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书写了一辈子，可能只是为了等一个人。哈丽特·克拉克用二十多年打磨她的第一部小说《山》，这段漫长到几乎让人忘记她还在写的时光，让她背负了两种极端的标签：要么是天才，要么是适应不良——如果这两者真的能分清楚的话。她的处女作最终在今年的早些时候出版了。在这之前，她已经拿到了几次麦克道威尔驻留、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和斯坦福大学华莱士·斯特格纳项目的奖学金，以及那种在文学圈里流转的、低声的羡慕和猜疑。这一切的耐心等待，在小说本身面前，最终都有了回报。

她小说的设定，源于她生命里一段极为特殊的经历。在克拉克还是婴儿的时候，她的母亲朱迪丝曾是“地下气象员”和其他激进组织的成员，后来因驾驶车辆协助武装抢劫而被捕，并被判处终身监禁。那场抢劫意在资助革命斗争，却以灾难性的方式失控。她的母亲在服刑近四十年后，于2019年获得假释。克拉克的父亲同样因为参与激进组织而入狱多年。克拉克是由外祖父母抚养长大的，他们曾是著名的共产主义者。她的外祖父母似乎在意料之中地，想方设法保护了克拉克与母亲之间那份亲密感，对抗着来自国家层面最大的阻隔。但克拉克的这本书，绝非一部披着薄纱的自传，而是一部怪诞、如梦似幻、充满趣味又心理洞察极为敏锐的寓言，与十九世纪的经典小说交织在一起——那些未曾表达的激情、未读便被烧毁的信件、漫长的火车旅行，以及必须承担的后果。这是一幅足以与《梅西所知》比肩的童年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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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问及为什么这本书耗去了她如此之久时，克拉克的回答很直接。那个巨大的难题在于，她手握着一段独特的经历，却没有找到一个能称之为故事的东西。她有一个常常被用来叙述的角色，但她不认为那个角色是主角。那个女孩什么“故事性”的事都没做，仅仅就存在于那段境遇之中。既然她无所作为，又怎能围绕她写出一部小说呢？关键卡在了这里：写作者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女孩去驱动事件、去拥有自主权。

这个困境，曾经让她感到悲哀。因为她发现，市面上极少有小说是描绘与狱中父母一起长大的经历的。当你在书里看不到自己生活的影子时，它无形中会加深一种糟糕的感觉：你的人生是低人一等的、是不值得被艺术所关照的。围绕这些不幸的遭遇，人们常常表现得好像你拥有的是一个“低配版”的人生，仿佛只要母亲身陷囹圄，你对母亲拥有的爱也就随之打了折扣。所以，当克拉克开始将其视作一本为读者而写的书，而非仅仅是个人的私密写作时，展示那种生活的尊严感，就成了一件对她来说至关重要的事。

美国人对于“自由”的迷恋是刻在骨子里的，这套价值观也塑造了许多经典的故事线。她一度深信不疑，这本书必须以那个女孩最终获得某种形式上的自由来作结。她花了许多年，才意识到自己其实不必遵循那条所有人都走过的路。打破那道叙事上的惯性，允许角色站在原地不动，或许才能抵达更深处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