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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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宋嘉祐六年岁末，崤山古道上大雪纷飞。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骑着一头瘦驴，在齐膝深的积雪里艰难赶路。他穿着一身最低级别的青色官服，风一吹，袍角上全是泥点子。
这个年轻人叫苏轼，几个月前，他刚通过了全大宋难度最高的考试，名震京师。皇帝高兴得跟皇后说，我给子孙找了两个宰相苗子。按理说他应该春风得意、意气风发才对。
可他却绕道去了一间破庙，只为了找一面墙。五年前他和弟弟在这面墙上题过诗，如今老和尚死了，墙皮剥落了，字迹一个都认不出来了。
站在这面坏壁前，他写下了五十六个字。这五十六个字，后来被无数人在人生最迷茫的时候翻出来，一遍又一遍地读。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五十六个字到底在说什么～
泥墙上的青春留言
嘉祐六年岁末，一个身穿青色官服的年轻人，正骑着一头疲惫的瘦驴在雪地里艰难前行。道路崎岖，人困马乏，瘦驴不时发出痛苦的嘶鸣。
这个年轻人就是二十六岁的苏轼，他正奉朝廷之命，前往凤翔府担任签书判官。路过渑池县的时候，他特意让随从勒住缰绳，绕道走向城外一间破旧的寺庙。
他想去寻找一面墙，一面承载了他青春记忆的泥墙。
五年前的夏天，也就是宋仁宗嘉祐元年，苏轼和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从四川眉山出发，出川进京赶考。父子三人风尘仆仆地路过渑池，借宿在这座破旧的僧舍里，当时寺里的老和尚奉闲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两个年轻人在僧舍的土墙上意气风发地挥毫题诗，字里行间全是少年得志的骄傲，和对锦绣前程的向往。那时的泥墙，是他们青春的留言板，见证了他们生命中最高光的起点。
可是，当二十六岁的苏轼再次推开那扇破旧的柴门时，眼前的景象让他呆立在原地。
曾经慈祥、热情的奉闲和尚已经圆寂，骨灰被安放在寺后一座冰冷的新砖塔里。而当年他们兄弟俩题写诗句的那面泥墙，因为年久失修加上雨水受潮，大片大片的泥皮早已剥落下来，字迹变得残缺不全，根本无法辨认。
老和尚死了，墙壁坏了，字迹没了。仅仅过了五年，时间就用最粗暴的方式，把他们青春的痕迹抹得干干净净。
面对这面剥落的坏壁，这位年轻的帝国新星没有抱头痛哭，也没有写下酸腐的悼词。他拍了拍身上的雪花，在寒风中写下了五十六个字：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这首诗一出，立刻在北宋文人圈里流传开来。文士们都在惊叹，一个只有二十六岁的年轻人，怎么能用这么轻盈的笔触，把人生的无常写得这么透彻。
天才的凡尘俗念
在很多解读里，这首诗被贴上了佛系、超脱、看破红尘的标签。现在很多人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也喜欢念叨两句“雪泥鸿爪”，安慰自己放平心态。
但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写下这首诗的苏轼，不但没有看破红尘，反而正处在世俗名利场的最高峰。
翻开《宋史·苏轼传》，能看到这样一段记录：
“五年，调福昌主簿。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轼始具草，文义粲然。复对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这段正史原文透露了一个关键细节：苏轼刚刚通过的，不是普通每年都有的科举考试，而是由宋仁宗皇帝亲自主持的制科考试。在大宋朝，制科是专门为了选拔超凡拔俗的非常之才设立的，难度大、门槛高，用变态来形容都不为过。
在宋代建国的一百多年里，制科考试录取的总人数屈指可数。而苏轼在这次考试中，直接拿到了第三等的成绩。
大宋朝廷为了表示谦虚，制科的一等和二等向来都是虚设的，从来不给任何人。也就是说，第三等实际上就是天下第一，含金量远远超过了当年的状元。在苏轼之前，整个大宋朝百年间，拿到过这个成绩的只有吴育一个人。
二十六岁的苏轼，在写下这首诗的时候，是整个大宋帝国最炙手可热的学术明星。皇帝甚至在后宫高兴地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既然如此得意，为什么苏轼的诗里却满是飞鸿踏雪泥的虚无和感伤？
因为在赶往凤翔的路上，他刚刚经历了一场非常痛苦的离别。在郑州的长亭里，他和送行的弟弟苏辙含泪分手。那是兄弟俩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分别，从此以后，他们要各自走向不同的仕途，面对不可预测的人生风浪。
人在职场上拼尽全力，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位置，短暂的兴奋过后，往往会突然袭来一股巨大的空虚和迷茫。高处不胜寒的孤独，加上对未来未知生活的本能抗拒，这才是人性最真实的反应。
苏轼当时就是这种心态。站在世俗成功的顶峰，他却敏锐地看到了繁华背后的虚无。他看着雪地上的泥泞，想到自己和弟弟的命运，就像那两只在寒冬里不得不振翅高飞的孤雁，虽然在泥地上留下了脚印，但狂风一吹，雪花一落，谁又知道下一步会飞向哪里？
兄弟对答
要彻底读懂苏轼这五十六个字，不能只看他的诗，还得看看他弟弟苏辙写给他的信。
在苏轼写下这首诗之前，苏辙写了一首《怀渑池寄子瞻兄》，寄给了正在路上的哥哥：
“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归骑还寻大梁陌，行人已度古崤西。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题。遥想独游佳味少，无言骓马但鸣嘶。”
苏辙在诗前留下了一行非常重要的自注：“昔与子瞻应举，过宿县中寺舍题其老僧奉闲之壁。有此诗。”
在这首诗里，苏辙向哥哥透露了两个非常有趣、甚至有点尴尬的细节。
先说一个有意思的。苏辙在诗里自我解嘲地写道：曾为县吏民知否？原来，在嘉祐二年，也就是兄弟俩刚考中进士的时候，十九岁的苏辙曾被朝廷任命为渑池县的主簿。主簿是个负责掌管文书、簿籍的九品基层小吏，俗称师爷。
虽然苏辙后来因为要准备制科考试，实际上并没有去渑池县衙报到上班，但这件事情在当时成了兄弟俩之间的一个笑谈。苏辙自己也觉得挺幽默：我这个当年的渑池县主簿，这里的百姓到底知不知道啊？
更关键的是苏辙在诗里流露出的那种无法掩饰的焦虑和担忧。他写道：共道长途怕雪泥。
这里的雪泥，表面上指的是崤山古道上难以行走的泥泞道路，实则暗指了前方充满未知与险恶的官场仕途。那一年苏辙只有二十三岁，虽然同样通过了制科考试，拿到了第四等，但他对即将开始的官僚生活，内心充满了年轻人特有的迷茫和恐惧。
他害怕未知的明天，害怕自己适应不了严苛的体制，更害怕自己和哥哥会在日复一日的琐碎公事中，磨灭了当年的才华与灵气。
对弟弟这种体制内焦虑，苏轼给出了一个硬核的回答。
弟弟害怕雪泥，觉得路途艰辛，可实际上每个人的一生，都像是一只在风雪中寻找食物的飞鸿。人在这个世界上走过的路、做过的事、留下的名声，其实都不过是飞鸿在雪地上偶然踩下的一个爪印。
雪地上的爪印是偶然留下的，飞鸿下一秒会飞向东方还是西方，也是偶然的。既然生命中的一切相遇和离别、得到和失去都是偶然的，那又何必为了未知的明天而焦虑呢？与其在害怕中不断内耗，不如坦然接受这种无常。飞鸿飞翔的时候，难道会因为害怕在雪地上留下爪印就拒绝落地吗？
这种回答，透着苏轼骨子里的那股劲儿。他把弟弟心中沉重的包袱，轻轻地抖落掉了。
青色官服下的负重前行
苏轼诗里最让人感到画面感十足的，莫过于最后一联：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很多人读到这里，会觉得这只是一种文学上的夸张。苏轼可是制科三等的大天才，朝廷的大红人，怎么至于混到骑着一头瘦驴、在雪地里狼狈不堪的地步？他为什么会感到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疲惫？
这就得说说宋代复杂得要命的文官制度了。
根据《宋史·职官志三》的记载：
“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
大宋官制的设计，把一个官员的身份拆分成了完全独立的三部分。
先说官，也就是寄禄官。这个官只是一个虚拟的头衔，用来决定官员每个月能拿多少工资、穿什么级别的衣服，但不需要去这个部门上班。
再说职，比如昭文馆大学士、龙图阁直学士之类，是一种极高的荣誉，只有文学侍从之臣才能拿到，是身份的象征。
真正干活的叫差遣，比如知某州、签书某公事，这才是官员的实际工作岗位。
来看看苏轼去凤翔赴任时头上戴着的完整官衔：将仕郎、守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
用大白话解释就是：将仕郎是他的散官，从九品下的最底层虚衔；大理寺评事是他的寄禄官，正九品，工资就按这个标准发。加一个守字，是因为他实际的资历和散官级别比寄禄官还低，属于低阶官员代行高阶职务。
而他真正需要去干的苦活累活，则是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简称签判。
签判是个什么角色？在凤翔府，知府是老大，通判是老二，苏轼这个签判就是府衙里的第三、第四把手。每天的工作就是帮知府处理各种琐碎的地方政务、审批各种公文账目。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个去基层干苦力的搬砖人。
再来看看苏轼当时的装束。根据《宋史·舆服志五》的严格规定：
“宋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其制，曲领大袖，下施横襕，束以革带，幞头，乌皮靴。”
苏轼当时只是个正九品的低阶官员。所以在风雪交加的崤山古道上，他不能像高级官员那样穿着华丽的紫色或朱红色公服，手里捧着显示身份的银鱼袋。他必须穿着一身最朴素的青色公服，袖子极大、领子是圆的，下摆有一道横襕。头上戴着沉重的铁胎平脚幞头，脚上踩着一双沾满泥泞的乌皮靴。
顶着这么高级别的学术光环，却干着最底层的脏活累活。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个人的才华再耀眼，也必须按照制度的轨迹慢慢运转。身体上的劳累加上精神上的落差，才是路长人困最真实的写照。
选海泥潭
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苏轼好歹还是制科三等出身，一出道就是京官，前途不可限量。那些考不上制科、只能走普通流程的读书人，面对的又是怎样的世界呢？
如果把目光投向那些在官场最底层苦苦挣扎的普通官员，就会明白苏轼诗里那种无常之感，绝对不是无病呻吟。
在宋代，文官集团内部存在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鄙视链。除了像苏轼这样通过制科考试直接特授京官的极少数幸运儿之外，绝大多数普通进士，以及通过各种关系荫补当官的人，都被归为选人阶层。
选人，就是最基层的公务员。
当年苏辙被任命的渑池县主簿，就是选人中最末等的一种。在宋代，一个普通人想从选人熬成京官，俗称改官或脱选，难度不亚于再考一次状元。
根据《宋史·选举志二》的记载，选人想要晋升，必须经过非常繁琐、苛刻的磨勘制度。必须在基层干满好几任，每一任都要拿到优秀的考语。更关键的是，还必须找到好几个有分量的高级官员联名写信保举。
在漫长的等待中，普通选人可能要在穷乡僻壤熬上十几年，甚至一辈子都无法改官。在那个庞大的官僚泥潭里，底层的凡人们随时都有可能被命运的风浪打翻。
关于低阶官员的生存现状，北宋理学家邵雍之子邵伯温，在笔记《邵氏闻见录》里记录过一个特别真实、也特别残酷的故事：
“嘉祐中，有李殿丞者，知济源县，魏广者主簿，汜水人。二人素相好……监司以燕会数，俱罢归故官。广先去，李饯于东门席上，赋诗有曰：‘今日不知明日事，人情反复似车轮。我今自是飘萍客，更向长亭作主人。‘”
济源县的主簿魏广，和苏辙是同一个级别的基层官员。他和县令李殿丞关系非常好，平时经常在一起聚会喝酒。结果，这件事情被上级派来的监司发现了。
在宋代，为了防止地方官员拉帮结派，朝廷对官员之间的私下交往限制得非常严格。就因为私下多聚了几次餐，魏广和李殿丞直接被朝廷免去了现有的职务，打回原籍。
在送别的宴会上，看着同窗好友被无情罢官，李殿丞写下了那句让人心碎的诗：今日不知明日事，人情反复似车轮。
今天还是前途无量的县令，明天就有可能因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被砸碎饭碗，变成流落天涯的飘萍。这种随时会被命运剥夺一切的不安全感，才是当时宋代基层官场的普遍心态。
苏氏兄弟之所以能写出“雪泥鸿爪”，是因为他们不仅看到了自己的疲惫，更亲眼看到了无数个像魏广一样的普通人，在冰冷的国家机器和无常的命运中，被轻易地碾碎、抹去。生命在体制和时间的双重夹击下，就像那面受潮剥落的泥墙，根本留不下一丝痕迹。
生涯随缘
那么，面对这种无法逃避的虚无和无常，人到底该怎么活？
与苏轼同时代的北宋大儒邵雍，在他的《随缘吟》里，给出了另一种同样是五十六个字的回答。这首诗和苏轼的“雪泥鸿爪”一起，构成了宋代读书人的精神避难所：
“得路青霄正好冲，休贪粮稻恋深笼。要无为后须还朴，好自由时莫厌穷。百计用心终上错，一场大梦到头空。生涯澹澹随缘过，未肯将身入彀中。”
如果说苏轼是用特别空灵的意象描绘出生命的无常，那邵雍就是用大白话，直接扯下了功名利禄的遮羞布。
邵雍打了个比方：那些在官场里拼命钻营、为了升官发财机关算尽的人，就像是一只为了几粒稻谷、甘心钻进笼子里的飞鸟。自以为得到了高官厚禄，得到了青霄得路的快感，其实不过是把自己关进了更深、更冷的牢笼。
他说：百计用心终上错，一场大梦到头空。
世人算计了一辈子，争夺了一辈子，到头来发现命运这盘棋，从刚开始就走错了。当死亡来临的那一刻，所有的权势、财富、名声，不过是一场荒诞的大梦。
既然人生的终点注定是虚无，那唯一的解药就是随缘。用一种淡淡的态度去过日子，不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主动送进欲望和体制的圈套里。
对这种随缘的哲学，年轻时的苏轼或许只是在理智上理解，而到了他的晚年，他用自己的一生做了注脚。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六月，六十六岁的苏轼在经历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惠州流放、儋州吃蚝，几乎九死一生的政治风暴后，终于等到了朝廷的赦免，奉诏北归。
在路过京口时，已经病入膏肓的苏轼给朋友写下了一封信。这封信被同时代的赵彦卫记录在《云麓漫钞》中：
“东坡先生既得自便，以建中靖国元年六月还次京口……独恨九年之间，学不益博，文不益进，以此负门下。然古人有闻之而不言，能之而不为，存之而不论者，窃尝留意焉，未若面得之也。请俟它日，仰叩绪余论。”
在这封近乎临终遗言的信中，苏轼坦言，自己被流放的九年里，学术没有变得更渊博，文章也没有写得更好。但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古人那些关于放下、超脱、无为的哲学，以前自己只是在书本上读过、在嘴上说过。
而在经历了这一生的颠沛流离后，他终于“面得之”了。
“面得之”，就是用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亲自去证悟了那些真理。他不再是那个二十六岁在渑池泥墙前带着感伤写下“雪泥鸿爪”的青年，他已经把自己活成了一面可以随时剥落、却无怨无悔的墙壁。
现代学者钱锺书先生在评价这首诗时说过，雪泥鸿爪是苏轼最有名的譬喻之一，苏轼批评吴道子的画时曾说过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两句话也许可以现成地应用在他自己身上，概括他在诗歌里的理论和实践。
清代评论家纪晓岚在《纪批苏诗》中也发现，这首诗有一种“撒手游行之妙”。苏轼在探讨如此沉重的生命无常时，没有声嘶力竭地痛哭，而是像一个在天地间自由漫步的旅行者，轻轻一挥手，就把苦难化为了风中的雪花。
即便是在偏重苦涩之美的桐城派学者方东树眼里，这首诗被批评为过于“流易”，但这种语言上的极度流畅自然，恰恰是它能跨越阶层与时间、成为千百年来国民级治愈良药的根本原因。
能直击心灵、人人皆可共鸣的大白话，比晦涩玄奥的哲学概念管用得多。
老达子说
公元1101年，苏轼在常州逝世。当年渑池僧舍里的那面泥墙，连同老僧奉闲的骨灰塔，早就不知道消失在历史的哪个角落了。
苏轼这辈子，从二十六岁在泥墙前写下那五十六个字，到六十六岁在常州闭上眼睛，四十年间被贬了四次，流放了三次，差点死在乌台诗案里。可他从来没用这五十六个字给自己开脱过。
飞鸿不需要知道自己飞向哪里，它只需要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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