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历史学者马勇的最新力作 《更生：中国文明与人文精神重塑》 成功入选四川省领导干部推荐书单。
《更生》是一部简明中国文明通史，更是一次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对中国文明如何自处与发展的深刻叩问。
在书中，作者马勇提出了一个核心追问：中国文明从来不是孤立生长的，它在三千年历史长河中不断吸纳异质文明、被世界改变，也在深刻改变世界。
那么，这种“中国化”与“世界化”的双向互动，究竟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中国？今天，我们摘选了本书序言中的“中国化与世界化，或中国化与‘化中国’”部分，或许能解答这个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马勇老师从蒙元帝国的全球流动谈起，穿越佛教东传、明清中西交流，直至20世纪的文明互鉴。他向我们传达了一个观点：文明容或有冲突，但终究要与异质文明融合。不文明或野蛮或许能一时取胜，但文明终究会战胜野蛮。
中国化与世界化，或中国化与“化中国”
马勇
蒙元帝国时代，全局性流动在加快。蒙元帝国构建了横跨欧亚的帝国，更极大地加速了全球性流动。回望 12 世纪、13 世纪的历史，东方与西方开始密集接触，东方文明通过蒙元帝国进入欧洲，而欧洲文明也在这个时代从西方来到东方。例如，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是个显例 ，隐而不显的故事应该还有很多。
唐宋时代，中国与域外文明就多有联系。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广州就设有市舶使，替朝廷管理贸易事务。至宋元，海上贸易高度发达，有的研究认为那时政府财政收入的相当一部分都来自国际贸易，至于两宋的困扰不是经济不发达，而是没有处理好“远交近攻”，没有协调好与周边诸国的关系，其实主要就是经济关系，以致从北宋到南宋颠沛流离，最终失国。回望10世纪以后的中国史，我们可以很明确地感到“中国问题”已经与域外问题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世界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中国同样也在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
读宋元时代的历史资料发现，一方面社会管制逐步在放松，市民社会随着城市生活的普遍化逐渐在形成；另一方面儒家伦理，尤其是那些道学家的说教似乎也在显著增加。伦理学的基本原理显示，不道德的社会才会出现道德说教，道学家得势不是证明儒家伦理遏制人性，而是社会生活已经变得让这些道德家实在看不下去。例如，研究考察宋元时期福建泉州的全球贸易、社会生活，再思考朱熹理学为什么在福建特别昌盛，这中间的因果关联很值得重新考察。外部因素影响中国并不始于唐宋，似乎可以说人类自发生之初就不是孤立存在，而现代考古学已经证明人类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全球范围的迁徙、交往，当然这些活动不可能在一代人中完成。因此，读《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早期传说，以为似乎也不是无根游谈、凭空想象。
至两汉之交佛教东来，这是实实在在的“西方文明”第一次进入中土，而中土儒家文明、道家文明、道教文明确实给佛教文明以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但是，结果是经过几百年的冲突、磨合，佛教文明深度改写了中国文明，深刻融入中国文明，所谓宋明及其以后的理学已经包容大量的佛教因素。读“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以及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人的作品，也与早期儒学具有很不一样的情趣。至于佛教，也受到中国文明的深刻影响，以至于宋元之后从中国传往东亚、南亚尤其是日本的佛教，大概都被视为“中国佛教”而不是原汁原味的“印度佛教”。可以说，印度佛教深刻影响了中国，而中国却又改写了印度佛教的程序。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文明现象，也是我很不认同亨廷顿“文明必然冲突”之说的一个重要理由。
不同的文明形态相遇相会总会有某些不适应乃至冲突，但久而久之这些异质文明也一定会相互吸收，改变对方，也改变自己。秦汉之前，并不存在一个既成概念的中国文明，各地文明的差异、冲突丝毫不亚于亨廷顿所说的现在世界的各大文明。但经过轴心时代的交流、淘洗、融合，特别是秦汉大一统背景下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面的强制改造，各个文明区域的差异性减弱，共性逐渐凸显，渐渐形成了中国文明的完整概念。
中国文明遇到佛教文明的冲击，又是几百年的交流、淘洗、融合，至北宋理学出，儒佛之间的冲突也就渐渐消解，以佛解儒，或以儒解佛。然而，历史的巧合在于，中国文明于秦汉时期构成一个完整概念后，迎来了异质文明佛教；而当佛教文明与中国文明达成妥协不久，中国文明又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文明”。读宋元时期中外交流史资料，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新时代的涌动，当时全球各个文明体似乎都在等待着新的机会，如陆路上的跨欧亚大陆的通商贸易，甚至征服，都拉近了东西方距离。由此理解马可·波罗及其《马可·波罗游记》，就很容易体会那个时代东西方的惊喜。
稍后，新航路的发现、开辟，更将西方到东方从不可能变为可能。至明代中晚期，合法非法的跨境贸易、海上贸易让西方的商人、传教士终于来到了东方，“神秘的东方”从书本变为现实。
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属于最早进入中国本土的西方传教士，他和稍后进入中国的西方人如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1623—1688）等对中国文明并不感到不可思议，而是以平常心看待中西文明的共同点、不同点，寻求互补。他们向故乡发回无数关于中国文明的信息，推动了西方对中国文明研究的开始；同时，他们也从西方带来大量书籍、图集或仪器，向中国展示了西方的文明成绩。利玛窦那一代传教士带来了六千部西方经籍，并和徐光启等中国士人共同“发誓”决意用二十年时间将这些经籍全部译成中文，就像《几何原本》那样。假如这项工程得以实现，那么中国文明生产机制、学术倾向必将大幅度改变，但可惜这项工程因改朝换代而终止。
中国学人徐光启、李之藻等人面对早期来华传教士，以“儒者一事不知以为耻”的精神潜心学习、耐心请教，而在那之后大约一百年时间也确实学的不少。读明末清初“顾黄王方”（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以及钱谦益、李贽等人史料，我们也很容易感觉到他们的思想之所以与前辈很不一样，其根源就是他们与西方传教士有了直接接触，从他们身上获得了某些新的智慧资源。例如，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批判，顾炎武的地方自治主张，王夫之、方以智的科学主义想法，李贽的女权主义思想等，都不是中国本土思想的自然延伸而有着西方思想的因子。当然，思想的影响很多时候无法从史料上获得直接证明，但思想史的逻辑展开还是可以捕捉到一些蛛丝马迹。
和汉宣帝“霸王道杂之”主张一样，中国知识人不会刻意无视任何真知与学问，即便碍于外在环境无法公开表达，也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寻找到一些线索。清代早中期的乾嘉汉学中就有西方的科学主义精神 ，这在梁启超的研究、胡适的研究中均有清晰表达。假如不发生意外事件，中国文明在18世纪应该可以补充更多的西方文明营养。
然而遗憾的是，康熙年间中国与罗马教廷因为传教问题发生剧烈冲突。罗马教廷意欲改变利玛窦以来适应性传教的传统，不再允许中国教徒在信主的同时继续崇拜自己的祖先。这是一个重大改变，关键还在于罗马教廷的改变并没有与清廷商量。毫无疑问，罗马教廷的决定激怒了康熙皇帝，中西之间的不愉快从此开始。康熙朝之“不得已案”，大致反映了清廷以及中国士大夫的委屈心情，于是康熙帝下令让一些传教士离开中国。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在 18 世纪不明所以地持续向好。朝廷收入的持续性增加让许多先前不想做、不敢做的大型文化工程变成现实，如《康熙字典》《四库全书》《大清一统志》，尤其是“四库馆”集合了全国最优秀的大量人才，在当时的世界能有如此规模的“研究院”似乎很少见。当然，“四库馆”用力所在不是探究自然科学的奥秘，而是中国古典文献的整理。
不明所以的经济持续增长也带来了一个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那就是经济增长让清廷获得了政治统治合法性，从康熙年间开始的文化专制主义愈演愈烈，至乾隆、嘉庆年间中国最聪明的读书人差不多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在无聊无用的那些饾饤之学上，考索名物，辨析文字”。这些学问在一个常态社会当然也很重要，但成为一个时代的时尚则极大扼杀了这个时代的思想与创造。其后不到一个世纪，龚自珍哀叹“万马齐喑究可哀”，知识人不仅不再说话，关键是不知道怎样说话了。
文化专制主义猖獗让中国完美错过了一个大变革时代。18 世纪的世界，相继经历了三大事件：英国工业革命将人类带入工业化时代，影响至今依然没有完结；美国独立运动为人类政治组织形式提供了多样性，其魔力随着时间推移越加显现；法国大革命让人类看到人类权利的普遍性，人类终于接续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启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本主义时代。18 世纪的人类三件大事改变了历史，但在中国却没有获得及时回响。
中国反应滞后有许多复杂原因，但给中国带来的却是此后两百年的困扰。中国错过了与英国工业革命同频共振的绝佳机会，而且一错就是一百年。英国工业革命在18 世纪 60 年代，而中国推动自己的工业化则到了19 世纪60 年代，一百年四代人，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与咸丰四个时代。由于前面一百年的耽搁，后来的步履就失调，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坚船利炮声光电化优先”云云其实都是借口，都是在掩饰自己的父祖辈之失误。
一百年的耽搁，再加上洋务新政三十年的畸形，中国重回正常发展轨道、重新认清人类文明的普遍意义，其实已经是在甲午战争之后。那么，我们去看甲午后西方思想文化重新进入中国，不仅获得了中国知识人普遍欢迎，而且迅即引起中国知识生产体制的改造，新教育体制开始发生并逐步建立起来了；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价值理念、司法制度、社会管理方式乃至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也迅速成为20 世纪初中国知识人、官僚阶层的新时尚。阅读 20 世纪上半叶中西文明交往史料，我们似乎很难感觉到中西异途，或者是两条道上的车子而永远走不到一起。在20 世纪上半叶整个五十年里，中西文明似乎渐渐走到一起了，相互之间可供借鉴参考的点似乎也越来越大。工业的西方化自不必说，农业从罗振玉直至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蒋梦麟等哪一个试图重振中国农业、农村的不是借鉴，乃至直接采用东西洋的方法；至于科学技术、教育等，更不必细说了。可以说，进入20世纪后，知识不再分中西、分你我，关键是看哪种知识代表人类进步的方向。因此，文明在这里并没有冲突，而是互补和相互欣赏。
西方文明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那么中国文明在20世纪是不是完全无所作为或者一堆垃圾不足取呢？显然也不是。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早期确实有很多问题，马克思的发现确实代表了那时知识人对资本主义的认知，只是资本主义这些问题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而近代早期中国人不愿学习西方的制度、文明也应该从这个层面给予解释。甚至等到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严复最敏感地意识到西方文明的问题，最先意识到未来的世界可能是中国文明的主导；梁启超也是引导中国学习西方的先驱，但他到战后的欧洲转了一圈也大呼“西方文明破产，中国文明拯救世界”。稍后，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从儒学中发掘现代因子，将被新文化运动主流批驳得一塌糊涂的中国文明翻新。这样，中国文明因西方文明的衰竭而起死回生。
严复、梁启超、辜鸿铭、梁漱溟等人看到了中国文明的现代价值，但真正将中国文明融入世界并成为世界文明一部分的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惨烈，于是痛定思痛之下思想家们不能不思考人类历史的新方向。阅读冯友兰“贞元之际”所著书籍，阅读贺麟、钱穆、胡适等思想家在那个时代的著述，不难发现他们在批评资本主义无度竞争导致战争频仍的同时，也都在试图给人类提供另一种药方——中国文明。因此，本书在最后一章即第八章中集中讨论了战后秩序重建中国文明所发挥的功能，张扬张君劢、张彭春那一代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的心智贡献，由此只是要证明一个简单道理：文明容或有冲突，但不会永远，文明终究要与异质文明融合；文明和不文明肯定冲突，不文明或者说野蛮也并不必然失败；但是文明与野蛮之持久较量，文明终究要战胜野蛮。换言之，也就是胡适一再强调的，“一个野蛮的征服民族即便一时征服了文明，但这个野蛮民族终究还会被那些被征服民族的文明所征服”。文明是一个持续向上的进步过程，短暂的倒退、短暂的被征服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文明发展的趋势。
制作｜熊思琪
初审｜熊思琪
复审｜谢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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