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斯文”以科举八股与道学为核心，二者的兴盛使得“斯文在兹”的内涵需要重新诠释。一方面是传统斯文的沦丧，另一方面是士大夫业余精神勃兴、工匠地位提升、士商互动加强、商贾知识人崛起促成的“新型斯文”的日渐成形。
“斯文在兹”的重新诠释
文：陈宝良
科举八股之学与道学是明代“斯文”的两大重心。随着科举之学与道学的兴盛，明代斯文有趋于鄙俗化的倾向。随之而来者，则是“斯文在兹”得以重新诠释。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察：
其一，儒之鄙俗化。对此，明人谢肇淛已有敏锐的观察。经他的考察可知，明代的儒者已经开始分化为三类：一是有些儒者为贫贱所驱迫，才发愤读书，目的在于获取科第，借此“以明得意”。二是有些儒者一旦获取科第，志愿已毕，自揣难以超越他人，于是倡导道学之说，或提倡“良知”，或主张“止修”，学说固然有异，但终究不过是拾纸上之唾余而加以刻画妆饰，自以为奇，借此欺世盗名。三是流为“老学究”，有些儒者自童年时学习经义八股，到白发时尚孜孜不已。名义上获取了生员（俗称秀才）的身份，以便与普通民众有所区别，实则不过是一群妄意求福的愚庸之人而已，对于儒家之道，甚至并无“仿佛梦见”。
明人李乐之说，可以作为谢肇淛说法的佐证。按照传统的观念，就学问而言，唯有通天、地、人之学，方可称为“儒”；就行为实践而言，只有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之辈，方不负儒者的称号。
事实却是，正如孔子所言，儒者亦有君子儒、小人儒之辨。所谓“小人儒”，当然不是寻常之人，但终究难以割断利名念头。李乐认为，秦始皇之“坑儒”，所坑者并不全是泛泛读书之人，恰好是这些“小人儒”。他们非议先王之道，诋毁朝廷之政，自以为高论，借此惊世骇俗。
按照李乐的看法，到了明代，诸如秀才、医生、卜筮之人，尽管头戴儒冠，动辄自称“贫儒”“寒儒”，鄙薄他人为“腐儒”“迂儒”“俗儒”，实则已经失去了儒者的本性与风采，属于秦始皇“不屑坑”之人。
其二，科举盛行的结果，致使读书人不学无术，最终导致“斯文”不“文”。明代的官员大多属于科举出身。这些凭借科举出身而出仕的官员，即使是占据高位的官员，亦不乏不学无术之辈。
如内阁大学士郑以伟喜欢读书，然“票拟”非其所长。一次，他看到奏疏中有“何况”二字，误以为是人名。于是，奏疏票拟旨意道：“何况着按抚提问！”为此，遭到崇祯帝的驳改。又一日，当票拟旨意时，悬笔良久，不能下笔，遭致大学士周延儒等人的哂笑。郑以伟叹道：“吾富于万卷，而窘于数行，致为后生所藐。”无奈，只得挂冠而去。
崇祯十年（1637），安庆生员蒋臣向崇祯帝进呈《皇明荐举考》，给事中张绍先亦有《荐举考》，均有“《宝训》诸书采集成帙，事系陈言”等语。语中所谓“陈言”云云，指的是“条陈”之“陈”。当时的内阁大学士不解其义，轻率道：“《宝训》称系陈言，殊欠敬慎，张绍先等着议处。”可见，将“陈言”误解为“陈腐”之“陈”，导致“传者笑之”。
此外，崇祯年间，吏部尚书徐石麒等人上疏，请求封于谦后人为伯。这份奏疏由御史黄澍起草。疏中有“与寿亭侯比烈”，又有“都城隍之号空悬”之说。殊不知，上面两说，大有误解：一则关羽封号“汉寿亭侯”，其中之“汉寿”为封邑，而“亭侯”才是封爵，“寿亭侯”明显属于误称；二则所谓“都城隍之号空悬”云云，不过是齐东野语而已，岂可见于上告之奏疏？黄澍亦曾替左良玉起草奏疏，其中有“改谥思宗，是以先帝为不足思”之语。其实，黄澍根本不知“思宗”之“思”，乃谥号之义，而非“思不思”的意思。
大臣不学无术如此。至于下层官员之无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嘉靖年间，有一位新进士，出任推官一职。此人性格极其执拗。一次，将贾岛“推敲”一词念成“吹敲”。有人纠正道：“‘推敲’之‘推’，应念‘颓’字音。”这位进士道：“这等说，我做的是‘颓官’。”又有一位县丞，不识字，凡是买一物，即在簿子上画上此物之形。一次，知县过来，正值县丞不在，展簿视之，责怪其所为，于是每行用朱笔直接抹去。县丞回来后，见此怒道：“你衙内买红烛，如何也记在我簿上。”
官员之不学无术，也不能全怪他们。因为在“官可卖”的制度安排下，有些官员并非全是科举出身，而是借助于钱财买入，一旦输粟塞下，所获的官位可以高至“列卿”。即使是科举出身的官员，也多抱着一种“悠哉游哉，可以卒岁”的想法，仅通章句，即可出仕，无须“邃学”。出仕之后，只要能在文书上署名，“苟积岁月，可以致贵”。
其三，斯文日趋沦丧。众多的史料记载显示，明代的士人之志，不再是“闻道”，而是追求富贵。
有一则笑谈记载，有四人各言其志。一人道：“吾愿腰缠万贯。”一人道：“愿为扬州刺史。”一人道：“愿跨鹤仙游。”最后一人道：“吾志亦与诸君不殊，但愿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耳。”在这则笑谈后面，冯梦龙评论道：“余观今人口谭贤圣，耽耽窥权要之津；手握牙筹，沾沾博慷慨之誉。”由此可见，明代谈圣贤之学的学者，内心所求，仍然不脱名、利二字。
更有意思的是，历代相传的《劝学诗》云：“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诗中所言，在于劝诫读书士子，只要勤学、读书，自可立身，甚至获取富贵。然明代成化年间御史冯徽因事而谪戍，导致他不得不改易《劝学诗》，道：“少小休勤学，文章误了身。辽东三万卫，尽是读书人。”这当然是一种愤激之言，但也足以说明如下事实：文章同样可以“误了身”。在辽东三万卫地界上，尽是遭受谪戍的“读书人”。在专制皇权时代，为官同样也有诸多风险。这就导致一些官员不得不追求奉迎于上的巧术，“巧宦”随之应运而生。
明代斯文的堕落，可以从士大夫的“名利心”加以考察。首先，就“名心”而论，明代的士大夫大多功名心太重。
贾继春与钱谦益堪称功名心太重的典型。贾继春此人，功名念头甚重。早年，因上疏请求优待李选侍，而为东林人士所斥。其后，悔而求用，更是反复无常，忽而支持浙党，忽而又替东林说话，茫无定向，一切以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作为出发点。
至于钱谦益，同样功名念头很重，尤其是入阁一事，更是成为他政治生涯中的一大心结。在弘光朝时，马、阮当政，阮大铖允诺钱氏入阁，但前提是必须上疏纠劾复社人士侯峒曾、夏允彝。为了入阁，作为东林人士的钱谦益，不惜答允阮大铖，写就纠劾侯、夏的疏稿，只是很快弘光朝覆亡，疏纠一事最终未成。
为了保持自己的官位乃至晋升有望，有些官员甚至不惜向权监献媚，士风随之澜倒。如成化年间，吏部尚书尹旻，曾向太监汪直下跪。更为甚者，官员求见汪直，趋走唯诺，叩头半跪，一如仆隶。当时谚语云：“都宪叩头如捣蒜，侍郎扯腿似烧葱。”正德年间，有一位大臣谒见权监刘瑾，投刺时，自称“门下小厮”。
其次，就“利心”而论，在明代官场，贪墨成风。嘉靖年间，严嵩父子，聚贿渔猎，被京师之人戏称为“钱痨”。正如赵山人所云，官场墨吏的行为一如“娼家”一般，从最初的“存些廉耻，掩房避人”，直至“径在大路上，青天白日淫媾，全不怕人看见”。贪墨之极，更是取人不遗锱铢，而己之所有，分毫不舍。古称：“一介不与，圣人之道也。”对于那些贪墨之吏来说，尽管自小读圣贤之书，但最多学会“半边圣人”而已。
进入仕途的官员如此，至于那些尚未入仕的国子监监生、府州县学校的生员，同样也是如此。“儒蠹”一称的出现，即为最好的例证。所谓“儒蠹”，实则属于“貌儒心非”或“言儒行异”之人。按照儒家的传统与明朝立国之初的规矩，“士不可得而卖”。这无疑是为了保持作为统治精英的“士”阶层的纯洁性。自明代中期以后，纳粟入监的出现，导致国子监监生的来源日趋混杂。
正如史料所揭示：“市侩富而列胄齿者，佩觹而翱翔；身为徒隶罪人也，网疏而钱通，盘辟雅步而为上舍耳。”换言之，奸徒从容身于“狱市”，转而变为容身于“太学”。这显然是一大斯文转向。市侩、徒隶罪人大量涌入监生队伍，势必会对国子监的学风、士风造成诸多不良的影响：游闲之人，“饬而首，纵博塞，招摇而驰骛”；有心计之人，“废居居邑”；乖巧之人，“游公卿之门，关说为权利”。随之而来者，则是“儒滥于下”，成为天下的大蠹。
换言之，地方府州县学校的生员，不再是那些“国之秀民”，即使是“奴仆下材，胥商贱质”，同样得以侥幸进入地方学校，头戴儒冠，滥竽充数于士人之列，进而成为不农、不工、不贾的“惰民”。正如史料所言：“古之游民，大半皆驵猾；今之游民，大半皆儒生。”
传统斯文的沦丧，预示着一种新的斯文行将来临。揆诸明代社会史的演进，无疑出现了两大转向：一是“缙绅余技”之风的盛行、士大夫业余精神的勃兴，以及“技即道”之论的兴盛。随之而来者，则是工匠职业精神的崛起，以及工匠地位的提升，甚至与士大夫平起平坐。二是“弃儒就贾”或“弃贾就儒”之风的流行，士人与商人之间出现了一种互动的迹象。随之而来者，则是商贾知识人的广泛出现。
工匠、商贾原本属于职业人士，位列“四民”之末。明代中期以后，一方面，工匠、商贾日趋职业化，其职业精神受到传统士大夫的首肯；另一方面，工匠、商贾的业余精神日趋活跃，借助于丰富的儒家经典知识与娴熟的诗文技巧，主动与文人士大夫交游。
换言之，工匠、商贾已经成为一种崭新的知识人力量而活跃于晚明的历史舞台。进而言之，在士大夫与普通知识人之间，逐渐开始角色转换。士大夫具有一种业余精神，试图通过业余知识的学习，从而拓展自己的知识结构；普通知识人同样具有一种业余精神，试图借助儒家经典知识与诗文技能的学习，从而获得与士大夫交往的机会。这种各自角色的转换，实则是为了在知识话语体系中取得一种平衡，进而使传统的士大夫与职业的知识人之间，具有一种知识与话语对话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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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在兹：明代知识人画像》
陈宝良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4月
本书是明史专家陈宝良社会文化史全新力作，以“斯文”嬗变为主线，精细地勾勒出了明代社会从传统士大夫到多元知识人的群体转型。作者不仅深入剖析乡先生、文人、名士等士人主体，而且将目光投向商士、工匠、儒医、女郎等知识人群体，细致梳理了明代知识如何从儒家经典拓展至百工技艺，文化权力如何从少数士大夫下移到更多掌握专业技能的群体之中。书中重塑明代知识人形象，比较全面地展现了明代的知识版图，揭示出深层的社会结构变迁，对我们理解明代乃至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化动力与内在转型极具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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