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沙普托，纳粹主义历史学家：“对德国精英来说，希特勒只是一个可供驱使的乡巴佬，一个他们自以为能控制的无名之辈”
历史学家约翰·沙普托，47岁，出生于法国马蒂格，是索邦大学教授，也是纳粹德国研究的重要专家。他并不否认当下时代的阴暗面。
但在《不负责任的人》中，他拒绝一切宿命论：法西斯主义的回归并非不可避免，正如希特勒上台当年也并非命中注定。他的核心观点是，魏玛并不是倒在选票之下，而是死于一项政治决定：一个保守寡头集团借助纳粹来遏制左翼，并维护自身利益。
在法国出版社的办公室里，这位历史学家坐在那里，神情克制，言语间却带着一点出人意料的辛辣幽默。他并不给人安慰，却像是在昏暗中指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而这，正是试图避免重演的第一步。
问：你的书从第一页开始就让人感到眩晕，仿佛我们注定还要再经历一次同样的历史。答：我理解这种感受，但“历史会重复”并不是我的论点。很多人说，纳粹上台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想法如今又重新占了上风。就像当年纳粹“必然”会赢一样，现在极右翼似乎也“必然”会回来。这种所谓的宿命感，只会让人走向听天由命。
我想证明的恰恰相反：法西斯主义的回归并非不可避免。问：你是如何论证这一点的？答：我是在纠正一个错误观念：希特勒是靠选票上台的。1919年建立的魏玛民主，并不是被民意投票推翻的，而是被杀死的。
问：问题不只是希特勒本人，还有那些以为自己可以利用他的人。答：没错。希特勒从1930年起就在为此铺路。他穿梭于雇主圈子和权力俱乐部之间，对他们说：“我是你们的人。”他承诺要向社会民主复仇，发誓要摧毁德国左翼，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工会，甚至也包括会。他还承诺，德国会通过重新武装实现惊人的复苏。
1933年2月，在赫尔曼·戈林家中举行的一场与德国大企业家的会面上，这位新任总理对他们说：左翼完了，选举完了，民主也结束了。随后，戈林为这场谈话作结：“先生们，把支票本拿出来吧。”这句话是字面意义上的。
问：这些“不负责任的人”都是谁？答：比如弗朗茨·冯·帕彭，保守派天主教徒，曾任总理，是他说服保罗·冯·兴登堡任命希特勒的。还有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他是报业大亨，也是民族主义右翼领袖。还有一些工业家和银行家，他们把纳粹主义看成摧毁1918年诞生的民主制度的一件有用工具。他们并不是狂热的纳粹分子，而是一些讲求秩序的人。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利用希特勒，结果他们错了。
问：温和右派为了保住权力，与极右翼结盟。这样的情形今天听起来太熟悉了。答：这些右翼力量彼此当然有差异，但它们的敌人是相同的：左翼、社会民主、工会。从算术上看，这套做法是成立的：我把自己的票和极右翼的票加在一起，于是就能保住权力。
但这种逻辑没有看到极右翼身上的总体主义动力。戈培尔说得很清楚：“如果你们把权力交给我，那就只能把我的尸体从办公室里抬出去。”
问：记忆政治起到作用了吗？答：过去80年里，记忆很多，历史却很少。所谓记忆政治，有时在我听来更像是一种虔敬的纪念。相反，我们真正做的历史研究还远远不够。可一旦历史被认真写出来，人们是会关心的。我的书一年卖出了70000册。这说明，人们对历史澄清有很强的需求。
问：你说不必陷入宿命论，但眼下的局面并不让人乐观。答：确实令人难受。但和我们的祖父辈、曾祖父辈相比，我们有一个巨大的优势：我们知道。“和我们的祖父辈、曾祖父辈相比，我们有一个巨大的优势：我们知道。”
问：即便如此，极右翼还是拿到了很高的得票。答：我倒觉得这成绩相当平庸。法国极右翼拿到三分之一选票，而好几个电视频道不断重复说，让－吕克·梅朗雄是个极其严重的反犹主义者，说若尔当·巴尔代拉穿得多么体面，还说玛丽娜·勒庞是一位治国人物。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我觉得三分之一并不算多。
但我并不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如果我真这么想，我就回家睡午觉去了。我不会在相信一切都已无可挽回的前提下，还做出这些努力。我在社会中仍然看到很多正派的人，他们拒绝接受那些领导人许诺给我们的污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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