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生命政治范式：晚期福柯技术观如何启发媒介研究
✍文/李耘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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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逻辑（⭐）
本文旨在将晚期福柯关于生命政治与治理术的思想引入媒介研究，构建“技术-生命政治”研究范式。本文论证媒介技术尤其是数字平台已演变为一种当代“治理术”。媒介技术通过将生命过程转化为可管理的数据，实现对人口的精细化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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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生命政治】
在这一讲座中，福柯真正开启了“生命政治”的母题，并开始大量使用“技术”这一术语。他将技术与现代国家的权力运作机制结合在一起，将“治理技术”视为生命政治的核心。在哲学和政治学传统中，生命政治意指“自18世纪以来，现代政治出现新的政治知识和学科，例如统计学、人口学、流行病学和生物学等。这些学科使得在群体层面上分析生命过程成为可能，并通过对个体和集体的修正、排斥、规范化、纪律、治疗和优化的实践来治理个体和集体”。因此，现代政治将其治理对象从个体转移到群体，其治理目标从抑制和规范个体身体转到普遍人口安全的性的规范性控制。福柯进一步认为，现代政治的核心是“把人口发明为统计测量和政治干预的目标”。它解决了如何通过确保“身体的经济生产力”同时“削弱其力量以保证政治服从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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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语料积累（⭐⭐⭐⭐）
✒️福柯将自我技术定义为：“它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自我技术”是打开主体是如何建构自身这一问题的一把钥匙，通过“自我技术”，个体可以将自我建构为一个符合理性目标的道德主体。
✒️在社交媒体时代，媒介技术如智能手机成为真正意义上“人的延伸”，甚至更进一步，媒介技术本身成为“以生命物质为背景、为基础彼此连接而构成的有机体”。因此，在当今的政治实践中，媒介技术不但是生命政治的工具，其本身就构成了生命政治的一部分。媒介在微观层面勾连个体的生命实践，并且通过链接治理术将宏观的生命权力渗透进个体生命实践当中。在这个意义上，媒介技术就是治理术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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