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来不是去烧曹宅的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三千多名大学生从学校出发,要去东交民巷找美国公使说理,他们手里拿着请愿书,想请外国帮忙向中国说话,不要让山东交给日本,结果到了使馆门口,被外国巡捕拦住,说不准进入,那个地方是北京最核心的地段,中国人反而成了不该进入的人,大家一下子被惹火了有人当场喊了一句“曹汝霖家就在附近”,队伍就转了个弯,直接往赵家楼去了,没人提前打算烧房子,就是心里有气,觉得总得砸点东西才能解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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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拒签《巴黎和约》不是良心发现

九月七号签巴黎和约,中国代表团住在寓所里准备签字,可门外突然围了一万多人,全是旅法的华人和留学生,他们举着“签字者死”的横幅,有人还带着刀,团长陆征祥原本准备去签字,听说这事马上装病躲进医院,最后没去成,日本、印度那时候也派代表去巴黎诉苦,但人家守规矩,结果什么也没得到,中国这次靠的是人多加上狠话,硬是把政府逼得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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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真正起作用的是工人阶级

真正让北洋政府改变态度的,不是学生们罢课一个月这件事,而是六月五日上海工人突然一起停止工作,先是纱厂的五千人放下活计,接着铁路、码头、电车、印刷厂都跟着停下来,十万人一停工,整座城市几乎没法运转,政府这才着急起来,六天之后,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人同时被免去职务,学生可以关起来,工人却不能饿肚子。以前镇压学生说是维持秩序,现在几万人不干活,税收不上来,军饷发不出,连警察都没饭吃。事情就这么一步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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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琢磨历史的事情,觉得它像一条长河,把过去和现在连在一起,人们经历的事、说过的话,慢慢堆积起来,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历史教会我们理解生活,明白事情怎么变成这样,也让我们看到人的选择带来什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