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金文中“繁”地地望疏证——兼论周武王为营建洛邑所作的军事准备|周武王|周王|地地望疏证|姬发|战国|洛邑|王为|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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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西周早中期的班簋、甗铭文及相关资料的综合分析，西周时期的“繁”地处于昭王南征的路线之上，其位置在今河南临颍与襄城之间、颍水以南。周武王灭商后，曾派遣周将讨伐与“繁”邻近的越戏方、蜀、磿等国族，这些国族均地处洛阳周边的战略要地，武王此举正是为营建洛邑所做的军事准备。

关键词：甗；班簋；应侯钟；繁；《世俘》；洛邑

西周金文中“繁”地的地望，是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主要有河南新蔡、四川彭县、山东汶泗及河南临颍等四种观点。新见的甗与应侯钟，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学术契机。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首先探讨班簋与甗铭文中“繁”地的位置，再分析新见应侯钟铭文中“繁”地的地望及其政治背景，并进一步考察周武王为营建洛邑所做的军事准备。

一、“繁”地地望辨析

“繁”作为地名，见于西周中期的班簋和甗铭文，两器铭文分别如下：

唯八月初吉，在宗周，甲戌，王令毛伯更虢城公服，屏王位，作四方极，秉繁、蜀、巢令，赐铃勒，咸。王令毛公以邦冢君、徒驭、戜人伐东国（）戎，咸。王令吴伯曰：以乃师左比毛父。王令吕伯曰：以乃师右比毛父。遣令曰：以乃族从父征，诞城卫父身，三年静东国······（班簋《集成》4341）

唯十又一月，王命南宫伐豺方之年，唯正月既死霸庚申，王在宗周，王朝命使于繁。赐贝五朋，敢扬对王休，用作宝尊彝，子子孙孙其永宝用。(甗《铭图》3363）

学界关于“繁”地地望的讨论主要有四种观点，即河南新蔡、四川彭县、山东汶泗以及河南临颍。新蔡说是当今学界的主流观点。《左传·襄公四年》：“楚师为陈叛故，犹在繁阳。”杜注：“繁阳，楚地，在汝南鲖阳县南。”此观点认为“繁”即繁阳，在今河南新蔡北。然而，综合分析班簋和甗铭文，“繁”应在淮北汝颍中上游地区（详见下文），而新蔡北的繁阳显然不在这一地区，因此新蔡说是不可取的。李学勤认为甗和班簋铭文中的“繁”应是一地，甗中的虎方是巴人，班簋中的蜀为成都平原之蜀，从而指出“繁”应与巴、蜀毗邻，是汉代繁县，在今四川彭县西北。由于李先生当时还未看到海外的卣，错将甗铭文中的释为“虎方”，在今天看来应释为“豺方”。如此，豺方并不是巴人，“繁”与巴之间的地名系联就被切断，因此“繁”为汉代繁县就失去了立论前提，不可取信。陈絜主要根据两周之际的繁伯我君鬲铭文论证两周之际在山东汶、泗之间有一个繁国，从而认为西周早中期甗和班簋铭文中的“繁”地也在山东汶、泗之间。然而，问题在于两周之际的“繁”和西周早中期的“繁”是否一定在同一地方呢？我们知道战国之前人们主要聚族而居，而部族的迁徙是常见之事，繁人有可能西周早中期在某地，后来才迁徙至山东汶、泗之间。西周早中期至两周之际，时间跨度很大，我们不能排除部族迁徙的可能。更为重要的是，两周之际，山东汶水、泗水之间是否存在一个繁国？这就需要对繁伯我君鬲的铭文展开具体讨论，其铭文如下：

繁伯（我）君媵（造）姒宝鬲，子子孙孙永用享。（繁伯我君鬲，《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

，陈絜释为“朱”，读作“邾”，铭文大意为姒姓繁族首领“繁伯我君”为其出嫁邾国的女儿“邾姒”铸造媵器，则“繁”应与“邾”相邻，在山东汶、泗之间。但我们仔细观察字，认为将其释为“朱”不妥。甲骨文、两周金文以及战国简帛中的“朱”字，其字皆从“木”，“木”字中间或为一实点，或为一短横，或是两短横，如（《合集》36743）、（吴方彝盖《集成》9898）、（蔡侯朱缶《集成》9991），而繁伯我君鬲铭文中“”字显然不是从“木”，此字绝非“朱”字。其实，由于陈絜所依据的繁伯鬲铭文拓本清晰度较低，陈絜才将误释为“朱”字。，宫希成、刘琳、方玲将其释为“蚩”，刘雨、卢岩将其释为“造”，孙合肥将其释为“告”，邹芙都、马超亦将其释为“告”。陈剑讨论过古文字中“造”与“告”的区别，认为：“‘告’字殷周金文多见，作出、、、、、等形（看《金文编》56页0127号），将前举金文‘造’字诸形所从跟真正的‘告’字相比较，不难发现其区别所在：‘造’字诸形所从基本声符上半的中竖常向左屈头，‘告’字中竖皆为直头；‘造’字诸形基本声符所从上半的中竖也有作直头的，但中竖上大多所从的是小点，偶尔有变作短横的，而‘告’字中间所从横划虽或短或长，但从来没有写作小点的。”繁伯我君鬲铭文中的字，就属于“造”字诸形基本声符所从上半的中竖作直头的，但中竖上从的是小点，因此我们认为将释为“造”更为可取。根据繁伯我君鬲铭文的记载，“造”显然乃为国名，可读为“郜”。羕陵公戈铭文：“羕陵公伺睘所郜，冶己女。”学者认为其“郜”字应读为“造”。洹子孟姜壶铭文（《集成》9730）有“郜邑”之语，“郜”字为形，从造从邑，造为声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郜乃文王之昭，可见郜为姬姓。《左传·桓公二年》载宋以郜大鼎赂鲁桓公，杜注：“济阴城武县东南有北郜城。”郜，在今山东成武县东南。如上所述，并非“朱”字，是“造”字，读为“郜”，则邾和“繁”之间的地名系联就难以成立，那么“繁”在山东汶、泗之间也就失去了立论前提，不可取信。朱继平将甗铭文中的“繁”与昭王南征的路线系联，从而认为“繁”即古繁阳亭，在今河南临颍西北的繁城镇。由于当时流传海外的卣还未曾披露，朱先生也将甗铭文中的（豺方）错释为“虎方”，但这并不影响其对“繁”地地望的考证。豺方与虎方关系密切且相距不远（详见下文），因此将“繁”地与昭王南征路线系联从而推论“繁”地地望的方法是可取的。然而，“繁”地是否一定位于临颍西北的繁城镇，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总而言之，关于班簋与甗铭文中“繁”地的地望问题，河南新蔡、四川彭县、山东汶泗等地之说均存在疏误，临颍说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前贤时彦在考证“繁”地地望时主要运用两种方法：其一，将“繁”地与文献中的相关地名对应；其二，根据地名之间的系联关系先确定一个地名所在，然后再顺藤摸瓜考证“繁”地地望。这两种方法当然是可行的，但也有很大的不足，即上古时期地名往往随着部族迁徙而走，同一地名会存在于很多地方，因此运用上述两种方法考证地名的结果只能是可能性之一，这就解释了为何学者对于同一地名的考证往往有不同的观点。鉴于上述两种方法的不足，我们以为考证“繁”地地望应在综合各方面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先大致确定“繁”地所在的地理区域，然后再寻找相关线索确定“繁”地具体所在，如此便可有效规避一名多地的问题。

二、“繁”地应在淮北汝颍中上游地区

以班簋和甗铭文为基点，再结合其他相关史料，两器铭文中的“繁”地应在淮北汝颍中上游一带，其证有四：

其一，班簋铭文中的（）戎是何族群，史籍无载。穆王之世，周室在东南方的主要强敌是淮夷，双方长期对峙于淮北汝颍中上游一带。班簋铭文载此次征伐戎竟耗时三年方使东国平定，可见戎实力之强悍，在东国能具备如此实力的族群很有可能就是淮夷。有学者可能会提出一个质疑：既然戎在东国，又怎么会是南方的淮夷呢？其实，朱继平曾指出：“所谓‘东’‘南’乃是观察者基于所处位置作出的一种方位判断，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和主观性。如竞卣（《集成》05425）言‘惟伯犀父以成师即东命，戍南夷’，其中‘即东命’与‘戍南夷’并见，说明东向的军事行动，在防范对象上也可以是南向的。我们还曾研究指出，柞伯鼎铭中‘广伐南国’的‘昏戎’，对应的是故地在今山东金乡缗城堌堆遗址的有缗氏，‘南国’与‘昏戎’间并无直接的地理对应关系。”可见，戎与东国并不一定存在直接的地理对应关系。朱继平从册命情境的角度出发，认为：“周王册命毛伯与包括‘遣令曰’句在内的命将出征仪式，当被视作同一事件中前后相继的两部分，即二者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依朱先生所论，簋铭首先记载了周王对毛伯的册命，即令毛伯接替虢城公的职务并掌管繁、蜀、巢三国的政令，这一册命的目的就是让毛伯率领繁、蜀、巢三国去征伐淮夷的附属族群戎。周穆王时期周室与淮夷主要对峙于淮北汝颖中上游地区，周王就近调遣在淮北汝颖中上游地区的“繁”配合毛伯征伐淮夷则是十分合理的军事安排。

其二，甗铭文中有“王命南宫伐豺方之年，······王朝命使于繁”之语。我们认为“虎方”和“豺方”关系密切且相距不远。首先，《诗经·小雅·巷伯》云：“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董珊结合卣铭文中新出现的“豺方”，认为《巷伯》中的“豺虎”应分别解释为西周的方国名且在周之南土，可信。其次，中方鼎（《集成》02751）铭文有“唯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之语，学者们均认为鼎铭中的“南宫”和甗铭文的“南宫”是同一人。既然同是昭王时期的南宫率兵伐虎方和豺方，那么两者自然关系密切。最后，从“虎”和“豺”的字形来看，正如吴镇烽所言：“豺方也应在南方，与虎方毗邻或者相近，因为都是以猛兽为族徽或族氏名。”既然虎方和豺方关系密切且同被南宫征伐，学界一般又认为南宫伐虎方与昭王南征有关，那么我们就可推论出南宫伐豺方很有可能亦是昭王南征之事的一环。如此，甗铭文所载的王令出使繁应与昭王南征相关，从而我们可进一步将“繁”的地望与昭王南征路线系联，即繁国应该在昭王南征的路线之上。昭王南征路线大致为从洛邑出发，途经淮北汝颍中上游一带，再经南阳盆地、随枣走廊至随州地区，征伐汉东地区尚未臣服于周的楚蛮和其他族群。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淮北汝颍中上游地区是昭王南征过程中的重要区域。胡应姬鼎铭文：“唯昭王伐楚荆，胡应姬见于王，辞皇，锡贝十朋，玄布二匹，对扬王休，用作厥嫡君、公叔乙尊鼎。”（《铭图续编》）李学勤指出胡应姬是嫁到胡国的姬姓应国之女，公叔乙为胡应姬之子，胡国在今河南漯河东。胡应姬鼎铭文说明胡国协从昭王南征，而胡国所在的漯河就在淮北汝颍中上游一带。既然“繁”位于昭王南征的路线之上，而淮北汝颖中上游一带又是昭王南征过程中的重要区域，这与上文关于“繁”在淮北汝颖中上游一带的论证相吻合。

其三，与胡国一样，炎、过两国也协从昭王南征。令簋铭文（《集成》4300）有“唯王于伐楚，伯在炎”之语，这说明炎地与昭王南征有关。炎地之地望，应是魏都大梁南之郯，在今河南开封南。过伯簋铭文云：“过伯从王伐叛荆，俘金，用作宗室宝尊彝。”（《集成》3907）可见，过国亦与昭王南征有关，其地望在今河南扶沟南。胡、炎、过三国均协从昭王南征，胡在汝颖中上游地区的漯河，炎和过分别在临近汝颖中上游地区的开封和扶沟，那么作为协从昭王南征的“繁”有很大可能同样在汝颖中上游地区。

其四，从班簋铭文来看，“繁”与“蜀”应毗邻，相距不远。《逸周书·世俘解》：“庚子，陈本命伐磨（磿），百韦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陈本、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世俘解》记载了周初武王克商后派遣将领征伐商属方国的过程，周将庚子日伐磿、宣方、蜀，四天后的乙巳日就擒获蜀、磿之君和霍侯，告捷而归，可见蜀、霍两地相距不远。蜀在甲骨卜辞中无载，但卜辞有霍地。霍之地望，旧多以为是周初的霍叔所封之地，在山西霍县。从甲骨卜辞来看，霍与望是同版卜辞地名（见《合集》35661），且两地在十祀征夷方途中有地名系联关系，望在今河南商丘和虞城之间，那么霍应在今豫东鲁西地区，靠近望地。《左传·僖公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盂，执宋公以伐宋。”杜注：“盂，宋地。”沈钦韩云：“《一统志》，盂亭在归德府睢州界。”“盂”，《公羊传》作“霍”，盂是鱼部匣纽字，霍是铎部影纽字，鱼铎对转，匣影旁纽，盂与霍可通。如此，甲骨卜辞和《世俘解》中的霍即宋的盂（霍）地，在今河南睢州西北。那么距霍不远的蜀应邻近河南睢州一带，很有可能是战国魏地之濁泽，在今河南禹州东北。《史记·魏世家》载魏惠王元年韩、赵合兵伐魏，战于濁泽。《后汉书·郡国志》载颍川郡下长社县有蜀城、蜀津。武王克商后所伐之蜀和霍，分别在禹州东北和睢州西北，均在殷都的南方，这也与《礼记·乐记》：“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的记载相符合。既然蜀在汝颖中上游地区的禹州东北，那么距蜀不远的“繁”亦应在汝颖中上游地区。

三、繁、蜀、巢地望考

根据上文的讨论，班簋和甗铭文中的“繁”在淮北汝颖中上游地区，此地区与“繁”有关的地名有两个：其一是古繁丘城。《水经注》卷二十一“汝水”条云：“汝水又东南径繁丘城南。”《魏书·地形志》载襄城郡下襄城县有繁丘城。古繁丘城在今河南襄城东南；其二是古繁阳亭。《水经注》卷二十二“颖水”条下云：“径繁昌故县北，曲蠡之繁阳亭也。《魏书·国志》曰：文帝以汉献帝延康元年，行至曲蠡，登坛受禅于是地，改元黄初。其年，以颍阴之繁阳亭为繁昌县。”古繁阳亭在今河南临颍西北的繁城镇。

我们认为班簋和甗铭文中的“繁”就在河南临颍和襄城之间、颍水以南。河南襄城东南方向就是临颍西北的繁城镇，襄城距繁城镇不到28千米，两地相距不远，因此繁丘或繁阳均有可能是金文中的繁国所在，不必拘泥于其中之一。上古时期族地合一，河南临颍和襄城之间、颍水以南地区是繁人的主要分布区，有多个繁地不足为奇。蜀和巢应距繁不远。蜀，即战国魏地之濁泽，在今河南禹州东北。巢，或是古巢亭，在今河南睢县南。《左传·哀公十一年》载卫大叔疾死于巢，《太平寰宇记》卷二《河南道二·东京下》“襄邑县”条下有“巢亭，在县南二十里”，即卫大叔疾死之地。除甗和班簋外，周原甲骨中也有“繁”“蜀”“巢”。2003年周原考古队在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发掘出2号卜甲（C10④:2），其卜辞中有“繁”之语，李学勤认为“繁”可读为“翦繁”即伐繁。“伐蜀”见于周原凤雏甲骨H11:68，“征巢”见于凤雏甲骨H11:110。周原凤雏甲骨和周原周公庙甲骨的年代大约为商末周初，和西周早期的《逸周书·世俘解》、昭王时期的甗、穆王时期的班簋在年代时序上临近，因此周原甲骨卜辞中的“繁”“蜀”“巢”、《世俘解》的“蜀”、甗铭文中的“繁”和班簋铭文中的“繁、蜀、巢”很有可能是同一地名且地望一致。

四、新见应侯钟铭文相关问题探析

应侯编钟是出土于陕西宝鸡扶风法门镇庄白村的一组甬钟，共五件，但被盗窃。近年公安部门追回整套编钟，其中第三件（7-3）有铭文24字，李金鑫率先对铭文做了基本研究。管文韬绘制了清晰的应侯钟线图摹本并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应侯编钟铭文曰：“楚公遽以繁享于王，应侯率。王其万年，应侯其日率楚眔繁享。”李金鑫和管文韬均认为楚公遽即楚国国君熊渠，因而此器的年代大致是夷、厉时期。根据铭文的记载，应侯、楚公遽、繁（君）在周王朝的层级统治体系中有着地位高低之分，具体关系是应侯＞楚公遽＞繁君。应监甗铭文曰：“应监作宝尊彝。”（《集成》883）此器年代是西周初年，“应监”说明应国的职责起初是监视南土原殷商的旧邦，后来才逐渐发展成为镇抚一方的外服诸侯。应侯钟铭文中的应侯仍领有监视楚的责任，因而成为周王和楚、繁等国的中间人，率领两国国君奉事周王。铭文中“楚公遽以繁享于王”的记载，说明繁的地位低于楚，应该是楚的附庸国。至于应侯钟铭文的“繁”，我们认同管文韬的观点，即此“繁”与西周早、中期的繁地望一致，在河南临颍、襄城一带。

应侯率领楚、繁两国国君奉事周王，此举亦可视为觐见周王。此次觐见共有三方代表，其地位由高至低依次为周王、周室镇抚南土的应侯，以及楚、繁等外服诸侯，足见其具有重要政治意义。我们认为，此次觐见的政治背景在于周王室承认繁为楚的附庸国，故而应侯率领楚及其附庸国繁共同觐见周王，以此确立周王—应侯—楚—繁的四级层级统治体系。鉴于此次觐见的重要政治意义，应侯钟被留存于宝鸡宗周地区作为纪念器，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应侯钟出土于宝鸡扶风庄白村的原因。

五、周武王为营建洛邑所作的军事准备

本文最后再引申讨论一个问题，即周武王为营建洛邑所作的军事准备。《逸周书·世俘解》载武王克商后派周将继续讨伐越戏方、陈、卫、磿、蜀、宣方、霍、厉等方国。霍，即卜辞的霍地，在今河南睢县西北。蜀，即战国魏地之濁泽，在今河南禹州东北。蜀、霍均在殷都之南，《礼记·乐记》又有“四成而南国是疆”的记载，因此越戏方、陈、卫等诸国很有可能皆在殷南。据杨宽的考证，越戏方在《水经注·河水》所载的浮戏山下，在今河南巩义东南；陈即后来封给妫满的陈，在今河南淮阳；卫即《左传·哀公二十四年》所载的“豕韦氏”，在今河南滑县南；磿即《国语·郑语》中史伯所言之历，在今河南禹州；宣方即《左传·襄公二十四年》“食邑于宛”的宛，在今在河南长葛东北；蜀即战国魏地之濁泽，在今河南禹州东北；霍即《左传·哀公四年》楚人所袭之霍，在河南汝州东南；厉即《左传·僖公十五年》齐、曹所伐之厉，在今河南鹿邑东。我们以为杨宽对上述地名的考证大都可信，但宣方和霍地的考证仍可讨论。杨宽认为宣从“亘”声，与“宛”声近，但古书目前无“宣”或“亘”与“宛”相通之用例，“宣”通“宛”难以坐实。我们认为宣方疑即卜辞之亘方，在今河南长垣。霍之地望，应以卜辞为准，在今河南睢县西北。

值得注意的是，被武王讨伐的越戏方、磿、蜀三国都在洛阳周边，且是拱卫洛阳的要地。越戏方所在的巩义是洛阳东部的门户，北临黄河，南临嵩山，自古就是战略要地，古代著名的虎牢关就在其东北。磿、蜀所在的禹州是洛阳的南部屏障，通过禹州北可逆颍水而上穿过嵩山山系进入伊洛河谷，西可通过汝水北上直达洛阳南郊，战略位置极其重要。那么，武王为何要在灭商后立即攻占洛阳周边这些处于战略要地的方国呢？何尊铭文有“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之语，大意为武王克商后告祭于天，将在天下的中心洛阳统治民众，《逸周书·世俘解》载武王克商后派兵征伐洛阳周边这些处于战略要地的方国。若将何尊铭文和《逸周书·世俘解》参读，我们不难推测出武王派兵攻占洛阳周边这些处于战略要地的方国是为营建洛邑并在此统治天下所做的军事准备。

六、结语

首先，本文梳理了学界对班簋和甗铭文中“繁”地地望的讨论，认为河南新蔡、四川彭县、山东汶泗等说均有疏误之处，临颍说有可取之处，还可进一步讨论；其次，本文以班簋和甗铭文为基础，再结合其他相关史料，认为两器的“繁”地应在淮北汝颍中上游一带，即河南临颍和襄城之间、颍水以南。班簋铭文中与“繁”毗邻的“蜀”“巢”分别在禹州东北和睢县南；再者，本文讨论了新见应侯钟铭文的相关问题，认为新见应侯钟铭文的“繁”也在河南临颍和襄城之间、颍水以南。应侯钟铭文的政治背景是周王室承认繁是楚的附庸国，因而应侯率领楚及其附庸国繁觐见周王，从而确定周王—应侯—楚—繁的四级层级统治；最后，受班簋中蜀地在河南禹州东北的启发，本文进一步讨论了武王克商后所伐越戏方、磿、蜀等国的地望，认为武王派兵攻占洛阳周边这些处于战略要地的方国是为营建洛邑并在此统治天下所做的军事准备。

作者：韩驰

来源：《文博》2026年第1期

选稿：贺雨婷

编辑：欧阳莉艳

校对：耿曈

审订：汪鸿琴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