基督徒，我早就站在世界之巅了！”虽然谈不上站上世界之巅，但在传统宗教节日期间，他会与兄长一起在海拔881米的基利心山主持仪式。
4月30日，他们庆祝逾越节。这个节日比犹太逾越节晚了几周。为感谢上帝，撒马利亚人会宰杀大约50只羔羊。他们把羊放进埋在地下的炉中烤熟，然后与家人一同分食。
7天后，男性会进行一场堪称世界上最短的朝圣：从会堂出发，步行数百米，登上基利心山山顶。他们身着洁白长袍，完成这段路程。这些仪式在他们看来不可或缺。
基里亚特卢扎村中的一位长者、79岁的亚伯拉罕·巴尔胡姆·斯拉维坐在主街一张长椅上说：“我们不能把全部自由都交给年轻一代。我们教育孩子尊重传统，把种子种得很深，让他们以身为撒马利亚人为荣。”
为了生存，撒马利亚人也尽量不涉足政治。正因为保持中立，他们得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以巴冲突的直接冲击。
但在他们周围，敌对局势的痕迹无处不在。山下一个检查站把纳布卢斯居民困在城中。定居点不断扩张，军人也在巡逻。“战争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损失。”这位祭司说。在他看来，当前局面难以为继。“没有一个按照1967年边界建立的巴勒斯坦国，就不可能有和平。”
不过，这个小小的共同体仍拒绝在两种身份之间作出单一选择。大多数人除了宗教语言阿拉姆语，还会说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一个独特之处在于，他们至今同时持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护照。
这位祭司相信：“我们是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之间的一座桥梁。”站在高高的山丘上，面对这片陷于无尽战争的土地，他依然这样期待。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