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安娜｜史以物证：物品如何帮助我们书写早期现代史|世纪|何安娜|史以物证|文化史|现代史

2026年4月24日下午，英国华威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荷兰莱顿大学亚洲艺术讲席教授何安娜（Anne Gerritsen）应邀在复旦大学元·创中心为师生带来了题为“史以物证：物品如何帮助我们书写早期现代史”（The Object of History: How Things Can Help Us Write Early Modern History）的精彩讲座。讲座由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刘朝晖教授主持。

何安娜教授长期深耕明清中国史研究，核心研究方向聚焦物质文化史、全球贸易及中国与世界关系，是国际全球史与物质文化史研究领域极具影响力的顶尖学者，并荣任英国国家学术院（British Academy）院士、欧洲科学院（Academy of Europe）院士。本次讲座是她与佛罗伦萨欧洲大学学院乔治·雷诺士（Giorgio Riello）教授合作撰写的同名在研著作的首次公开成果分享。何安娜教授指出，这项研究旨在探讨物质文化对早期现代全球史研究的价值，并指出了贯穿始终的三个核心问题：第一，我们如何利用对物品的研究来解决历史学议题？第二，物品能够如何帮助我们书写早期现代的全球史？第三，通过物品的研究，我们能够揭示出人与物之间怎样的深层关系？

讲座开篇，何安娜教授便明确了本研究的时间范围为1400-1600年，即西方史学界所称的“早期现代世界”（early modern world）。在这一时期，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宏观变化：其一，全球多地同步出现经济增长浪潮，物质生产规模显著扩大，商品的生产、流通与消费体量实现了跨越式扩张；其二，个体自我意识在全球范围内同步兴起，个体、自我的重要性首次在全球多地达到了甚至超越了社群的重要性，社会的价值导向从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外向型导向，逐步转向以私人体验为核心的内向型导向，自我成为情感表达与身份建构的重要场域。意大利学者雷娜塔·阿戈（Renata Ago）曾指出，在17世纪时的罗马，人与物关系出现了重要转变，即商品生产规模的扩大、物品持有量的增加，非但没有消解物品的意义，反而推动人们为物品赋予了更丰富的个性化内涵。但何安娜教授强调，这一转变早在 1400-1600 年间便已在全球范围内出现。

基于这一前提，何安娜教授提出了本次讲座的核心追问：物质文化与物品研究能否为我们印证这一社会变迁？我们能否通过物品，看到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从社群本位向个体本位的转变？她对此做出了肯定回答，即在1400-1600 年的早期现代世界，人们已经越来越多地通过物品来彰显个体性，表达自我意识、抒发自身情感。物品从承载社群集体价值的载体，逐步转向成为个体表达自我、建构身份、寄托情感的重要媒介。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何安娜教授通过来自全球不同地区、不同文明、不同社会阶层的器物案例，完整呈现了早期现代世界人与物关系的转变轨迹。

首先，她以墨西哥瓦哈卡州阿尔班山出土的、年代约为1400年的米斯特克黄金饰品为核心案例，确立了探讨人与物关系转变的原始参照。这件器物是墓葬中的祭祀礼器，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祭祀祖先，维系整个社群的凝聚与福祉。尽管这是独一无二的单件手工制品，但其价值与意义完全依附于社群集体，而非任何独立个体，它代表了早期现代之前以社群价值为核心的典型物品形态。

推动物品从承载社群价值向彰显个体价值转变的核心驱动力，则是物品的大规模生产。何安娜教授接着以一件明万历时期生产的福建漳州窑青花丹凤朝阳图盘为例，还原了16至17世纪全球商品贸易的图景。在早期现代时期，以中国瓷器为代表的全球商品生产规模大幅提升，商品不再由精英阶层专属，普通民众也能获得与使用，由此形成了层级丰富、高度分化的全球消费市场。

当标准化的量产商品变得普遍易得且充斥市场，人们便产生了强烈的个性化需求，通过改造、定制、甄选特定物品，赋予其区别于大众商品的独特性，以此彰显自身的个体身份，实现与他人的区隔。换言之，大规模量产非但没有消解物品的个性化意义，反而反向催生了更为强烈的物品个性化需求。

何安娜教授随后以三组器物论证了精英阶层如何率先通过物品实现个体身份彰显与社会区隔。第一组案例是日本室町时代的漆制胴丸兜头盔，它造型夸张、装饰繁复，完全不具备实战功能。其核心价值在于仪式化表达，让佩戴它的大名可以被快速识别。因此，原本用于防护的盔甲被改造为个体身份的视觉符号，实现了物品与个体身份的深度绑定。第二组案例则是奥斯曼帝国苏莱曼大帝的定制珠宝头盔，其功能逻辑与日本头盔一致，同样通过极致的定制化器物来彰显最高统治者的个体权威，是精英阶层借助物品实现个体表达的典型范本。在第三组案例中，何安娜教授以安特卫普生产的威尼斯风格玻璃、意大利生产的土耳其伊兹尼克风格陶瓷、荷兰代尔夫特生产的仿中国风青花瓷为例，指出除物理层面的定制化改造外，精英阶层还会通过选择特定产地、特定风格的物品来赋予自身独特的身份标签。即便并非原产地的仿品，也能够通过与特定产地、特定文化的符号绑定，获得独特的身份内涵，成为精英阶层实现社会区隔、彰显个体品味的重要载体。

何安娜教授同时也强调，物品的个性化表达并非精英阶层的专属特权，普通民众同样能够通过日常物品实现个体性的彰显与自我建构。对此，她先以印度莱帕克希维拉巴德拉神庙天顶上的“湿婆与帕尔瓦蒂婚礼”主题壁画为例。画面中的侍女群像均为普通阶层女性，但创作者以高度个性化的方式呈现了每一个人物，使每位侍女都拥有独一无二的发型、配饰与服饰纹样。这说明在16世纪的印度社会，即便在普通民众间，个体性的表达也已成为重要的社会共识，而服饰、珠宝这类日常物品，正是普通民众表达个体性的核心载体。此外，何安娜教授又以货贝在非洲约鲁巴地区的流通与使用为补充案例。这种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流通的标准化普通商品，传入非洲后深度融入了当地的仪式实践，被普通民众赋予了个性化的精神内涵，成为个体自我表达的符号。两个案例共同表明，人与物关系的个体化转向，早已渗透到早期现代社会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最后，何安娜教授以两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展现了早期现代世界中，个体自我最直接、最极致的物质化表达。第一个案例是佛兰芒女画家凯瑟琳娜·凡·赫默森（Catharina Van Hemessen）的自画像。作为 16 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极为罕见的女性画家自画像，作品不仅还原了创作者的外貌，更在画面中留下了明确的铭文，直接宣告创作者的个体身份，彰显了女性创作者的职业身份与独立的个体意识，是早期现代时期个体自我通过物品进行直接、明确自我表达的极致范本。另一个案例则是16 世纪晚期莫卧儿王子赠予比卡内尔王公的长袍。传统史学中，这类丝绸长袍常被视为帝国彰显政治权威的外交符号。相关学者研究却发现，这件长袍的纹样为一对男女对视的亲密人物图案，且工匠在缝制过程中刻意将其置于服装的视觉中心。由此这件贴身衣着超越了纯粹的政治外交属性，成为连接赠予者与接收者私人情感、个体关系的专属载体，是公共政治物品走向私人化、情感化与个性化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