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太平年的热播，让我们又接触到一段常年不被人问津的五代史。虽然这一时期皇帝和朝廷官员变更特别快，比打工人换工作还要频繁。
但得益于演员出色的演技，硬是让我们记住了里面的鲜活角色。像官场不倒翁冯道，一代明主的郭荣，还有英姿飒爽的俞大娘子等。
不过，相较于剧中直白给我们讲述的故事，剧中一些未明言的细节更值得我们挖掘。因为这些细节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那个时代，也能让我们发现一些颠覆三观的历史真相。
比如五代中有最容易忽视的三个真相，任何电视剧都从未提及，都和皇帝有关！
郭荣和瓷器
记得《太平年》中有个片段，余大娘子准备扔一个瓷器，结果一旁的人赶紧制止她，说这是上林湖秘色窑烧制的青瓷，在市面上能换1000亩地。
这个桥段引起大家的热议，纷纷称赞老祖宗的审美真绝，这才是真正的五代时期的顶奢单品，以至于网上还兴起了一股“秘色窑”的热度。
但其实，五代时期可不仅仅只有秘色窑这一个奢侈品，还有一个叫柴窑的顶级存在
而且有意思的是，这个柴窑居然还是大名鼎鼎的五代明主柴荣（郭荣）给鼓捣出来的。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关于柴窑的起源，还得从柴荣的早年经历说起。
据史料记载，柴荣幼年家道中落，只能寄身于姑父郭威家。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柴荣早熟，未及束发之年，便随商队奔走，以贩茶运瓷为生，这段经历让他对瓷器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
后来郭威称帝，柴荣也因缘际会成为了后周的第2代君王。彼时柴荣一上位就立下大志，要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
但残酷的现实却令他受挫，铜贵如金，兵甲铸钱皆缺其料，虽然柴荣下令把铜像融了炼铜，但依旧弥补不了军费开支。
为此柴荣每天急的都睡不着觉，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汝州窑主李氏呈上来的青瓷碗，于是灵机一动，询问是否可以用瓷胎来代铜，以解决铜料短缺的问题。
李氏哪里敢反对，立即给出建议进行尝试，结果不用说，这番尝试最终失败了。
不过此举却意外的发现了另一个副产品，当时窑工将铜屑掺入釉料，试图烧出类铜之色，结果创造出了雨过天青般的釉色，而这种瓷器就是后来被誉为千金难求的柴窑瓷器。
对于这一发现，柴荣自然是欣喜万分，虽然解决不了铜的短缺，但要是搞出一种奢侈品瓷器，以瓷器兴国，必然能大大的充实国库，减轻财政压力。
说干就干，柴荣下令在郑州新密牛店镇月台村建立御窑，还派出了督窑官整合全国制瓷资源。
根据后来学者认为这是中国陶瓷史上首次由国家力量整合的产业升级，柴荣可谓是开启了古代版的瓷业革命。
自此以后，柴窑不仅作为礼器被送入宫中供皇室祭祀专用，在市面上被炒出天价，为后周朝廷创造了巨额收入，成为当时手工业经济中耀眼的增长点。
而且还以厚实耐用被充当碗壶作为日用品装备军队，在后周军队后勤保障中发挥了不小作用。
只是随着后周政权被赵宋取代，柴窑技艺失传，自此以后，柴窑成为了更为珍贵的稀世珍品，为后代王侯将相所追捧。
例如明代严嵩父子曾举全国之力搜索柴窑，但仅得十数件，乾隆也曾对着柴窑碎片题诗“冶自柴周遂号柴，冠乎窑器独称佳”，字里行间对该珍品未能传世大为惋惜。
所以五代的历史不仅仅有王侯将相的更迭，其实也有生产力和艺术品味的进步，哪怕是柴荣这样的武夫皇帝，也在那个乱世不经意之间推动了艺术品的发展。
耶律德光和刘知远
除了让大家了解了顶流的艺术品以外，太平年还给观众贡献了一个名场面，那就是耶律德光骂刘知远。
在剧中，耶律德光得知刘知远称帝，他当场就犯了酸，说了一段话。
刘知远称帝也就罢了，偏偏定国号为汉。过去汉的统治者，如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昭烈帝刘备，都是响当当的正统汉人。
刘知远不过是个沙陀人，连他的刘姓都不知道是哪偷来的，居然敢妄称汉室宗亲。恐怕是后匈奴刘渊的血脉比他还要正统一些。我契丹人是胡人，难道那沙坨朱邪氏不是胡人吗？说完耶律德光都不由得岔了气，咳嗽起来。
这一幕可实在是太具有戏剧性了，不少网友纷纷笑出声，觉得耶律德光太可怜了，有种在家里争宠没争过的小女儿的感觉
不过话又说回来，耶律德光此言的确引起了大家的思考，为什么沙陀人刘知远可以建立中原政权，而耶律德光却不行呢？
我们首先得明确一点，站在现代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沙陀人还是契丹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即使是站在当时唐朝的角度来看，这两个部族和汉族也都是兄弟的关系。
像沙陀人，早在公元653年就得到了唐朝的册封，其酋长沙陀金山被授予金满州都督一职。
后来公元808年，沙陀部落遭到吐蕃逼迫，干脆就跟着朱邪执宣率领3万部众投降了唐朝，被唐朝安置在盐州，自此开始逐步汉化。
等到唐懿宗时期，朱邪执宣的儿子赤心对唐朝的效忠终于换来了唐朝的认可，不仅被授予大同军节度使，还被赐姓李国昌。
当然，契丹人和唐朝的关系也同样不浅。早在武德时期，契丹的酋长就遣使到长安给唐高祖上供。后来唐太宗登场，唐朝力压各方，契丹方面直接弃突厥归附了唐朝。
当然唐朝方面也没有亏待契丹，唐朝皇帝不仅赐给契丹首领旗鼓，以作为契丹可汗权位的象征。同时还以契丹人为松漠都督府，任命契丹首领为松漠都督，给其赐姓李氏。
到唐玄宗时期，唐玄宗也曾册封契丹首领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并将永乐公主嫁给了他。
从这些内容来看，沙陀人和契丹人都和中原政权关系匪浅，沙陀人完成了汉化，契丹人也在大量汉化，甚至还娶了唐朝的公主。要说入主中原的机会，二者还真和匈奴的刘渊有的一拼。
但是，历史细节就怕深究。虽然沙陀人和契丹人一样都是胡人，可沙陀人对大唐的态度可就比契丹好多了。
正如史料记载，沙陀人在归顺唐朝以后，在唐朝对抗吐蕃、党项和回鹘的过程中都出了力，后来李国昌的儿子李克用也是为唐朝镇压叛乱尽了相当一部分力。
虽然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独立建了国，但他也为唐朝复仇消灭了篡唐的后梁政权，之后沙陀人建立三国，后唐、后晋和后汉，其中后汉的开国皇帝就是刘知远。
而这三个政权都为中原政权，让沙陀人基本上和汉人没了区别。
反观契丹，契丹虽然和唐朝关系密切，但在唐朝崩坏之际，契丹一直远离中原核心。
虽然，耶律阿保机建立了大契丹国，他的儿子耶律德光统一契丹，还赶上了后晋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以及后晋接班人石重贵乱来，耶律德光趁机消灭后晋在中原改国号为大辽，妄图统治中原。
但辽国终究没有建立起在民间的基础，而且辽国的汉化程度远不如沙陀，最终只能无奈退出。
所以，耶律德光骂刘知远，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但还是显得强词夺理了。正如网友所戏称，耶律德光要是把契丹发型换成汉人的衣冠，说不定胜算还要大一点。
不过话又说回来，契丹人虽然比沙陀人入主中原的正统性差了不少，但耶律德光此人相较于刘知远，其实还是要强不少的。
在历史上耶律德光能够顶着母亲述律平太后的制约，坚定的主张入主中原，抓住了石敬瑭给的机会，拿了幽云十六州。
而且其还大量引进汉法改革吏制，全面推行因俗而治的方针，确立了辽朝南北兼制的政治体制。能力和魄力绝对在五代十国同时期的帝王中排的上前列。
反观刘知远，此人虽然趁乱夺得天下。但史书评价他有两大错。
一曰失仁，刘知远为人残酷，缺乏仁慈之心，作为国君总喜欢任用一些酷吏。
二曰失信，史书记载，在契丹撤退后，刘知远曾表态，不会处罚由契丹人任命的官员。当时后唐明宗的儿子李从益被任命为知南朝军国事，他以为刘知远宽宏大度，就冒险站出来对刘知远称臣，结果被刘知远派人秘密杀害。
另外还有一支1500人的部队，曾力屈投降于契丹，后来归顺了后汉，刘知远曾明确表示既往不咎，但扭头就将这些人尽数诛杀。
五代的历史就是不讲道理，能力强的人会输给天时，实力弱的人会得益于运气。天下终究为刘知远所得，反倒是一代雄主耶律德光不仅在撤退的途中去世，其尸体还被做成了腊肉，真可谓是历史的无常。
五代十国的养子现象
除了以上2点以外，太平年中还有一个细节也令人惊讶，那就是五代时期的养子现象。
按照现代人的观点，亲生儿子和养子有着很大的差别，双方不仅有血缘的区别，而且还有继承权的区别，是不可混为一谈的。
但太平年中的养子似乎和亲子没什么区别，柴荣这个养子可以继承郭威的皇位，李克用手下的13太保个个得到重用，为李克用尽忠职守。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养子有的时候比亲儿子还靠谱。
但如果我们真的去查阅史料，就会发现，唐代是非常反感养子现象的，甚至还专门出台了法律禁止收养异姓。
例如唐律疏议中就有明文规定，养异姓男者，徒一年。违者，笞五十。甚至在唐太宗时期，张亮曾养了500假子，唐太宗为此说他要谋反，还下令将其诛杀。
按照这个律法，唐朝即使灭亡，古代也不应该出现养子盛行的现象，这实在是不符合汉人的传统。那么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这件事情说起来还真不简单，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自然是因为胡风入汉。的确，汉族人没有养子的习惯，但唐朝崩坏后，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自然给唐朝带来了大量的少数民族的伦理观念。
而少数民族为了生存考虑，往往是重壮贱老、崇尚力量，对于汉族的那套宗法伦理秩序并不认同，他们更倾向于结义亲的方式来吸纳人口，扩大自身力量。
其次就是唐代律法的权威失效。根据学者的分析，随着大唐王朝的崩溃，虽然出现了梁唐晋汉周这样的中原王朝，但整个天下未能一统，而且王朝更迭十分迅速。
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中原王朝还是各地的小国，基本上都处于一种割据状态，根本就没有统一而严明的法律，更多的是用各地约定俗成的习惯法。
此前制定非常严格的养子制度，自然也就没人理会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利益的趋势。在五代乱世，战争十分频繁，人口大幅度下降。为了在乱世中站稳脚跟，民间百姓自然得通过抱团来增加存活的能力。
而抱团最好的方式就是“结义亲”，民间尚且如此，朝堂中人自然更是如此。
古代的朝堂重臣和皇帝多数为武夫出身，而武夫没有根底，没有家族支撑，自然就只能通过结义亲的方式来拉拢人才和官员，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考虑。
当然，虽然养子现象有其合理性，但终究给当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根据学者的分析，义子现象有利有弊。
在有利的方面，义子现象加速了世家大族的衰败，使得大量底层人士通过结义亲的方式跻身于上层社会，为整个社会的人才流动起到了推动作用。
但不利的方面，就是对社会伦理和社会风气起到了进一步的破坏作用，同时也让五代的朝堂政局变得更加动荡，算是进一步加剧了五代的乱象。
不过，养子现象终究只是昙花一现，随着五代乱世的结束，宋朝以后，养子热逐渐回归了血缘继承制，社会风气也逐渐回归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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