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过度保护的一代|儿童心理读物|婴儿|心理健康|情绪调节|父母|童年|育儿|过度保护

利维坦按：

在过去几十年里，现代社会的育儿观念发生了一次深刻而微妙的转向：我们越来越强调“保护”孩子，避免他们遭受创伤、挫折与不适，试图为他们营造一个尽可能安全、柔软、无摩擦的成长环境。

然而，如果孩子真正缺少的，不是保护，而恰恰是适度的压力、冲突与不舒服呢？本文作者提出“过度保护型童年经历”（OCEs）这一概念，指出许多今天被视为“体贴”、“温柔”、“高回应性”的育儿方式，正在悄然剥夺儿童发展韧性、自主性与情绪调节能力的机会。那些被不断替孩子移除的小困难——输了游戏时的崩溃、与同伴发生摩擦时的尴尬、等待与忍耐带来的烦躁、独自面对陌生环境的不安——原本正是人格成长所必需的“低风险练习场”。

真正让人成熟的，并不是持续的舒适，而是在人际冲突、失败、无聊、限制与轻微挫败中，逐渐学会忍受、调整与自我控制。一个从未经历过适度压力的孩子，也许不会立刻崩溃，但当他们最终离开家庭保护层、真正进入社会时，反而可能因为缺乏面对现实摩擦的能力，而变得更加脆弱。

丽莎急切地想为她的儿子找一位心理咨询师。她为儿子忧心忡忡，心力交瘁。她甚至没法让儿子走进校门——他会陷入恐慌，哭喊叫嚷，有时还会打她，死活不肯下车。她什么办法都试过了：调换班级的时候，确保他总能和朋友在一起；在他需要时给他请假，让他有时间平复情绪；让他晚一点、轻松一点地开始上学；安排他最喜欢的老师在门口迎接他进校；甚至只是让他下午来上半天。每一种妥协起初都奏效，直到有一天，这些办法都失效了。

她说，学校本身已经放弃了他们。她愤怒地表示，他原本是个可爱的男孩，但学校总是逼得太紧，对他要求太高——他成了学校的一个麻烦。人际关系需要信任，而学校破坏了他的信任。现在，他几乎不出自己的房间。PlayStation游戏机成了他的救命稻草，是他唯一的快乐源泉。对其他兴趣爱好保持热情对他来说太难了，他就这样慢慢断开了与外界的连接。丽莎感到无能为力，她左右为难，一方面她担心对儿子提出要求会进一步伤害他，另一方面她又眼睁睁地看着他越来越封闭自己，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与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疏远。

这个孩子只是众多案例中的一个缩影。在英语国家，孩子们的状况普遍不如10年或20年前的同龄人，而焦虑和痛苦是这种现状的一部分。英国有十分之一的青少年报告自身健康状况不佳[1]，这一比例自2010年代初以来明显下滑。将近18%的中学生长期缺课[2]。进入成年初期，八分之一的年轻人既不在接受教育，也没有参加培训，更没有工作[3]。18%的人认为自己有某种残障。与此同时，虽然年长的劳动者更容易因病请假，年轻人却更容易因为健康原因完全退出劳动市场。

当我们试图理解这种弥漫性的困境时，我们几乎下意识地转向"心理健康"的话语框架，以及"心理健康危机"这一概念。我们认为需要更多心理健康专业人员，来诊断和治愈情绪调节障碍、负面思维或创伤。如今，通过学校和专项团队能够获得的心理支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治疗的语言和理念几乎渗透进了我们关于儿童、成长与人际关系的每一场对话。然而，情况依然在持续恶化。

但如果，正是我们在减少压力、增加支持上的过度矫正，以及这种治疗思维的盛行，反而阻碍了人的真正成长，那该怎么办？

答案或许就藏在孩子们遇到治疗师之前很久就已发生的事情里。英国儿童慈善机构Kindred Squared的研究发现[4]，当四岁的英国儿童开始上小学时，44%的孩子坐不住，37%的孩子无法与他人一起玩耍或分享，32%的孩子在父母不在身边时会大哭大闹。此外，35%的孩子还不会自己穿衣，26%的孩子尚未完成如厕训练。

这些看似早期情绪困扰的表现，可能与错过的发育里程碑密不可分。研究表明[5]，这些能力并非单纯的性格特质，而是需要在幼儿期通过反复的低风险练习才能习得的技能。错过这些发育节点，往往预示着日后更多的情绪困境：这些孩子更容易出现上学焦虑，无论是对离家的分离焦虑、对学业难度的恐惧，还是两者兼而有之。他们也更难应对社交互动，为日后的社交焦虑与退缩埋下伏笔。

有些孩子生来就面临神经发育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往往在早期便已显现。父母会描述孩子婴儿期几乎无法安抚，从开口说话起便生活在无休止的忧虑之中。有时，他们还会讲述，为了让“一刀切”的教育模式适用于他们的自闭症孩子，他们付出了多少努力，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许多父母在孩子的特殊需求与匮乏的社会资源之间，不断地填补着那道鸿沟。这样的孩子和家庭确实需要额外的支持才能茁壮成长，但这类家庭并不能解释我们所见问题的规模，本文探讨的也并非他们的处境。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许多没有上述诊断的孩子，我们正在看到一种全新的、独特的育儿模式。单看学校回避和发育迟缓的数据，表面上或许像是忽视；然而，当你真正了解这些父母之后，会发现恰恰相反——更准确的描述是过度保护。

我们早就知道，发展机会的剥夺会导致运动控制与自理能力的迟缓，也会妨碍执行功能的发展，例如轮流发言或情绪调节的能力。如果这种机会的剥夺不是源于神经多样性，而是源于过度保护，那么即便出于最良善的初衷，我们也可能看到相似的结果。

这一代养育出发育迟缓孩子的父母，绝大多数都充满爱心。他们通过蒂娜·佩恩·布莱森（Tina Payne Bryson）和丹·西格尔（Dan Siegel）的《全脑教养法》（The Whole-Brain Child，2011）、沙法丽·萨巴瑞（Shefali Tsabary）的《觉醒父母》（The Conscious Parent，2010）以及莎拉·奥克韦尔-史密斯（Sarah Ockwell-Smith）的《温和养育手册》（The Gentle Parenting Book，2016）等书籍充实自己——这些书在西方世界成为畅销之作。他们从社交媒体上汲取专家建议，不只是来自那些不专业的网红，也来自有真正学术背景和职业资质的心理学家。他们认真思考如何为孩子做到最好。然而，不知何故，他们却偏离了正轨。

在与儿童和家庭打交道的过程中，你会注意到一些具体的困境，比如家庭冲突、丧亲之痛或虐待——这些“负面童年经历”（ACEs），是我们作为社会整体也能识别的创伤。但现在我们观察到了另一种更隐蔽的模式。这种模式并非源于艰难困苦，而恰恰源于一种“过度柔软”的环境。

事实上，它体现为对一切困难——无论多么微小——的刻意清除：被家长全程“护航”的玩伴聚会，玩具轮换都事先安排妥当，一旦孩子之间稍微出现意见不合，父母便立刻跳出来主导互动；被人为操控的桌游，只为了确保年纪最小的孩子总能获胜；以及把独自睡觉、如厕训练、安静坐着、阅读、游泳、骑自行车、离家过夜等事情一再往后拖延，理由是“等孩子准备好了再说”——而所谓“准备好了”，在父母口中，其实意味着“孩子必须完全感到轻松自在、充满信心”，而这种状态，也许永远都不会真正到来。

这些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负面童年经历”，它们不会令人沮丧或不安，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它们是出于善意、试图让生活变得更轻松、更顺畅、更少痛苦的尝试。但从长远来看，它们确实造就了另一种逆境——作为过度保护模式的一部分，它让孩子在离开家这个温柔的庇护泡泡之后，面对普通生活的跌跌撞撞时，变得更加脆弱。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种模式正在造成伤害。过度养育（overparenting）与更差的情绪调节能力和自我效能感有关，也与更高比例的焦虑和抑郁相关[6][7]。当我们考虑到它的普遍程度时，它在整个社会层面累积造成的伤害，最终或许会严重到值得我们像重视那些我们理应努力保护儿童免受其害的“负面童年经历”一样认真对待。

正如“负面童年经历”这一概念的命名，使我们更容易识别它们并尝试减轻其影响一样，为这些“过度保护童年经历”命名，也许能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界定问题，从而着手解决。我们提议将其称为“过度保护型童年经历”（overprotective childhood experiences），简称OCEs。

我们识别ACEs和OCEs的能力之间存在的不对称，折射出人类威胁感知系统更深层的失衡。在一个充满捕食者和生存威胁的远古环境中，我们进化出了快速识别急性危险的精密系统。然而，对于缓慢积累的伤害，我们的感知能力却出奇地迟钝。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在《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2011）中描述了人类倾向于依赖情绪和认知偏见驱动的快速、本能思维——他称之为“系统1”。通过费力而缓慢的“系统2”审慎思考，我们往往能做出更好的决策，但我们天生倾向于走捷径。系统1依赖熟悉信息这类“已知的已知”运转，对那些无法即时获取的信息领域则视而不见。

替孩子挡下可怕冲突的父母，只看见了孩子避免了眼前的痛苦；他们看不见的是，孩子面对下一次挑战、再下一次挑战的能力，正在被一点点侵蚀。那种伤害像被忽视的债务一样，在无形中不断累积。通过给OCEs命名，我们或许能开始更敏锐地察觉这种模式：每一次我们都是在用短期的舒缓，去交换长期的韧性。

想象一个典型的育儿场景：你需要出门，但两岁的孩子不愿意穿袜子。你先是尊重他的自主性，给他选择：“穿恐龙袜还是条纹袜？”他还是拒绝，于是你试图理解他的动机。他说不喜欢袜子，太扎了。你问他是否愿意穿更柔软的袜子。他点头。你告诉他，你们可以一起解决这个问题，等出门后再去买柔软一点的袜子。与此同时，你给他换上凉鞋，他欣然接受，于是你们出了门。

你以孩子的感受为中心，满足了他的需求；你采取的是合作式而非权威式的方式，这也符合当下主流育儿观念。你由此得出结论：他无法忍受某些材质，只能穿柔软的袜子。后来，当他拒绝穿衣服时，你开始怀疑这种问题是否也延伸到了衬衫和裤子。你不想因为强迫他穿那些会触发感官敏感、但他尚无法表达的衣物而伤害他——那些衣服甚至可能令他感到疼痛。于是，你开始限制衣物的材质与设计；你告诉奶奶，不要再织那些你曾经很喜欢的可爱羊毛毛衣了，并请她以后不要买带拉链或纽扣的衣服。

他上学后，你把这些告诉了老师。老师提到，他在讲故事时间里很难安静坐着。在家里，你从未要求他保持静坐，他可以随时按自己的需要活动身体。于是你请求老师寻找一种变通方式，因为你觉得强迫孩子这样做是不对的。老师说，他们会尽量灵活安排、缩短时间，但孩子们确实需要安静坐着，才能阅读、书写和学习。这一切都让你感到压力很大，你开始担心这些要求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

送他上学时，你问他对你离开是否感到没问题。他说他宁愿待在家里。既然他已经向你敞开心扉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你就无法再强迫他进学校，于是你请了一天假，想彻底弄清问题所在。你问他在学校里到底哪里让他难受。他说老师很凶，其他孩子在休息时间有时不带他玩。老师反馈说孩子们只是在玩捉迷藏这类普通游戏，他有时会在不同小组之间走动，她觉得没什么问题。

你邀请几个孩子来家里玩，帮他建立友谊，同时时刻警惕冲突的苗头。你希望这次经历完美无缺，让他感到自信、受欢迎，于是精心安排了没有输家、没有人会被冷落的游戏。观察那些孩子的过程中，你意识到他比其他孩子更敏感，需要更多支持——而作为父母，确保他获得这些支持是你的职责。

你再次与老师沟通，最终她同意做出一些照顾安排：让他和你认为善良的孩子结伴；安排一名受过情绪支持培训的助教每天早上关注他的状态；当他坐不住感到不适时，可以自由离开去安静角落待着。

这些做父母的顾虑，没有一条是荒唐的，全都是完全正常的担忧。但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理解每种选择的成本与收益，会把我们一步步推向一个“充满OCEs的轨迹”：每一次的担忧，最终都导向对不适感的回避。

偶尔一次不穿袜子，重要吗？当然不重要。但如果你不断替孩子移除所有新奇、烦人、轻微不适的感官体验，那么你其实是在剥夺他学习“低程度不适其实是正常且可以忽略”的机会。没有暴露，适应就不会发生。蔬菜的苦味如此，安静坐着的不舒服也是如此。

执行功能的发展，需要持续而重复的练习，而这种练习往往意味着：等待、忍受轻微厌恶感、压制即时欲望，以及去做一些枯燥无味的事情[8]。

OCEs的养育方式，会剥夺孩子们的这些练习机会。它还会让孩子误以为轻微的不适就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从而限制了他们的体验范围，让他们失去在忍受不适感上建立信心的机会——比如在操场游戏中时常出现的低强度冲突，以及独立化解这种冲突的能力。在学校里茁壮成长，不只需要能够专注学习的执行功能，学校还是一个高度社交化的空间，情绪调节困难的孩子，交朋友也会更加困难。

家长有时会把这种摩擦理解为“霸凌”。但当我们与老师交谈时，会浮现出一幅更完整的图景：有些孩子因为输掉游戏就当场崩溃；无法等待轮流；哭闹和情绪爆发会让同龄人逐渐疏远他们。然而，如果父母继续替孩子移除这些挑战，他们的社交技能只会被进一步延迟发展。

这种反射性地保护孩子免受短期痛苦的冲动，一旦反复发生，便可能酿成更长远的问题。认知行为疗法（CBT）文献中的一个公理是：焦虑源于逃避。牛津大学临床心理学家凯西·克雷斯维尔（Cathy Creswell）广泛使用的基于CBT的育儿项目证明，如果创造条件让孩子循序渐进地暴露在可怕情境中，焦虑感就会减轻[9]。

耶鲁大学心理学家伊莱·莱博维茨（Eli Lebowitz）的一个项目则要求父母减少对孩子焦虑的迁就，转而以平静、稳定的支持来回应，其效果与个体认知行为疗法相当[10]。在这两种模式中，成长的不只是孩子，还有父母。克服焦虑，本身就是一种学习经验，是人成长过程中有时需要被辅助完成的一部分。而当我们不断迁就那些低程度的担忧和不适时，我们实际上是在移除这种成长机会。

当受到过度保护的孩子进入中学，外部要求骤增时，情况会变得更加艰难。校规变得刚性，因为青少年的行为需要一致的管理，而对于那些表现尚好的孩子来说，结交新朋友已经足够难了。在这种情况下，持续的OCE方式会允许一个压力巨大的孩子请假一天来缓解焦虑，让他回家玩最喜欢的网络游戏来重新调节情绪。随后，他意识到只要焦虑时就可以休息，而且技术的无摩擦舒适圈能让他感到平静，于是他觉得学校越来越难以忍受。你向学校寻求更多帮助，校方同意他在需要时可以去“学生支持室”学习。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到课堂，并与同龄人失去了联系。现在，他在学校不仅感到焦虑，还感到孤独。最终，如果没有社交动力去忍受痛苦，他可能根本无法走进校门。OCE循环就此完成。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极端案例。但在现实中，对于那些临近高中毕业关口的青少年——已经在家待了数月、拿到毕业资格的希望日益渺茫——这种模式的各种变体其实相当普遍。退一步看，更宏观的图景清晰浮现：过去数十年间，儿童的独立性、抗挫败能力和整体幸福感全面下滑。曾经或许能够跌跌撞撞熬过去的一大批孩子，如今已经撑不住了[11]。

在另一个可能存在的世界里，当你两岁的孩子第一次不愿意穿袜子时，你也许会说：“我们得出门了，我来帮你把袜子穿上。”当你温柔地把袜子套到他脚上时，过程中会有一阵短暂的哭闹。但等你们上车、打开音乐后，他很快就忘了这件事。你之后也再没有想起过。

时光飞逝，孩子长大了一些。现在，当你在火车上接一个重要电话时，你会让他安静坐好；或者在晚餐时，当他的兄弟姐妹正在讲话时，你会让他等一等轮到自己再发言。事后，你感谢他做得很好。几年后，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太多次，你们谁都不再当回事了。

你的孩子学会了：有时候，我们必须忍受一些轻微的不舒服，而我们总能挺过去。通过和各种各样的孩子一起玩，其中有些可能并不友善，他学会了：有些人对你好一些，有些人差一些，而那些更友善的人才是更值得一起玩的。他并不总是喜欢去学校，但他喜欢学校里那些美好的部分，比如课间休息；而到了放学时，当你来接他，他也完全没事。

我们是如何从一种“放任式”的养育态度，走到今天这种局面的？回顾历史，就能看出其中的脉络。

整个19世纪，关于儿童发展的观念主要是“行为导向”的。孩子首先被视为一套需要塑造的习惯、美德与恶习，而不是一个拥有复杂内心世界的主体。重点在于通过奖励、惩罚与榜样来训练和规训行为，以符合更广泛的社会与宗教规范。

到了20世纪初，关注点开始转向内在世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12]，儿童会通过最早期家庭关系所留下的心理印记，形成其成年后的人格；当这些关系出现问题时，儿童的发展就会被扰乱，使他们停滞在那些尚未解决的冲突之中——这些冲突往往具有性意味，并以父母为中心，从而让他们更容易在成年后发展出神经症。在他的模型中，治疗关系本身就是解决方案，而精神分析师则扮演一种“代理父母”的角色。

到了20世纪30至40年代，精神分析开始从早期的“性心理发展”转向“母婴关系”。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提出，如果母亲没有给予足够的情感回应——她用“坏乳房”这一意象来描述婴儿感受到的“不给予回应的母亲”——就可能在孩子心理中留下长期创伤，并在日后表现为敌意或抑郁。由于这些理论建立在分析师的主观解释之上，因此很难被验证或证伪。

这些精神分析式的直觉，后来通过“依恋理论”获得了科学公信力。1951年，约翰·鲍尔（John Bowlby）比为世界卫生组织撰写了一份关于“长期与母亲分离所造成情感伤害”的报告——这些结论原本来自战争时期的极端匮乏经验，但随后被大规模泛化。他写道：“儿童性格的发展，本质上取决于其早年与母亲的关系。”他的合作伙伴玛丽·安斯沃斯（Mary Ainsworth）在20世纪60至70年代设计了一系列实验[13]：她短暂地让婴儿与母亲分离，然后观察母亲返回后孩子的反应。安斯沃斯描述“回避型依恋”的婴儿似乎对分离并不在意，对母亲返回也缺乏兴趣；而“焦虑-矛盾型依恋”的婴儿则会极度痛苦，并在寻求接触的同时又抗拒安抚。

发展心理学家玛丽·安斯沃斯（中）。© Verywell Mind

那些显示“满足的婴儿更容易成长为满足的成年人”的数据，本身是真实存在的。但其中一个未经证实、却被悄悄纳入的因果推论是：决定性因素在于母亲是否足够“敏锐回应”孩子。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依恋理论逐渐走出专业研究圈，进入更广泛的职业文化与大众文化——而当时的社会，也越来越焦虑于“职业母亲”与“机构托育”问题。到1993年，威廉（William Sears）与玛莎·西尔斯（Martha Sears）合著的《亲密育儿百科》将“依恋型育儿”推向主流，一种新的半科学常识逐渐固化为公理：长期的情感健康取决于母亲在婴儿期对孩子需求的早期情感协调。至于那些混杂因素——例如孩子天生的气质，或他们从其他许多关系中学到的东西——则被轻描淡写地忽略了。

并非所有人都接受这种决定论。早在1953年，儿科医生兼精神分析师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就提出了“足够好的母亲”（good-enough mother）概念：认为母亲通过基本满足孩子的需求，并在不可避免的必要疏忽中，帮助孩子为不完美的世界做好准备。这是一个重要的缓和。但它并未真正改变那种更宏观的信息：儿童的关键塑造过程发生在幼年时期，而且大多隐秘地进行着；母亲的一次失误，可能带来长期后果。

1998年，心理学家杰罗姆·卡根（Jerome Kagan）也批评了所谓的“婴儿决定论”：即认为人生最初几年发生的经历，会永久决定孩子的情感轨迹，使得之后的一切——抗挫败能力、人际关系、成年人格——都只是婴儿时期经历的延伸。卡根认为，这种理论虽然诱人、直观，却并不正确。但等到他的批评发表时，这套框架早已从学术界渗透进儿科建议、育儿书籍乃至社交媒体，成为了一种“常识”。

到了21世纪，主流观念已经非常明确：如果你一旦出错，就会永久伤害孩子。“依恋式育儿”认为，长期母乳喂养、背巾育儿和同床共睡，能创造一种符合哺乳动物祖先进化模式的“情感同步”环境。而它的千禧世代后裔——“温柔育儿”（gentle parenting）或“意识型育儿”（conscious parenting）——则更进一步：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权力关系必须被“拉平”，以保障孩子的自主性；父母必须预判并满足孩子的情绪需求；父母的情绪状态，会决定孩子的情绪状态。不存在所谓“坏行为”，只有“情绪失调”——而如果孩子情绪失调，那大概率是因为你自己也情绪失调。

这一整段历史累积下来的重量，最终以一种道德训诫的形式压在今天的父母身上：过去的养育方式是有害的，而你必须做得更好。社交媒体上流行的“打破循环”叙事，把有意识、细致入微的育儿塑造成一种“拯救行动”——不仅是拯救你的孩子，也是拯救你自己。按照这种说法，只要你采用不同于父母对待你的方式来养育孩子，你就能疗愈自己内心那个受伤的孩子。

对于那些确实经历过真实ACEs（暴力、虐待、忽视）的父母而言，这是一个有力而合理的原则。问题在于：当“什么算是创伤”的定义，开始悄然扩张到几乎囊括一切时，麻烦就出现了。

“创伤”（trauma）在临床意义上，原本指的是极端痛苦所带来的心理影响：身体与性暴力、死亡、灾难——也就是鲍尔比当年研究那些因战争而失去家庭的孤儿时所面对的经历。但概念的蔓延已经使“创伤”一词偏离了其本源。父母提高嗓门说话、边界划定得不够优雅、某个需求暂时未被满足——在如今流行于育儿书籍和社交媒体的话语体系中，这些都被视为可能造成“创伤”的事件，而不再被视为“不完美但足够好的照料”中正常的摩擦。

“创伤”的门槛已经降得如此之低，以至于正常的童年——包括挫折、失望、冲突——都开始看起来像一片雷区。而如果一切都可能造成创伤，那么唯一安全的回应方式，就成了移除所有摩擦。这恰恰就是OCEs的那套逻辑来源。

回应孩子、满足需求、促进自主性，这些本身都是合理而且有充分证据支持的理念。避免“强制”——即基于恐惧的纪律与有条件的爱——也是正确的建议。这些都没有错。问题在于：当这些原则被推向其逻辑极限时，会发生什么。

现代育儿方式无意中容易犯错的地方在于，出于害怕“压制自主性”的担忧，父母把亲子决策层级过度拉平了。但“自主性”并不像听上去那么简单。真正有意义的自主，是基于深思熟虑的判断行动，而不是被即时本能驱动。强制、指令与引导，都处于同一条连续谱的不同位置上。如果为了回避强制而走得太远，那个看似尊重孩子自主性的举动就会变成另一回事：一个无法说“不”的父母，一个在四岁孩子拒绝穿鞋或吃蔬菜时一再妥协的父母，一个将取消所有约束误认为赋予自由的父母。

但一个“想要什么就能立刻得到什么”的孩子，并不会变得更自主——恰恰相反，他会变得更缺乏自主性。真正的自主，需要一种能力：能够压制即时冲动，去追求更长期的目标。而这种能力，是通过练习建立起来的——通过被要求等待、重新尝试、忍受不舒服的事情。

一个从未经历过这些的孩子，并没有被“解放”。他只是没有获得未来真正需要的工具。

要拥有自主性，我们必须对自己的即时欲望与冲动进行自我控制。即便是成年人，这都很困难：我们会沉迷刷手机、暴饮暴食、愤怒失控。儿童之所以是儿童，并不仅仅因为他们个子小，而是因为他们的认知能力尚未发育成熟。他们需要借助成年人的思维“支架”，来塑造自己的决策与行为；他们那些脱离整体视角的瞬间欲望，并不能算是真正的自主。

发展心理学家与学习理论家列夫·维果茨基（Lev Vygotsky）曾提出“更有知识的他者”（more knowledgeable other）概念，用来描述那个提供“支架”的人——无论是老师、导师还是父母。如果亲子共同决策中的权力平衡，过度从“更有知识的一方”倾向孩子，那么风险就在于：那个支架会逐渐消失。你会不断选择那条“短期阻力最小”的道路——也就是向孩子当下的欲望妥协，而不是满足其长期需求。

当新的育儿文化不断强调“安全空间”与“避免强制”时，人很容易感到恐慌。伤害的威胁潜伏在表面之下，让人对任何可能让孩子痛苦、或违背其本能的事情都产生偏见。于是，看起来更好、更安全的做法，就成了选择那个“没有摩擦”的选项。

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决定，会决定孩子未来的人生。但如果长期反复地偏向那些“只关注短期”的选择——“我现在就想吃饼干”、“我不想再骑自行车了”——那么孩子的发展就会变慢，以至于到了该具备能力的时候，他们却还没有准备好：没有准备好上学、没有准备好与人相处、也没有准备好面对真实生活。

从戴安娜·鲍姆林德（Diana Baumrind）在20世纪60年代开创性的研究开始，几十年来关于“教养方式”的研究已经明确表明：放任型育儿（高温暖、低要求）所带来的发展结果，比“既温暖又有明确边界与高期待”的育儿方式更差。

一整代善良而高度负责的父母，因为害怕“过于严厉”所带来的已被充分证明的伤害，被一步步推向了一种比他们原本意图更“放任”的状态。

这是一次矫枉过正。

当我们试图弄清一个孩子为什么会“出问题”时，我们往往会把围绕他们的庞大复杂世界，压缩成那些我们能够注意到的模式。由于长期工作在儿童心理健康的一线，并持续书写相关议题，我们注意到了OCEs（过度保护型童年经历）的存在，并认为，如果社会能更频繁地注意到它们，将会有所帮助。但与此同时，也还有许多其他混杂因素在发挥作用——例如，我们该如何看待智能手机、新冠期间学校停课与社交隔离的封锁政策，或者经济衰退的影响？

因此，这更像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方向，而不是在宣称“过度保护式育儿”就是导致孩子问题的那个“唯一罪魁祸首”。关于屏幕使用是否会损害青少年心理健康，目前证据仍存在争议；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屏幕时间会影响低龄儿童的发展，而父母自己使用屏幕的行为，也会削弱儿童所需要的那种回应性互动与沟通[14][15]。

不过，发育迟缓与情绪问题的上升，其实早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尽管封锁政策确实加剧了这些问题。而且，虽然这些问题在贫困社区中更加明显，但ACEs却可以跨越阶层不断积累。Kindred Squared的调查显示，这一问题的规模远远超出了任何单一社会阶层的范围。

无论父母是在寻找私人心理治疗师，还是社区里的免费服务人员，他们核心的焦虑其实并没有区别。他们知道情况不好，也知道必须做点什么，但他们极度害怕：如果自己对孩子采取更坚定的引导，会不会反而让情况更糟？他们害怕逼孩子离开房间、回到学校，甚至连晚上没收手机都不敢。他们读过关于“创伤”的内容——可能来自书籍，也可能来自社交媒体。他们不想冒任何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