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17岁出去打工，跟同村的长辈去了内蒙，后来扎根落地结婚生子

二叔17岁出去打工，跟同村的长辈去了内蒙，后来扎根落地结婚生子

我妈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在厨房煮泡面。电话那头背景音嘈杂得像一锅粥，有人在笑，有人在喊，还有碗筷碰撞的叮当声。

“你二叔家的小子考上大学了，内大，你二叔高兴得不得了，非要请全村人吃饭。你啥时候回来一趟？”

我愣了一下，把泡面的火关小了些。二叔家的弟弟考大学了？在我印象里，那小子还满地爬呢。时间这东西，真是经不起算。

“二叔还在内蒙？”

“在啊，一辈子就在那儿了。你回来看看，他现在过得可好了，自己弄了个装修公司，手底下二十多号人。”我妈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复杂的感慨，“你说他当年走的时候，谁能想到呢？”

是啊，谁能想到呢。

那个十七岁就背着蛇皮袋跟着村里长辈闯内蒙的瘦弱少年，如今已经在塞外扎根三十多年，生了儿子，买了房子，有了自己的事业。而我妈口中的“请全村人吃饭”，是在我们河南老家办的——二叔这些年，每次儿子有大事，都要回村里请客，哪怕来回折腾两千多公里。

我想起二叔的样子，其实已经很模糊了。上一次见他还是五年前爷爷去世的时候，他从内蒙连夜开车回来，一千五百公里的路，他一个人开了十六个小时。下车的时候腿都是僵的，走路一瘸一拐，但他撑着腰站在灵堂前，一声没哭，一滴眼泪没掉。

等到丧事办完，所有人都散了，他一个人蹲在爷爷坟前，从下午蹲到天黑。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二叔的背影那么佝偻，像一棵被风吹弯了腰的树。

我决定回去一趟，不为别的，就为看看二叔。

火车一路向西，过了郑州，过了洛阳，过了三门峡，窗外的山从绿变黄，从黄变灰。我靠在窗边，迷迷糊糊想起了二叔那些年的故事。

二叔叫陈建设，是我爷爷最小的儿子，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在我们那个豫东平原上的村子里，“建设”这个名字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也带着我爷爷对他全部的期许——建设家园，建设未来，建设一个比祖辈更好的生活。

可建设最终没有在家乡建设什么，他的建设，全都给了内蒙那片苍茫的大地。

二叔十七岁那年，初中刚毕业。成绩不算差，但家里实在供不起了。我大伯在郑州打工，大姑嫁到了隔壁县，三叔还在部队当兵。一家子的负担全压在我爷爷一个人身上，地里的庄稼一年到头换不了几个钱。二叔自己把书包往床底下一塞，跟我爷爷说：“爹，我不上了，我要出去挣钱。”

我爷爷蹲在灶台前面抽旱烟，抽了整整一袋，烟灰落了一地。末了说了一句：“你想好了？”

“想好了。”

“去哪儿？”

二叔说不知道。他只是想走，想离开这个一眼能望到头的地方。

机缘巧合就来了。同村有个长辈叫陈德厚，按辈分我应该叫三爷爷。陈德厚早些年去内蒙当过兵，退伍后就在那边扎下了根，在一家煤矿上做个小头头。那年他回村探亲，在饭桌上跟人说起内蒙那边缺人，矿上、工地、修路的，到处都要人，只要肯下力气，一个月挣的钱顶在家里种一年地。

二叔听到这话的时候正蹲在院子里喂鸡。他扔下鸡食盆子就跑进了堂屋，站在陈德厚面前，直愣愣地说：“三爷爷，你带我走吧。”

陈德厚打量着这个瘦得跟麻秆似的少年，皱了下眉头：“你多大？”

“十七。”

“十七太小了，矿上不敢要。你要实在想去，给我去呼市那边的工地上搬砖，你行不行？”

“行。”

陈德厚又问：“你爹知道吗？”

“知道了，我刚跟我爹说了。”

陈德厚看了看我爷爷，我爷爷蹲在门口，又点了一袋旱烟，没吭声。沉默了很久，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那年秋天，二叔跟着陈德厚，还有村里另外两个年轻人，挤上了一列开往包头的绿皮火车。蛇皮袋里装着一床被子、两身换洗衣服、我妈给他烙的二十张油饼，还有我奶奶死之前给他做的一双布鞋。我奶奶那时候已经去世三年了，那双鞋是她生前做的最后一双，一直压在箱底，我爷爷没舍得穿，给了二叔。

从我们村到内蒙，先坐三个小时的拖拉机到县城，再坐大巴到郑州，从郑州转火车。那时候还没有直达的动车，一趟火车要晃将近三十个小时。二叔第一次坐火车，晕车晕得天旋地转，趴在座位底下吐了一路。同去的二狗笑话他说：“你这样子还去内蒙搬砖？搬你自己都搬不动。”

二叔没吭声，擦擦嘴，又把脸埋进蛇皮袋里。

到了包头，陈德厚带他们去了一家建筑工地。那是一个正在盖的小区，到处是钢筋水泥和脚手架的丛林。九月底的内蒙已经开始冷了，风从草原上刮过来，像刀子一样割脸。二叔穿着一件单薄的秋衣，在风里瑟瑟发抖。

工头是个内蒙本地人，姓巴，嗓门大得像打雷。他打量了一眼二叔，跟陈德厚说：“老陈，你从哪儿弄来这么个豆芽菜？这能干活？”

二叔听不太懂内蒙口音的普通话，但他看懂了工头的表情。他放下蛇皮袋，走到一堆红砖前面，弯腰一口气搬了十五块。十五块红砖将近一百斤，他搬起来的时候腰都在抖，青筋暴起，但他硬是走了三十米，把砖码得整整齐齐。

放下砖的时候，他的手指缝里全是血——砖的棱角把他的手掌磨破了。他转过身看着工头，喘着粗气，一句话也没说。

工头愣了几秒，忽然笑了，拍了拍二叔的肩膀，说了句蒙古语，然后翻译成汉语：“行，留下吧，一天八块钱，管吃管住。”

二叔就在那个工地上扎下了根。

第一年的日子，用二叔后来的话说，“比老家的驴还累”。每天早上五点半起来，六点上工，一直干到天黑。搬砖、和泥、扛水泥、绑钢筋，什么活最苦最累，什么活就是他干。他年龄最小，又没手艺，只能当小工。大工们在架子上砌墙，他就在下面往上扔砖，一块砖一块砖地扔，扔到胳膊肿得像萝卜。

内蒙的秋天很短，冬天来得特别早。十月份就开始下雪，十一月份气温能降到零下二十多度。工地上停工了，二叔跟着陈德厚去了一个牧民的牧场帮忙干杂活，给牛羊喂草料、清理圈舍、修补围栏。那户牧民姓巴特尔，家里有个女儿叫萨仁，比我二叔小一岁，能骑马能放羊，笑起来的声音像风吹过铜铃铛。

二叔后来跟我说起萨仁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很亮的光，那是十七岁的少年面对心动的女孩时才会有的光。但他那时候太穷了，穷到连一句喜欢都说不出口。他在巴特尔家干了一个冬天的活，挣了一百多块钱，临走的时候萨仁给他塞了一双自己缝的羊毛手套。二叔接过去，攥在手里，攥得紧紧的，喉结滚了好几下，最终只说了一句“谢谢”。

开春之后，二叔又回到了工地。这一次他学聪明了，主动跟工地上一个姓刘的四川师傅学抹灰。刘师傅是个急性子，动不动就骂人，但手艺是真好，一面墙抹出来像镜子一样平。二叔白天跟在屁股后面看，晚上别人都睡了，他拿一块木板在宿舍里练，练得满手都是石灰，烧得皮都脱了一层。

一个月后，刘师傅当着全工地的面说：“这个河南娃，行。”

二叔从一个小工变成了大工，工资从一天八块涨到了十五块。他舍不得花，每个月发了钱就寄回老家，二百、三百地寄。我爷爷接到汇款单的时候，手都在抖。

十九岁那年，二叔跟着工程队转战到了呼和浩特。那几年内蒙的城市建设热火朝天，到处都在盖楼修路，活多得干不完。二叔因为肯吃苦、手艺好，渐渐在呼市的建筑圈里有了点小名气。一个包工头看中了他，让他带一个小班组，十来个人，专门负责外墙保温。

那是二叔第一次当“领导”。虽然手下只有十来个人，但他干得很认真。他把自己从刘师傅那里学来的手艺一点一点教给手下的工人，谁干得好就当场发奖金，谁偷奸耍滑就直接让走人。他的班组干的活又快又好，甲方点名让他们做。

二十岁那年冬天，工地停工了，二叔没有像往年一样回老家过年，而是留在了呼市。他租了一间小平房，在城边的那个村子里，一个月租金五十块钱。屋里没有暖气，只有一个铁皮炉子，烧煤取暖。他把炉子烧得通红，一个人坐在炉子边，就着一碟咸菜吃了一碗挂面。

那天是大年三十。

窗外的鞭炮声噼里啪啦响了一整夜，二叔趴在窗户上看了一会儿，忽然想起来，自己离家已经整整三年了。

三年里他没有回过一次家。不是不想回，是舍不得路费。从呼市到郑州的火车票要八十多块钱，再加从郑州回县城的汽车票，来回一趟两百多块，够他在工地上一个星期的生活费了。他把这些钱省下来，全部寄回了家。

二叔后来跟我说，那个大年三十的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回了老家，推开院门，看到我爷爷正蹲在院子里剥玉米。院子里那棵枣树还在，树上的枣子红彤彤的。他喊了一声“爹”，我爷爷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浑浊的眼睛里慢慢淌出两行泪来。

二叔从梦里哭醒的时候，枕巾湿了一大片。

年后，二叔决定回一趟家。他跟包工头请了半个月的假，买了一张硬座票，在火车上晃了将近三十个小时，又转了两趟汽车，终于在天黑之前走进了那条他再熟悉不过的土路。

村口的老槐树还在，只是更粗了。塘里的水干了，塘边长满了野草。他远远看到自家的院墙矮了不少，墙头上的瓦掉了好几块。

他推开院门的时候，我爷爷正坐在堂屋门口晒太阳。老人眯着眼睛看了半天，忽然浑身一震，猛地站起来，踉跄了两步，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二叔“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爹，我回来了。”

我爷爷走过去，抬手就是一巴掌，打在二叔脸上，不重，但很响。打完这巴掌，老人一把抱住二叔，嚎啕大哭。

那一幕，村里好多人都看到了。后来我妈跟我说起的时候，眼眶还是红的：“你爷爷那几年想你二叔想得睡不着觉，头发全白了。你说你二叔也是狠心，三年不回来，你爷爷以为他在外面出了什么事。”

二叔那次在家待了十几天，把院子修了，瓦换了，还给我爷爷买了一件新棉袄。走的那天早上，天还没亮，我爷爷站在门口送他，二叔走出去老远了回头看，我爷爷还站在原地，像一尊雕塑。

后来二叔跟我说，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没有多回来看看爷爷。“我总想着挣够了钱就回来，可我那爹，他没等我。”

二十一岁那年，二叔的人生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

他在呼市的一个工地上认识了一个当地女孩，叫王桂兰。王桂兰是乌兰察布人，家里也是种地的，她一个人在呼市打工，在一家小饭馆当服务员。工地的工人经常去那家饭馆吃饭，一来二去就认识了。

王桂兰比二叔小一岁，圆脸，大眼睛，干活麻利，嗓门也大，笑起来整个饭馆都能听到。二叔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正端着一大盆面条从厨房出来，步子走得虎虎生风，盆里的热汤一滴都没洒。二叔看呆了，筷子夹着的一块肉掉在了桌上都不知道。

同村的二狗捅了捅他的胳膊：“看啥呢？魂丢了？”

二叔回过神来，耳朵根子红了一片。

王桂兰后来跟我说，她第一次见二叔的时候，觉得这人“闷得很”，别人都在说说笑笑，就他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大口大口地吃面，吃得满头大汗也不说话。她给二叔加了一次面，二叔说了声谢谢，声音很小，像是怕吓着谁似的。

真正让王桂兰对二叔改观的，是后来的一件事。

那年夏天，呼市下了一场罕见的暴雨。王桂兰下班回住处的路上，被积水困在了一个路口，水没过了膝盖，她不敢走了。正好二叔从工地回来路过，看到她站在雨里，二话没说，走过去弯下腰，说：“上来，我背你过去。”

王桂兰愣了一下，趴到了二叔背上。二叔背着她趟过积水，走了将近二百米，把她送到了干燥的路上。放下她的时候，二叔浑身都湿透了，后背上却干了一块，那是王桂兰紧贴着他后背的地方留下的。

从那天起，王桂兰觉得这个河南小伙子，“闷是闷了点，但人靠谱”。

两个人就这么处上了。没有花前月下，没有甜言蜜语，二叔发了工资会去王桂兰的饭馆吃饭，点一份土豆炖牛肉，把肉都夹到王桂兰碗里。王桂兰嘴上说“你自己吃”，心里却甜得像灌了蜜。

处了大半年，二叔去了王桂兰家提亲。王桂兰的爹是个沉默寡言的蒙古族汉子，在草原上养了几十只羊。他把二叔上上下下打量了好几遍，问了一句：“你是河南人？”

“是。”

“在内蒙干啥？”

“搞建筑的，做外墙保温。”

“挣多少？”

二叔犹豫了一下，如实说了：“一年大概四五千。”

王桂兰的爹沉默了。那时候内蒙当地的小伙子，条件稍微好点的，一年也能挣个五六千。二叔一个外地人，没房没地没根基，在草原上什么都没有。

王桂兰急了，在她爹面前又哭又闹，说除了这个人她谁都不嫁。

二叔从王桂兰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蹲在路边抽了一根烟——那是他少数几次抽烟之一。草原上的风很大，吹得烟头明明灭灭。

他做了一个决定。

回到呼市之后，二叔辞掉了工地上的活，拿着这些年攒下的六千多块钱，自己单干了。他买了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又买了些工具，开始在呼市的大街小巷找活干——谁家房子漏水了，谁家墙皮脱落了，谁家需要贴个瓷砖，他都接。活不大，但胜在人勤快，手艺好，价钱公道，慢慢的，找他的人越来越多。

那一年他瘦了二十斤，每天早上五点出门，晚上十点多才能回来。冬天的时候手上全是冻疮，肿得像萝卜，连握铲子都握不住。王桂兰心疼得不行，每天晚上给他烧热水泡手，一边泡一边掉眼泪。

二叔笑着说：“这点苦算啥？我十七岁在内蒙的工地上搬砖，零下二十多度，手上的血都冻成冰碴子了，我不是也过来了？”

王桂兰哭得更厉害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后，二叔的活越来越多，一个人忙不过来了，他开始请人帮忙。先是请了一个四川的老乡，后来请了两个，再后来请了五个。他的三轮车换成了小货车，租的平房换成了两居室的楼房。

二十三岁那年春天，二叔又一次去了王桂兰家。这一次他不是空着手去的，他给王桂兰的爹带了一箱好酒，给王桂兰的娘带了一件羊绒衫，还给王桂兰带了一枚金戒指——那枚戒指花了他八百多块钱，是他一个多月的工钱。

王桂兰的爹这次没有沉默。他端起酒杯，跟二叔碰了一下，用生硬的普通话说了一句：“好好过。”

二叔和王桂兰的婚礼是在呼市的一个小饭馆里办的，没有请太多人，就是工地上几个要好的兄弟和王桂兰饭馆的几个姐妹。二叔那天喝了很多酒，喝到最后抱着王桂兰哭了，反反复复就说一句话：“桂兰，谢谢你嫁给我。”

王桂兰也哭了，她擦着眼泪说：“谢啥？你对我好，我就跟你好一辈子。”

婚后的日子平淡而充实。王桂兰辞了饭馆的工作，专心帮二叔打理生意——接电话、记账、跟客户沟通。二叔带着工人在工地干活，王桂兰就在后面撑着整个后勤。两个人配合得越来越默契，生意也越做越大。

二十五岁那年，二叔的儿子出生了。孩子白白胖胖的，嗓门大得像他姥爷，一哭起来整栋楼都能听见。二叔抱着儿子的时候，手都在抖，那么大的力气，抱一个七斤多的娃娃，却轻得像抱着一件瓷器。

他给孩子取名叫陈念祖。念祖，念的是根，念的是老家，念的是那个他一直想回却已经回不去的故乡。

有了孩子之后，二叔更拼了。他白天在工地，晚上回来还要研究图纸、学习新的装修工艺。他知道自己学历低，在这个行业里要想站稳脚跟，就得比别人更懂、更精。他把市面上能买到的装修类的书都买了一遍，一本一本地啃，不懂的就问人，问不到的就自己琢磨。

王桂兰有时候半夜醒来，看到二叔还在台灯底下看书，心里又疼又暖。她偷偷给我妈打电话说：“嫂子，建设这人，我算是嫁对了。”

后来我妈跟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特别复杂：“你二叔是个有韧劲的人，你看他从十七岁出去，到今年都三十多年了，什么苦没吃过？什么罪没受过？他现在过得好，那都是他用命拼出来的。”

是啊，用命拼出来的。

我这次回村参加二叔儿子的升学宴，火车到郑州的时候已经晚上九点多了。二叔派了人开车来接我，一路上那司机跟我说了很多二叔的事。

司机姓赵，是二叔公司的老员工了，跟着二叔干了十几年。他说二叔这个人，平时话不多，但对工人是真的好。工地上谁家里有困难，二叔二话不说先掏钱垫上，从来不打磕绊。有一年冬天，一个工人的孩子生病住院，二叔开着车连夜把孩子送到北京，跑前跑后找医生、垫医药费，等孩子脱离危险了他才想起来自己连口饭都没吃。

“陈总这个人，嘴上不说，心里有。”老赵说，“我们底下这些人都愿意跟着他干。”

车到村口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村里的路窄，车开不进去，我一个人下了车，沿着那条土路往里走。月光很亮，照得地上的影子清清楚楚。我远远看到二叔家的院门敞开着，里面灯火通明，传来热闹的说笑声。

我走进去的时候，二叔正站在院子当中，一手拿着酒杯，一手揽着我大伯的肩膀，脸红得像关公，不知道喝了多少。看到我进来，他愣了一下，然后大步走过来，一把把我抱住。

“回来啦？”他的声音有点抖，搂着我的胳膊紧得像铁箍。

“回来了，二叔。”

他拍了拍我的后背，松开我，上下打量了一番，忽然笑了。他的笑里有皱纹，有沧桑，有三十多年塞外风霜刻在脸上的沟壑，但那双眼睛还是亮的，亮得像我小时候他带我赶集时那样。

“你二叔不孬吧？”他说了一句地道的河南话，带着浓浓的鼻音，“当年你爷爷说我出去会饿死，你看我，饿死了没？我还供出了个大学生！”

院子里的人都笑了。月光照在二叔花白的头发上，他的眼睛里有泪光在闪。

那一瞬间，我忽然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一个画面。那时候我还很小，二叔从内蒙回来，给我带了一个奶疙瘩。那东西硬得像石头，酸得要命，我咬了一口就吐了出来。二叔捡起来，自己吃了，边吃边笑：“你这娃，没口福，这可是草原上的好东西。”

草原上的好东西是什么味道，我已经记不清了。但二叔蹲在院子里捡起那块奶疙瘩吃掉的背影，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那是一个十七岁少年用三十年光阴写下的回答——他不光建设了内蒙的一个家，他还建设了自己的人生，用最笨的办法，用最狠的力气，用一辈子都不肯低头的倔强。

升学宴那天的酒，二叔喝得大醉。他趴在桌上，嘴里反复念叨着一句话：“爹，你看到了没？你孙子考上大学了，你看到了没……”

我扶他回屋睡觉的时候，他忽然抓住我的手，迷迷糊糊地说了一句让我至今想起来都鼻子发酸的话：“小北，你二叔这辈子，值了。”

是啊，值了。

从豫东平原到塞外草原，从十七岁的瘦弱少年到五十岁的装修公司老板，从一无所有到妻儿圆满。两千公里的路，走了三十多年，每一步都是脚印，每一脚都是血汗。

二叔后来的故事我就不再多说了。他儿子在内大读了四年书，毕业后回了呼市，子承父业帮他打理公司。二叔现在半退休了，每天早晨去公园打太极，下午在家喝茶看电视，晚上跟王桂兰遛弯。逢年过节，他还会回村里住几天，跟我爷爷的坟说说话。

村里人说，陈建设这辈子运气好。

我从来不这么觉得。

他的好运气，全是自己拼出来的。十七岁那年，他把命押在了内蒙那片大地上，然后用三十多年的时间，赢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