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行为人2009年实施内幕交易，时隔12年，侦查机关于2021年立案，辩方以10年追诉时效届满为由提出抗辩，但法院认定本案未超过追诉时效，最终对被告人定罪量刑。

本案核心争议焦点：刑法修正案增设内幕交易罪加重量刑档次后，行为发生时无配套量刑数额司法解释，后续出台的司法解释能否溯及适用？最高检与公安部联合出台的追诉标准规范性文件，能否作为判定追诉时效的实体裁判依据？

本文认为，2012年内幕交易司法解释属于典型的量刑空白填补型解释，可以适用于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之后的内幕交易行为。

【正文】

资本市场陈年旧案的刑事追责，一直是金融刑事审判中的疑难问题，而内幕交易罪追诉时效的法律适用分歧，更是司法实务中极易出现同案不同判、法律适用错误的典型痛点。近期一起证券中介从业人员内幕交易案，法律适用冲突尖锐、实务参考价值极高，本文立足中立视角，结合立法沿革、司法解释效力、追诉时效适用规则，客观论证本案追诉时效是否已经届满，仅供参考。

一、案件基本情况

本案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存在争议，为探讨方便，首先假定起诉指控的事实属实，在此基础上讨论追诉时效问题。

（一）公诉机关起诉指控的事实

2009年6月15日前后，涉案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管理层开会商议，拟定2009年半年度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并安排董事会秘书对接会计师事务所，启动公司2009年中期财务审计工作。2009年8月18日，该上市公司发布2009年半年度报告，同步披露中期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具体方案。上述信息分别符合2005年修订版《证券法》第七十五条、2019年修订版《证券法》第八十条关于内幕信息的法定范畴。该内幕信息最晚于2009年6月17日形成，2009年8月18日正式公开。

行为人任职的会计师事务所，是该上市公司2009年中期财务报告官方审计机构。本次审计项目由事务所两个业务部门联合承办，审计进度、审计内容、项目核心信息均逐层上报至分管合伙人即本案行为人，行为人完整知悉本次未公开的利润分配及股本转增内幕信息，属于法定内幕信息知情人。

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行为人实际控制的证券账户进行了证券交易，交易行为具备典型内幕交易异常特征：突击银证转账入市资金、抛售账户原有持仓回笼资金、全仓单一买入涉案股票、临近收盘集中放量交易，全部交易均依托同一台设备完成。经核算，内幕交易共计获利488万元。

公诉机关据此指控：行为人作为法定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职务便利获取未公开重大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交易金额巨大、违法所得数额极高，严重破坏证券市场交易公平性，扰乱资本市场正常监管秩序，其行为已构成内幕交易罪，且犯罪情节特别严重。

（二）辩护人辩护意见

辩护人提出两项核心辩护意见：第一，公诉机关指控本案内幕交易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缺乏对应的法律依据；第二，本案已经超过法定追诉时效。具体理由为：依据2008年最高检、公安部出台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本案涉案交易仅能评价为情节严重，对应法定最高刑为五年有期徒刑，追诉时效为十年，本案案发时追诉期限已届满，请求法院依法对本案终止审理。

（三）一审法院裁判理由

针对辩护人提出的追诉时效抗辩，一审法院认为，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首先，2008年《补充规定》仅明确内幕交易罪刑事立案追诉的门槛条件，仅用于界定罪与非罪、是否启动刑事追诉，不属于定罪量刑的实体法律依据。

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时间效力规定》)第一条，司法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效力覆盖对应法律的全部施行期间。本案内幕交易行为虽发生于2009年，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6 号，以下简称《内幕交易解释》）可以依法适用。

二、分析意见

本案若从追诉时效方面进行辩护，恐难以达到效果，建议着重从内幕交易是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方面进行辩护。下面对追诉时效的辩护观点难以成立进行详细分析。

（一）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条及其解读

第一百八十条 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1997年刑法首次设立内幕交易罪，仅设置单一量刑档次，无情节特别严重的加重处罚条款，全罪法定最高刑为五年有期徒刑。 2009年2 月 28 日《刑法修正案（七）》正式施行，新增情节特别严重加重量刑档次，确立五年以下、五年以上十年以下两档量刑结构。本案行为发生于修法之后，应当直接适用新法。

量刑档次直接决定追诉时效长短：情节严重对应法定最高刑五年，追诉时效十年；情节特别严重对应法定最高刑十年，追诉时效十五年。本案时效争议的本质，就是量刑档次的认定争议。2012年两高司法解释，仅对刑法已有量刑档次做数额规定，没有创设新的刑罚规则；2019年新修订《证券法》仅优化行政监管规则，也不影响刑事量刑与追诉时效计算标准。

（二）2008年《补充规定》内幕交易立案标准及其解读

三、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刑法第一百八十条） 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单位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单位，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买入或者卖出证券，成交额累计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2、获利或者避免损失数额累计在十五万元以上的； 3、多次进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的； 4、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2010年《立案追诉标准（二）》施行后，该补充规定正式被替代废止；2022年新版立案追诉标准再次确认其废止效力，现已无法律约束力。

从规范内容看，该文件仅针对情节严重的入罪标准作出规定，不可能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从规范性质来看，该文件不属于两高司法解释，仅属于公安、检察办案追诉规范，功能仅限侦查、审查起诉环节的立案把关，不宜作为法院审判阶段划分量刑档次、计算追诉时效的实体依据。

（三）2012 年《内幕交易解释》第六条及其解读

第六条（情节严重认定标准）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 “情节严重”： （一）证券交易成交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二）期货交易占用保证金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三）获利或者避免损失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的； （四）三次以上实施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行为的； （五）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第七条（情节特别严重认定标准）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 “情节特别严重”： （一）证券交易成交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二）期货交易占用保证金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三）获利或者避免损失数额在七十五万元以上的； （四）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内幕交易解释》对《刑法》第一百八十条量刑档次规定的数额、情节标准，完全依附于刑法既有条文，未增设新罪名、未更改法定刑幅度，仅解决司法实践中 “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 无统一量化标准的问题。该解释出台前，《刑法修正案（七）》早已设置两档量刑幅度，司法实践长期处于量刑标准空白状态，该解释本质为裁判标准统一、法律适用补漏，不属于对行为人不利的事后重法。

（四）《时间效力规定》第二条及其解读

第二条 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

本条明确司法解释的溯及适用规则。若犯罪行为发生时，尚无对应司法解释细化标准，案件在新司法解释施行后仍未审结、正在办理的，直接适用新解释。

（五）本案未过追诉时效的理由

依据《时间效力规定》第二条，行为时无量刑司法解释、案件尚未审结的，空白填补型司法解释可以直接溯及适用，故本案宜适用2012年司法解释认定未过追诉时效，理由如下：

第一，2009年行为发生时，存在明确的量刑标准空白。彼时刑法已经设置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两档量刑，但无任何两高司法解释对两档量刑的数额标准、认定规则作出细化规定；同时全国范围内没有形成统一、通行、可参照的量刑裁判惯例，法院裁判无统一尺度。

第二，辩方援引的2008年《补充规定》，自始至终和量刑、时效无关。该文件是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出台的立案追诉规范性文件，并非司法解释，法律效力层级低于刑法和两高司法解释。该文件仅划定刑事入罪门槛，只解决是否立案、是否追诉的程序问题，全文没有任何关于量刑档次划分、情节特别严重认定的内容，不能作为量刑和追诉时效的裁判依据。

据此，2012年两高出台的内幕交易司法解释，属于典型的量刑空白填补型司法解释。该解释没有修改刑法量刑规则、没有提高法定最高刑，只是填补原有法条适用空白、统一全国裁判标准，故本案宜适用2012年司法解释认定未过追诉时效。

(六)对辩方观点的评析

1. 辩方观点一：适用2008年追诉补充规定，本案仅构成情节严重

评析：该观点坚守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具备一定实务情理基础，但法律适用错误。该文件位阶远低于刑法，仅管立案、不管量刑，且早已废止，无法约束法院实体量刑裁判，不能以此排除刑法明文的加重处罚条款。

2. 辩方观点二：依据从旧兼从轻原则，应当适用较轻的旧量刑标准

评析：该原则适用前提是新旧刑法条文发生变更，但本案行为发生时新刑法量刑条款已经生效，无新旧法条更替；加之2012年解释属于空白填补而非刑罚变更，本案无旧量刑标准的适用空间。

3. 辩方观点三：2009年交易结束，十年追诉时效至2019年已届满

评析：该结论建立在本案只能认定为情节严重的前提条件上。一旦法院依据刑法条文及案件事实，认定本案属于情节特别严重，该前置条件不成立，追诉时效延长至十五年。

总之，本案行为发生时，内幕交易罪量刑标准存在空白，2012年司法解释属于量刑空白填补，依法可以溯及适用于本案；法院也有权依据刑法原文及案件情况，认定本案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对应十五年追诉时效。故建议放弃追诉时效抗辩，辩护重心转向内幕信息的形成时间、敏感期认定，行为人是否属于内幕信息知情人、主观明知与否，交易行为与内幕信息是否存在关联性，排除正常投资判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