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的北伐（56） 主笔：闲乐生朱晖
永初三年（422年）三月，宋武帝刘裕病重，依照历朝历代的惯例，这时候朝中大臣们都要求举行祭祀大典，为皇帝向神灵祈寿，但刘裕并不相信这一套，只是命侍中谢方明到宗庙焚香，把病情向祖先报告。刘裕是历代皇帝中的异类，他一生都不求长生、不信鬼神，就在去年四月份，他才刚下诏撤除东晋所有的淫祠，包括建康人最信奉的钟山蒋子文蒋侯庙，统统“毁绝”。这些淫祠惑民废财，实在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事实上，蒋子文只不过是东吴时在钟山抓捕盗贼战死的一个军官，本质上是一种厉鬼，而崇拜厉鬼正是从汉末以至六朝时期，江南地区民间信仰和巫觋信仰的核心。刘湘兰就指出：“六朝志怪小说记载了一系列普通人物非正常死亡后，被民众立祠建庙进行祭祀，成为低微的神衹的故事，体现了六朝民间神仙信仰的独特性。六朝民间的造神运动打破了先成仁后成神的主流造神观念，将无德、无能、无功的亡灵捧上了神坛。”（注1）这种现象刘裕显然是不喜欢的，他认为只有历代“先贤勋德”，也就是活着的时候曾为国家民族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物，才允许接受朝廷与民众的祭祀（注2）。
宋武帝的这种态度，就让掌管王朝意识形态的秘书省史官们很头疼了。从西汉到魏晋，每个开国皇帝都有一大堆祥瑞，宋武帝由布衣而至皇帝，当然也必须有。所以他们去京口民间访求了一大堆武帝布衣时的传说故事，什么神光照室啊；什么甘露降树啊，什么醉卧有蛟龙啊，什么沙门赠神药啊，什么目中二龙在前啊，什么丹徒有天子气啊（注3）。史官们苦苦搜集这些祥瑞与天文符谶，并带着讨好的心思去向武帝求证细节，没想到武帝全都拒而不答。
在武帝内心，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天选之子，这一切都是他拼出来的，只有励精图治继续奋斗才能保住，讲那些虚的，没有用。
所以，武帝在临死之前仍然还在筹划北伐北魏之事（注4），甚至已经病倒重症在床的时候，他仍然没有躺平，他还在苦苦思索如何安排后事，以保住自己的胜利果实，确保刘宋政权的可持续性发展，东晋末年藩镇内斗与邪教作乱的糟糕局面再也不能重演了。
首先，有鉴于东晋时征发过滥，百姓苦不堪言，武帝规定此后政府所需各种物资，不准像过去那样随便向民间摊派或强借，而必须由政府派定专人和民间商议好公平价格进行购买（注5）。另外武帝还命令人民积欠政府的“逋租宿债”，不复收取。还有那些在东晋繁重租役和超额租税之下犯禁逃亡的百姓，武帝亦下诏给予赦免，宣布在规定期限内自首的，免除两年的租税和布匹。
第二，有鉴于东晋九品中正制已经彻底腐化，全靠士族门第来定品选官，武帝决定进一步提倡以举秀才、孝廉考试来选拔寒族官员，在永初二年（421年）二月，武帝还亲自驾临建康宫华林园的延贤堂，策试各州郡选拔上来的秀才、孝廉。扬州秀才顾练、豫州秀才殷朗的五条对策都让刘裕非常满意（注6），二人均被破格任命为掌修国史和皇帝起居注工作的六品著作佐郎（一般只会被任为八品中郎）。这官职可一般都是二品高门子弟的起家官（注7），如今却让两个寒门秀才抢了位置，消息传开，刘宋朝野不由大为震撼。
从此，刘宋察举“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试，天子或亲临之”（《通典·选举二》），而政坛风气亦为之一变，东晋时高门很少屈尊接受察举，到了南朝他们态度一变，转而纷纷参加考试，秀才一科充斥着高门才子，阎步克考得南朝秀才87人，其中绝大多数出于一二流士族，五朝冠冕琅琊王氏，在两晋秀才中仅有王珉一人得举，且不屈就，在南朝则多达十人，名列前茅（注8）。当然南朝的察举与汉朝的察举还不同，其已由举荐孝子或能吏之制，逐渐变成了考试文士之制；相应地，地方长官的举荐权力，也逐渐变成了搜罗文人以应试的行政责任了（注9）。这便导致秀才、孝廉与举主关系的疏远。再加上南朝考试程式的严密化、“以文取人”原则的强化，以及自由投考制度的萌芽，都构成了察举、学校制向科举制发展的中间环节，并为隋唐科举制度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与基础（注10）。
第三，鉴于东晋治纲大弛，刑政多阙，权门并兼，强弱相凌，武帝决定恢复皇帝亲自听讼活动（注11），地点还是设置在建康宫华林园的延贤堂。从420年十二月到421年十月十个月间，刘裕共驾临延贤堂听讼六次。后来宋文帝又对此制度做了明确规定，规定每年这种活动举行三次，用来表示自己对刑狱的重视，会为百姓主持公道。
第四，有鉴于东晋时荆州强藩常常仗着上流形胜、地广兵强而对抗朝廷，武帝决定裁并荆州辖区，并限制其将、吏的额员，规定其置将不得过二千人，吏不得过一万人。此处之“吏”乃中古时代的专有词，并非朝廷官员，而是魏晋以来为其所在机关所役属的吏户，其地位虽比兵户较高，但是隶属性更强，他们终身乃至世袭地为官府承担各种劳务，包括耕作（注12）。另外武帝还规定荆州的刺史都督非皇子不能出任，而且还得不停的轮岗，不能让某个皇子长期西镇，以免其经营势力、尾大不掉。另外其他大州的也要限制其将、吏的额员，置将不得过五百人，吏不得过五千人。如此既可强干弱枝，也可精兵简政，减少政府财政开支。
事实上，武帝登基后安排出镇大州的都是皇子，二皇子庐陵王刘义真出镇西府历阳，授为车骑将军、南豫州刺史，持节都督南豫州、豫州、雍州、司州、秦州、并州六州诸军事。三皇子宜都王刘义隆出镇江陵，授为镇西将军、荆州刺史都督荆益宁雍梁秦六州及豫扬二州四郡诸军事。四皇子彭城王刘义康出镇京口，授为右将军、南徐州刺史，都督南徐州、兖州及扬州晋陵郡诸军事。
从此，在整个刘宋乃至南朝时代，皇子出镇大州成为惯例，这保证了中枢和藩镇都控制在皇室之手，更保证了皇权对于南朝政治与军事上的强力掌控。
第五，京口乃北府基地，是刘裕崛起的基本盘，也是刘宋皇权政治的基础，一定要交由可信任的人居镇。关于这个位子，刘裕也有下遗诏，规定“京口要地，去都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宋书·刘延孙传》）。所以刘裕在临死前，仍然安排了皇子出镇京口，即十四岁的皇四子刘义康。与京口一江之隔的北府重镇广陵也很关键，刘裕在此安排的镇将是亲如子侄的檀道济，为镇北将军、监江北淮南诸郡军事、南兖州刺史。刘裕对檀道济的信任可并不比“宗室近戚”差，他认为此人既有干略又没有野心，日后北府兵再行北伐，还得靠这位最后的北府名将。
第六，从前东晋大臣军权太滥了，不仅大州都督有军府，各州刺史也有兵，另外宰相也有府兵，这么多人手里都有兵，一不顺心就难免会搞事情。所以武帝规定此后朝廷不再置别府（注13），宰相领扬州刺史置甲士一千即可，其他大臣外任要职要需军队护卫，或要出兵讨伐，一律配以朝廷台军，事情完结后需交回朝廷。东晋与刘宋时称朝廷禁省为台，因称宿卫京师的中军为台军，统由领军将军统帅。东晋时的京师禁军非常孱弱，基本上谁也打不过，所以东晋皇权不兴；而南宋的台军乃刘裕从北府兵中迁转而来，其人数与战斗力都不是东晋可比的，所以刘宋皇权相较而言要强大很多。
第七，武帝规定：“后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烦临朝。”这是因为宋武帝的皇子全都是跟门阀结亲，以此笼络高门，但给他们的好处仅限于此，他们想以外戚的身份干预朝政，那是不可能滴。刘宋政权的基本盘从内到外就是皇子、宗室还有京口建义武人功臣集团，门阀士族们别想着掺和进来捣乱。
注1：刘湘兰：《淫祀的悖论——从六朝志怪小说看民间神仙信仰》，《文史哲》 2012年05期。
注2：当然，刘裕不信鬼神，他的子孙信。所以不久刘宋即恢复了这些山川土地的祭祀。《宋书·礼志四》云：“孝武孝建初，更修起蒋山祠，所在山川，渐皆修复。明帝立九州庙于鸡笼山，大聚群神。蒋侯宋代稍加爵，位至相国、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加殊礼，钟山王。苏侯骠骑大将军。四方诸神，咸加爵秩。”而南齐朝廷也对蒋子文屡屡封赠，甚至一路被封为帝。后来，隋文帝一统天下，下诏将“建康城邑、宫室平荡耕垦”，整座城都给毁了，但还是尊重蒋子文的权威，把南京改名蒋州。
注3：从秦始皇时，天下就有一句谶语，说曲阿、丹徒有天子气，而孙权父亲孙坚的墓刚好就在曲阿，刘裕父母刘翘的墓刚好就在丹徒侯山。见《南史·宋本纪上》：“皇考墓在丹徒之候山， 其地秦史所谓曲阿、丹徒间有天子气者也。时有孔恭者，妙善占墓，帝尝与经墓，欺之曰：‘此墓何如？’孔恭曰：‘非常地也。’”
注4：裴子野《宋略·总论》：“永初末岁，天子负扆矜怀，以燕、代戎幄，岐、梁重梗，将誓六师，屠桑干而境北狄，三事大夫顾相谓曰：'待夫振旅凯入，乘辕南返，请具银绳琼检，告报东岳。’既而洮弗不兴，即年厌世。”
注5：《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秋七月丁亥……又运舟材及运船， 不复下诸郡输出，悉委都水（即晋宋政府机构“都水台”，掌管舟船及水运事务）别量。台府所须，皆别遣主帅与民和市，即时裨直，不复责租民求办。又停废虏车牛，不得以官威假借。”
注6：《北堂书钞》卷七九引《晋令》：“举秀才必五策皆通，拜为郎中，一策不通，不得选。”另就《晋书·纪瞻传》《晋书·华谭传》所载之策试内容看，有文德武功问题，法令教化问题，贡士举贤问题，经义礼制问题，绥抚吴蜀问题，等等，仍以“陈政”为中心内容。
注7：《晋书·阎缵传》：“国子祭酒邹湛以（阎）缵才堪佐著作，荐于秘书监华峤。峤曰：‘此职闲廪重（职务清闲俸禄又高），贵势多争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
注8：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91页。
注9：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62页。阎步克在《察举制度变迁史稿》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南朝考试程式的严密化，“以文取人”原则的强化，秀孝与举主关系的疏远，以及自由投考制度的萌芽，都构成了察举、学校制向科举制发展的中间环节。参阅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231页。
注10：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231页。
注11：最初为魏明帝曹叡所创之制度，“（太和三年）改（洛阳宫）平望观曰听讼观。（魏明）帝常言‘狱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断大狱，常幸观临听之”（《三国志·魏书·明帝纪》）。但此后魏晋停停办办，未成常制。
注12：东晋南朝的军府和州郡都拥有数量不等的公田，分别是：都督20顷，州10顷，郡5顷，县3顷。这些公田上的劳动者，就是这里说的“吏”。据《宋书·徐豁传》所载徐豁在元嘉初年的上表，刘宋诸郡都有“大田武吏”，年满16岁，即课米60斛。凡此种种，都是官府通过税收提取资源的能力大大下降的结果。参阅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9页。
注13：东晋时建康除皇宫台城之外，东西两侧还有宰相所居的东府城和扬州刺史的治所西州城。而东晋宰相常常兼任扬州刺史，故两府皆归其管辖。武帝规定此后宰相兼任扬州刺史则合二为一居西州城即可，不需另设别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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