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二年腊月二十三，李鸿章带着湘军进了苏州忠王府。刚跨进大门，他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得说不出话——大堂里挂着鎏金的宫灯，地上铺着能照出人影的波斯地毯，供桌上摆着一尺多高的碧玉观音，连柱子都包着一层薄银。
这哪是农民起义军的王府，简直比清廷的巡抚衙门还奢华。李秀成在苏州才待了三年半，一个太平天国的“忠王”，怎么就把江南最富庶的城市变成了自己的私人银库？
咸丰十年六月，李秀成带着太平军杀进苏州城。城破的时候，他骑在马上，看着满街的商铺和粮仓，转头对副将谭绍光咧嘴一笑：“苏州肥得流油，咱们得慢慢舀。”当时谁也没想到，他说的“慢慢舀”，真就成了接下来三年半的日常操作。
李秀成的搜刮手段有多狠？
破城没几天，李秀成就搞了个“助饷例”。说是“助饷”，听着像百姓自愿捐钱，实际上就是按门牌摊派。城里不管是开当铺的还是卖豆腐的，都得按门面大小交钱。
那会儿苏州刚经历战乱，百姓手里本就没多少余钱。有个姓潘的绸缎商，家里算是殷实的，结果为了凑够三万两“助饷银”，硬是把观前街半条街的店面给卖了，连祖传的几本宋版书都拿去换了银子。
光靠“助饷”还不够，李秀成又盯上了苏州的耕地。他把田地分成四等，上等田每亩收租一石二斗，比清廷原来的租额高出六成还多。吴县有个老农叫沈三官，家里三亩薄田，收的粮食刚够交租，自己家人只能喝稀粥。
有一年碰上旱灾，粮食减产，他交不出租子，被太平军的兵丁堵着门骂，最后被逼得跳了河。这种事在当时的苏州不算新鲜，老百姓提起“忠王”的租捐，恨得牙痒痒。
城里的商铺和洋货也没逃过。李秀成在阊门外设了个卡子，凡是从上海来的洋货，不管是布匹还是钟表，都得按价值抽三成的“厘金”。
英国怡和洋行的大班在日记里写：“这批货明明值一千两，他们硬说值一千五，抽走四百五，简直是明抢。”《泰晤士报》当时还报道过，说苏州的洋货价格比上海贵了近一倍，全是因为这个“抽厘”。
最让人觉得离谱的是他藏银子的办法。李秀成让人在忠王府后花园的荷花池底下挖了个大洞，把搜刮来的银子埋进去，上面盖了土，还建了个戏台。每次想听昆曲了，就叫戏班在戏台上唱《长生殿》，自己坐在台下，一边听戏一边盯着荷花池，估计心里正琢磨这些银子怎么花。
忠王府的奢华与苏州百姓的苦难
李秀成把苏州城里的耦园改成了自己的“中吴天府”。这耦园本来是道光年间状元陆增祥的宅子，里面有十万卷藏书。李秀成让人把这些书全搬到南京，空出来的地方摆上从上海买来的西洋镜、自鸣钟，还有法国产的香水。
他卧室里那张八尺长的红木大理石床，光床腿就雕了八条龙，床垫是用金丝楠木做的，铺着厚厚的天鹅绒。
最扎眼的是他书房里那个六尺高的十二格银柜。后来湘军破城的时候，士兵打开银柜，发现里面一格放着东珠，一格是祖母绿，还有一格堆着鸦片膏，金条只占了半格。剩下的五格是空的，没人知道里面的银子去哪了。有人说藏在了太湖东山岛，也有人说被他偷偷运去了浙江，到现在都是个谜。
本来想太平天国是“均贫富”的，结果李秀成在苏州过的日子比皇帝还滋润。他一顿饭要上二十个菜，喝的酒是从法国进口的葡萄酒，连伺候他的丫鬟都穿着绸缎。可苏州百姓呢？
三年半搜刮下来，城里的粮仓空了，商铺关了大半，好多人没饭吃，只能挖观音土充饥。有个老秀才在日记里写：“忠王府夜夜笙歌，城外饿殍遍地，这哪是起义，分明是换了帮人来抢。”
太平天国后期，腐败早就不是李秀成一个人的事。洪秀全在天京建天王府，光金砖就用了十几万块，宫里的宫女就有两千多人。上行下效，下面的王爷们自然跟着学。李秀成在苏州的操作，其实就是整个太平天国腐败的缩影。
清廷的赋税虽然也不轻，但至少还有个章法。李秀成的租捐制度完全是拍脑袋定的，想收多少就收多少。苏州在明清时期可是江南的经济中心，丝绸、茶叶、粮食都从这儿运出去，养活了多少人。结果被他这么一折腾，商铺倒闭，农民逃亡，经济直接垮了。
曾国藩后来在给朝廷的奏折里写：“苏城之富，甲于天下，今被伪忠王搜刮殆尽，民生凋敝，十室九空。”李鸿章也在书信里说：“长毛之祸，不在战而在贪，苏州一府，竟成贼之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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