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一定阅历的观众，很容易能从最近大热的“荒诞悬疑剧”《低智商犯罪》里看出早年的现象级国产片《疯狂的石头》的影子；视野再广一点的观众，还能指出《疯狂的石头》的框架，其实化用了英国黑色喜剧名片《两杆大烟枪》——所以也可以将《低智商犯罪》看成是这一脉的延续与发展。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疯狂的石头》和《两杆大烟枪》都是不到两小时的电影，《低智商犯罪》则是一个长达24集的长剧——也就是说，两者所要遵循的叙事逻辑和需要克服的难度，其实很不一样。
具体而言，这三个故事的共同点是什么？我在各种评论中见到最多的字眼是“巧合”。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通常会尽可能避免靠巧合推动，或者将“无巧不成书”的额度只用在最关键的情节点。那么，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并且走到极致，会呈现什么样的局面？这三个故事给出的答案是，你可以把巧合一环扣一环地编织成一张叙事大网，最后形成闭环；巧合的叠加不仅具有功能性，更重要的是形成一以贯之的特定风格；在这类故事的建筑结构里，巧合既是一砖一瓦，也是有效的黏合剂，更是点缀立面、体现审美的铁栅与花窗。
相形之下，电视剧需要撑满的时长是电影的十倍，必然需要驾驭一栋规模更大的建筑。原本可以通过快节奏一笔带过的细节，也会被那些在大厦中闲逛的观众，看出这样那样的破绽。实话实说，我在看完前五集《低智商犯罪》时，真心替编导捏一把汗，就怕观众走到一半就被循环使用的套路耗尽了耐心，一扭头便弃楼而去。
好在紫金陈的小说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撑起了故事大厦的地基和柱石。在小说《低智商犯罪》中，作者首先给三江口搭建了一个传统而工整的警匪片的框架，猫鼠游戏的两边分别是警方（省城派驻的警察局长张一昂）和三个犯罪团伙（富商周荣，倒卖文物的朱亦飞和洗钱的梅东），主线是双方在侦破多桩大案要案（干警卢正与叶剑之死，旨在行贿土地管理官员的文物交易，跨境洗钱以及李峰连环命案）的过程中展开的博弈与对峙。说得简单一点，上述线索是构成三江口生态结构的“常量”。
让全剧带上荒诞喜剧色彩的关键，在于安排“变量”闯入这个传统框架，从而搅乱常量的常规套路。在《低智商犯罪》里，这样的变量不是一组而是两组，分别是方超和刘直，小毛和夏挺刚。他们并非上述各方势力的成员，而是江湖边缘的“野生”人物，出于种种原因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战局，使得常量与变量之间的误打误撞，能够呈现出多种排列组合的可能。
二
在我看来，从小说到剧本到实拍到定剪，《低智商犯罪》至少做对了三件事。
第一件，就是尽可能保留了原著的结构框架和人物关系，只删除了极少量次要人物（比如周荣的叔叔周卫东，从而节省了联想空间过于晦涩的解释成本）；与此同时，尽可能利用这个框架，发展出更为合理有趣的枝蔓，将环形网状结构所传达的荒诞感渲染得更瓷实。
比如说，在小说中，最后拿捏周荣的把柄是记录其罪证的U盘，这个细节到了电视剧，被改成朗博文的手机——手机里有一段视频记录了卢正车祸的“真相”。这一改动，不仅照顾到了时代感，而且带出了一串“细思极乐”的荒诞细节：在阴差阳错之下，手机被接连易手，但没有人能解开密码，看到里面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于是，由此产生的连环误解，无形中放大了各路诸侯“做贼心虚”的本质。这样一来，叠加的巧合被盘活成更为高级的、超越巧合的“内核”，可以算是本剧改编的一处神来之笔。
再比如，小说原先安排两组“野生贼”偶遇，同款行李箱调包，这个套路比较常见。而到了电视剧的19集，方超与刘直将车开到加油站，人民币用尽，箱子里的一百万美元无处兑换，于是两人气急败坏地下车论理，旋即连车带钱都被“黄雀在后”的夏挺刚和小毛开走。在这里，不仅“换车”比“换箱”更能激发强烈的视听语言，而且像“美元为什么没法在中国用”的梗自带笑点。再往里想一层，人物守着一箱子钱却身无分文的困局，与上面一段中“自以为拿到对方的把柄却不知道把柄究竟是什么内容”的窘境，形成了饶有趣味的呼应。
三
《低智商犯罪》做对的第二件事，就是处理多条线索的信息分配时，始终有条不紊。这一条看起来不难，但国产剧能解决好这个技术问题的其实并不多。多线并行时，既要保持每条线索叙事的连贯，故事的视角又得在各条线索之间来回切换。剧中多次出现两条以上的线索先分再并再分的情况，节奏没有掉，线头没有乱，转场也并不突兀，始终能做到让观众保持往下追的兴趣，又不至于太过疲劳。
也就是说，要达成“作案全靠撞，办案全靠猜”的低智商喜剧效果，其实需要较高的智商来把底层的技术活做得周密而漂亮。
该剧做对的第三件事，是用足喜剧手段，以较高的叙事效率，增加人物的辨识度。人物在多条线索中奔忙，最大的问题是可能被繁复的情节淹没了个性，只行使让故事疾速前进的功能。为此，《低智商犯罪》在小说原著的基础上，很费了一番功夫——尤其是有效“提亮”了几个反面角色的画像。
比如，两个“野生贼”对照组，要让观众鲜明区分，就得放大人物性格。小毛和夏挺刚的形象相对接近，人物的台词和表演主要强调的是“愣”和“傻”，用两位演员默契的表演节奏呈现“没有最傻只有更傻”的喜剧效果；相比之下，方超与刘直有更好的人设基础，小说里第一段就是方超煞有介事地纵论经济形势：
“你有没有感觉，现在的人普遍浮躁，个个都想赚快钱，到处都是陷阱和骗局？就拿手机来说吧，接到的十个电话里，九个在推销、诈骗——”
电视剧相当敏锐地放大了方超“心比天高，胸有点墨”的特质，让他在四个“笨贼”里脱颖而出，成为最不笨的那一个——相应的，与其搭档的刘直则成为最“笨”的那一个，将反差拉满。无论是方超对周荣和方庸的观察和判断，还是对社会现象的“理论总结”，抑或是为了满足影像奇观增加的变装环节，都给新人宋郁河提供了塑造这个人物的表演抓手，效果相当突出。
与此相仿，周荣（王传君）之脆弱疯狂，胡建仁（马旭东）之察言观色，方庸（谭希和）之贪得无厌，陆一波（董宝石）之一往情深（这是原著里完全没有的设定），个个生动鲜明。主创对这些人物的塑造策略，大体上都是“攻其一点，无限提亮”。也许人物难免扁平，但好在扁出了风格。在一个节奏快、线索多的故事里，这不失为一种效率很高的做法。
四
电视剧《低智商犯罪》对小说最大幅度的修改，发生在最后四集。
我认真做了对照，大体上这一部分改编策略的核心可以归纳成一句话：增加荒诞喜剧成分，相应冲淡原著中的黑色基调与现实批判烈度。坊间批评多集中于此，但我的看法略有不同。
小说里，基本只有功能性的人物陆一波和周淇均死于非命，李棚改则被小毛一榔头捶死——如此这般，凸现的当然是人在江湖命如草芥的残酷性；到了剧中，这三位都保住了性命。不过，李棚改在与小毛缠斗过程中，脚下一滑，磕到了本剧最重要的道具之一——编钟（好比《两杆大烟枪》中的烟枪），差点被误杀。这是一个有效的、不失隐喻色彩的喜剧桥段。无独有偶，朱亦飞手下的霍正，由于青霉素过敏与张一昂在医院里展开的喜剧性决斗，也成了很有娱乐效果的段落。
这样一来，基调确实是变得更温暖更光滑了，但毕竟原著本身也并不像紫金陈的《坏小孩》和《长夜难明》那般尖锐锋利。在我看来，编导抹平原著中互相冲突的元素，也不失为一种务实的选择。站在这个角度考量，结尾在交代谋杀叶剑的动机时，朗氏兄弟的关系由互害变成互爱，大抵也是沿着本剧的改编逻辑所必然产生的结果。
从21集开始，张一昂的形象有一个较为明显的转折。这个与世无争、被运气推着走的警官，第一次在一团乱麻中看到了关键点，并且据此提出利用周荣与朗博文的互相猜忌来离间他们的关系，从而夺回破案的主动权。
惟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张一昂一直挂在嘴上的“怀疑怀疑的怀疑”，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也惟有通过对警方的主动性的刻画，才能让张一昂在审讯中的台词——“你自己说出来”——不再仅仅与命运有关。如果说，小说中对群体性黑暗的揭示有其意义，那么电视剧将重心转移到挖掘个体的“心魔”，亦有其深度——可以算失之东隅，而收之桑榆。
五
这部电视剧真正让我略感可惜的，也许只有一点：编导试图加强对男一号张一昂的塑造，但好像只做了一半。
在小说原著的所有人物中，真正附庸风雅爱写诗的只有一个人——出版过诗集的贪官方庸，“诗歌”在这个人物身上行使的完全是反讽的功能。到了电视剧里，这个意象被大大加强，不仅反面人物方庸对自己的诗人身份敝帚自珍，周荣和方超也动不动出口成章；更重要的是，男主角张一昂一开场，就对着楼顶上声称要寻短见的男子，声情并茂地朗诵起了艾米莉·狄金森的《我不忍与死亡共舞》，然而，诗歌并没能阻止后者随即坠楼而亡。受此打击，张一昂一度一蹶不振。
这一幕让观众印象深刻，也留下了很大的阐释空间。
此后的二十四集，张一昂的标志性特点就是动不动诗情澎湃，破了案要念诗，破不了案也要念。然而，这些细节除了达到表面化的喜剧效果，并没有更深的延展，既没有解释第一集留下的疑问，也没有勾连男主角的前世今生。编导究竟希望通过这些细节达到怎样的文本意图——是意在反讽，还是暗示时代的演变，或者理想主义的失落？直到最后一集，我们也不知道。
我倾向于认为，编导也不知道。他们没想好该怎样利用诗歌的碎片。
如果《低智商犯罪》还有第二季（听说会有），我期待那时的编导能想好这个问题。他们可以去看看昆丁或者科恩兄弟的作品，可以研究一下《冰血暴》的台词或者《驽马》的人设。如果张一昂在下一季能再背一遍《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我希望听到他更多的，既有趣又有意味的弦外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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