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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一场见不得光的权力黑市交易，却在运作失败后，摇身一变成了堂而皇之的“诈骗案”。

撰文 | 杨雄

出品 | 有戏Review

2026年的春天，山东龙口的一宗“诈骗案”硬生生把严肃的刑事诉讼，演成了一出集官场现形、权力寻租与手工DIY于一体的黑色幽默剧。

这起案件的脉络简单得令人发指，却又离奇得让人咋舌：大型国企青岛双星集团副总裁蓝某，为了当上董事长，斥巨资通过中间人王俊“买官”。钱花了，茅台送了，官没买成。

本是一场见不得光的权力黑市交易，却在运作失败后，摇身一变成了堂而皇之的“诈骗案”。

中间人王俊不仅跑去报案，甚至还跟龙口警方领导推杯换盏。更荒诞的是，王俊直接把警方的“笔录模板”发给所谓的被害人蓝某，让他“自己填好、按手印寄回”。

在这场由买官者、中间人、地方公安和一审法官共同参演的草台班子里，嫌疑人姜克枝被迫学会了“分身术”，辩护律师遭遇了“盲判”，而国家公器，似乎成了某位国企高管讨要“买官赞助费”的私人武装催收队。

这起案件不仅暴露出，地方司法实践中的种种沉疴，更像是一面哈哈镜，照出了某些人将法律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狂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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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报道详见网易号“法治边角料”）

1、 “被害人”的野望：买不到升职，就买别人降职

我们要认识的第一位主角，是本案的“被害人”——青岛双星集团副总裁蓝某。

在常规的司法叙事中，被害人往往是无辜、弱小、被欺瞒的代名词。但我们的蓝总不同，他是一位带着大把现金和整箱茅台，在上海酒店地下车库里挥金如土的“高端玩家”。

2024年，蓝总的职业规划遭遇了瓶颈，他没有选择去进修管理学，也没有选择踏踏实实提升企业利润，而是选择了一条极具本土特色的晋升之路：找关系。

从北京到上海，蓝总的“寻租版图”不可谓不广阔。175万的“北京活动费”，外加50万现金和茅台海参的“上海敲门砖”，蓝总在权力的盲盒机前疯狂投币，只为抽出那个名为“董事长”的隐藏款。

最绝妙的细节在于被告人姜克枝的供述：当买官陷入僵局，姜克枝明确表示办不了、想要退还那50万时，蓝总却大手一挥表示“不着急”，并且提出了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诉求——如果我升不上去，能不能想办法把我前面那个女副总拉下来？

这一刻，蓝总完成了从“买官者”到“职场刺客”的华丽转身。自己淋过雨，不仅要撕烂别人的伞，还要花钱雇人下冰雹。

一个大型国企的高管，将组织人事升迁视同儿戏，将上百万资金如流水般送出，这笔钱到底是从哪来的？这是一个正常的“诈骗案被害人”该有的诉求吗？这分明就是一个未能得逞的行贿者在恼羞成怒。

当买官失败，蓝总没有去纪委交代问题，而是通过中间人启动了刑事报警程序。在法理常识中，用于买官的钱财属于从事非法活动的“不法给付”，不仅不受法律保护，甚至应当作为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但在龙口，这笔见不得光的黑钱，竟然被堂而皇之地包装成了“被诈骗的合法财产”，还要动用国家司法资源去帮他“追讨”。这分明就是把公安局当成了权钱交易失败后的“售后维权部门”。

2、 警务DIY与“云端笔录”：权力外包的极致体验

如果说蓝总展现了权势者的傲慢，那么中间人王俊和龙口警方，则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警务服务的私人定制”。

在正常的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做笔录是一项极为严谨的法定程序，需要双名侦查人员在场、全程录音录像、核实身份，甚至要进行心理博弈。但在本案中，龙口警方打破了传统的办案枷锁，创造性地引入了“互联网+DIY”思维。

根据庭审中公开展示的聊天记录，中间人王俊居然能从侦查机关拿到电子版的“笔录材料”，然后通过微信原封不动地发给远在青岛的蓝总，附带的指令轻描淡写：“你自己整理填写一下，打印出来按个手印寄回龙口。”

这算得上是刑诉法历史上的奇观了。

笔录，这份关乎一个人是否要面临十年牢狱之灾的核心证据，竟然像点外卖一样便捷，由所谓的被害人在自己宽敞舒适的办公室里，喝着茶、吹着空调，自己用文档填好。没有办案人员的交叉询问，没有严肃的审讯环境，只有一份由当事人自己主笔的“命题作文”。

王俊为什么能享有如此惊人的“司法特权”？他为什么能提前参与证言的制作？

另一张聊天截图给出了直白的答案：王俊在微信里毫不掩饰地炫耀，自己正与龙口市公安局相关领导宴请往来，并与办案警官曲大鹏存在频繁接触。

几顿饭，几杯酒，国家公权力的威严就被端上了餐桌，变成了推杯换盏间的下酒菜。警察的法定调查权被“外包”给了案件的中间人，中间人又把举证权“众包”给了所谓的被害人。

在这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下，龙口警方不仅省下了去青岛出差的差旅费，还完美地配合了王俊的“债务追索”大计。

这是对刑事诉讼法的公然践踏。当“做笔录”变成“填表格”，当公权力沦为饭局上的社交筹码，我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在严肃办案，还是在按照资本与权力写好的剧本走过场？

3、 跨省的“元神出窍”：靠谎言拼凑的管辖权

在这场司法大戏中，最让法律人拍案叫绝的，是关于“管辖权”的魔幻操作。

刑事案件的管辖，通常严格遵循犯罪地原则。蓝总在青岛，姜克枝在上海，50万现金的交付，也在上海的酒店地下车库。

从头到尾，这件事跟山东龙口八竿子打不着。但如果龙口警方不能取得管辖权，王俊那几顿饭不就白请了？“云端笔录”的特权不就无法施展了？

为了把案件死死留在龙口，王俊和另一位关键证人刘焘，在口供中生生为被告人姜克枝安排了一次“龙口茶馆会面”。

他们信誓旦旦地向警方作证：2024年11月初，姜克枝曾亲临龙口刘焘的茶馆，当面大肆吹嘘自己岳父的人脉关系，并在此地承诺能办升职。

只要这句谎话成立，龙口就成了“犯罪预备地”或“虚构事实发生地”，龙口警方办案就变得名正言顺。

然而，大数据时代的残酷之处在于，人可以说谎，但消费记录不会。辩护律师当庭甩出了姜克枝的微信消费记录：

从2024年11月1日到11月9日，姜克枝每天都有在上海本地的消费记录，一步都没有离开过黄浦江畔。

这意味着姜克枝简直是学会了《西游记》里的“分身术”，或者是练就了《聊斋》里的“元神出窍”。他的肉身在上海的餐厅里刷卡买单，他的“元神”却飞越了几百公里，出现在山东龙口的茶馆里跟王俊等人谈笑风生。

两名关键证人，为了配合管辖权的需要，公然在笔录中捏造事实、串通作伪证。这套破绽百出的“龙口虚构关系—上海交付现金”的叙事链条，不仅成为了公安立案的基石，甚至成了法院定罪的依据。

当一个案件的管辖权，需要靠“伪证”来强行拼凑时，这起案件的底色就已经从“打击犯罪”，变成了赤裸裸的“长臂围猎”。

4、 一审法官的“孤勇”：被抛弃的证据与闭眼的盲判

剧本写到了最后，总得有人来盖章定论。龙口市法院的一审法官赵瑜，接过了这块烫手山芋。

案件到了庭审阶段，面对姜克枝关于“被连续变相体罚9小时”的控诉，以及取证程序的千疮百孔，连代表国家指控犯罪的公诉人都看不下去了，做出了一个极具求生欲的决定：当庭明确表示，不再出示姜克枝在侦查阶段形成的供述笔录。

公诉人主动撤回证据，意味着这份口供根本没有进入法庭正式的调查程序，没有经过举证、辨认和质证。在现代法治的基本常识里，“未经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根据”是不可逾越的铁律。

这就像足球比赛中，前锋自己都觉得越位主动放弃了射门，结果裁判跑过去一脚把球踢进球门，吹哨宣布进球有效。

赵瑜法官，就当了这么一位令人咋舌的裁判。

在公诉人弃用、辩护人客观上无法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情况下，赵法官依然在判决书里，将这份未经质证的笔录直接采信，作为判处姜克枝十年有期徒刑的铁证。

同时，面对辩护人指控王俊、刘焘涉嫌作伪证的客观物证（微信消费记录），合议庭不仅没有依法将线索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反而照单全收，继续将两人的虚假证言作为有罪判决的重要依据。

不审查“买官”背后的非法利益性质，不理会证人明显串供的客观物证，无视公诉人的退缩，直接跨越《刑事诉讼法》的红线进行“盲判”。

这是一种怎样的“孤勇”？一审法院用一份十年有期的判决，完美地替当事人完成了这场“以刑事手段讨债”的闭环。

5、谁在为荒诞买单？

龙口的这起“买官诈骗案”，像极了一部荒诞派的话剧，无情地撕开了某些地方司法生态扭曲与崩坏的遮羞布。

一个为了买官不择手段、甚至意图花钱阻击同事晋升的国企副总，被保护成了需要公权力挽回损失的“可怜人”。

一个热衷于组局请客的中间人，成了能够隔空发放“笔录模板”的影子探长。

一个本无管辖权的公安机关，靠着证人的“元神出窍”强行入局，把法律程序当成了走过场。

一个本该居中裁判的法官，用未经质证的口供和涉嫌伪造的证言，锤下了一记震碎程序正义的法槌。

当刑法沦为权贵者追讨非法支出的私人催收工具，当警权成为私人饭局上的随叫随到，被诈骗的真的只是那区区几十万吗？

实际上，真正被诈骗的，是公众对法治的信仰，是对司法底线的最后一点敬畏。这场充斥着魔幻与荒诞的大戏还没有落幕，二审的卷宗已经送到了烟台中院。

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这出沾染着权力与交易的“定制剧”，到底还要让法律蒙羞多久，又到底有谁，敢来踩一脚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