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很拙，感情很真。献给童年——她给了我对生活的爱；献给亲人——她给了我爱的生活；献给网络和网络朋友——她赋予一切欢乐与意义。
时光流逝，一晃就是40年。40年，太多往事在心中飞舞，太多往事在心中尘封，太多往事在心中消散。唯有童年的岁月，刻就了生命中永恒的丰碑。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我生长的那个浙南农村还没有通电。临睡前的漫漫黑夜，全靠祖母点亮的那盏小小油灯撑着。灯光在屋子四周投下重重暗影，祖母嘴里念念叨叨，盼着出远门的祖父早日归来；母亲一言不发，手里拿着破衣服缝缝补补；大姐眉飞色舞，用极其夸张的语调为我讲着许多神奇古怪的故事。
大姐说，如今有油灯已经不错了，她幼时还见过用松树枝当火把照明呢。每到农忙季节，生产队的喇叭叫得最欢，田野里、晒谷场上，处处一片繁忙。大人们忙着挣工分，小孩乐着到生产队吃大锅饭。
那时农村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虽开始复苏并有了一定发展，但总的来说仍是贫困。我家五个兄弟姐妹，父母的负担很重。一年到头吃的大多是粗粮（如红薯、玉米等），每个星期只能吃上一两次细粮（如米饭、麦面等）。苹果、奶粉、饼干更是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品。
但一年四季，山上都有吃不完的野果：春天的野草莓、夏天的野葡萄、秋天的棠梨、冬天的野金桔，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那个味道，真叫一个绝。以至于成年以后，我穿梭在各大水果超市挑选各色时令水果时，心里想的却总是童年的野果。
我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经营家庭的理念朴素而坚定：做人要有志气，人穷志不穷。那时只有过年才有零花钱，亲朋长辈给的压岁钱充其量不过一块两块，但也不能乱花，要交给父母保管，留着来年交学费。过年时也会穿上新衣服，风光一把；平时穿的，大部分是大姐穿破后改给二姐，二姐穿破后改给小妹，我的改给弟弟。
记得小学毕业要拍照，我翻箱倒柜，最后还是穿着一条屁股上打了两个大补丁的裤子站到了镜头前。平时上课，我最怕被老师点到黑板前做题——不是怕不会答，而是怕答题时正对黑板，衣裤后面的窟窿和补丁就会暴露在全班同学面前，引来一阵窃窃私语。
过度的贫穷，造成了我过度的敏感。
每到开学，我们兄弟姐妹五人的学费便成了父母最揪心的事。借了东家还西家，还了西家欠东家。因为要供我、妹妹和弟弟上学，大姐和二姐读完初中就辍了学。从小学到初中，我的学费主要靠四个渠道：砍柴、卖冰棒、捡破烂、挖草药。
那时城里人兴烧木炭，乡下人家家户户种香菇，原料都是木柴。每到周末或假期，我总要跟父母上山砍柴。夏天，毒花花的太阳刺得人睁不开眼，我光着膀子举着砍刀，在荆棘丛生的山林里挥汗如雨；冬天，北风呼啸，天寒地冻，冻裂的手几乎举不起柴刀，但每次都咬着牙坚持到最后。
一担木柴约一百斤，能卖两元钱，我每次只能挑五十斤左右。那时我身高不足一米五，邻里乡亲开玩笑说是挑木柴把骨骼给压的——这话也许站不住脚，却从侧面说明了那些年生活的艰辛。
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小学四年级的寒假。已近年关，丘陵上、矮山中的木柴都给人砍光了，父亲只得带我爬上一座荒无人烟的高山。可高山上也无木柴，只有一望无垠的枯黄茅草，在寒风中瑟瑟摇曳。
我冷得要命，趁父亲不注意，掏出火柴点燃了一撮茅草。我只是想取个暖，却忘了这连绵不绝的枯草在风中燃烧有多危险。火势很快蔓延开来，逼得我节节后退，却不敢叫父亲。
等父亲发现时，火已烧出三四米远。他大叫一声，举起扁担，呼啦啦一阵横打直劈，终于把火扑灭了。我以为会挨一顿打骂，但父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深深地叹了口气……
另一个渠道是卖冰棒。我曾写过一篇叫《儿时的棒冰》的散文，怀念卖冰棒的经历。每年酷暑，田间地头、宅前庙后，都能看到我瘦黑的身影，背着沉重的冰棒箱，来回穿梭吆喝。那时我十一二岁，胆子非常小——人家卖冰棍是锻炼胆量，我却是为了解决学费。一个酷暑下来，我完全变成了一条黑不溜秋的小泥鳅，但学费已不再发愁。
小学附近有一家冰棒加工作坊，夏天的每个早上，只要不下雨，我都会起个大早去进货。冰棍一毛钱一根，雪糕贵一点。每次卖冰棍，吆喝得口干舌燥，自己却舍不得吃一根，为的是多卖一点钱。
有时天公不作美，明明早上晴空万里，中午却雷雨交加，一箱冰棍便全部"歇菜"；有时冷藏效果不好，冰棍化了，顾客便不再光顾。碰到这种情形，回家后我会把冰棒箱往地上一甩，伤心得不说一句话。但第二天，又若无其事地整装待发了。
还有一个渠道是捡破烂。农村的街头很少有易拉罐、塑料瓶这类废品，我往往要挨家挨户在人家后门的垃圾池里，拣些废铁块、铜电线、玻璃片什么的。有好几次，当我弯着腰蹲在地上，用一双破损的小手在充满异味的污泥堆里翻找时，冷不防就被哪家厨房窗口泼出的一盆废水淋得浑身脏臭湿冷。有时不小心，手指还会摸到锈铁钉、碎玻璃，顿时血流如注。
破烂捡取已是不易，废品加工更是艰难。好些废品如废电线，需用火烧掉外面的塑料皮，但又不能烧过头，否则铜丝表层剥落，有用部分的重量就会下降。因此点火后，我只能近距离盯着，大气都不敢透。火光和灰烬刺激得我泪水汪汪，塑料燃烧的有毒气体呛得我不停咳嗽，而我依然一动不动地定在那儿。
还有铁锁，废铜的价格远高于废铁，需得敲碎后把里面的铜块取出来，跟碎铁分别卖。为了防止铜块脱离铁体后滚走，左手要始终夹紧铁锁，右手举着铁锤慢慢敲打。尽管我小心翼翼，仍有三四次，扬起的铁锤一下砸到左手指上，痛得我满地打滚。
有一阵子，田间地头的一种草药非常吃香，药商四处收购。我为多了一条收入来源高兴万分，每天放学回家就到田埂边挖掘采摘，拿回家洗净晒干，按斤论价。
有一回，我抱了一大捆草药刚进家门，姐姐大喊“赶紧扔了”——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已把草药甩到一边。只见草药堆里哧溜爬出一条竹叶青，通身透绿，仰起脖子，吐着毒气。如今三十年过去了，这条竹叶青仍然盘踞在我青涩的童年记忆里，不曾离去。
那时候，我虽然在教科书里“邂逅”了达·芬奇，却不知道他“在苦难中谱写欢乐”的人生。我只知道，当我从买家手里接过几张薄薄的纸钞，感觉下学期的学费有着落时，心里就会涌起一阵热血似的感动与满足。
应该说，父母从来没有在意过我的学习方式。在他们看来，好孩子就是每天放学后给家里做好饭、喂好牲畜；每天早上起床后拾一大箩筐猪粪积肥；周末把牛赶到山上吃草，跟他们上山砍柴；农忙时节帮着锄草、割稻、插秧。这些才是我童年生活的主题，也是我心中“好孩子”的全部定义。
我喜欢这样——父母劳作一天回来，一边吃饭一边说笑，我心中便涌起一种成就感。我也喜欢这样——把牛赶到山头，偌大的天地只属于我一个人。看飞机从头顶掠过，看白云从蓝天飘过，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掏出老师家长不让看的武侠小说，躺在草坪上、爬到树梢上，进入刀光剑影、铁胆琴心的境界。
金庸、梁羽生、古龙和卧龙生成了我的偶像和精神食粮。《射雕英雄传》《云海玉弓缘》《多情剑客无情剑》……大量武侠小说，都是我在放牛途中读完的。
放牛还能带来一种集体的快乐。在我老家，耕田劳作全凭手工，牛是农家不可或缺的家畜，家家户户都养。放牛出发前，伙伴们会从家里带上米油酱盐，把牛赶到山头后就地取材，埋锅做饭。男孩烧火，女孩捡柴。
山上的泉水甘甜清冽，烧出来的饭菜令人垂涎三尺。结果有好几次，等我们吃饱喝足，才发现牛群早已不见了。傍晚太阳下山，忐忑不安地回家，才知道牛偷吃了人家的庄稼，免不了挨大人们一顿训斥。
但放牛做饭的乐趣足以让我们忘记一切。有时我们还到田里偷地瓜，堆起篝火烧烤。大家发誓不准走漏半点风声，谁当叛徒就拿谁是问。许是做贼心虚，地瓜外皮烧得黑熏熏的，里头却半生不熟。但谁也顾不上那么多，每个人都吃成了包公脸，还忍俊不禁。
这种生活，让我忘记了贫穷。
童年里，尽管物质生活极度贫乏，但我的精神世界里，永远有一座美丽的后花园。放学后，我会无休无止地打纸拍、滚铁环、拉弹弓、放泥炮，看小人书，玩弹珠、香烟牌、跳绳，下飞行棋、陆战棋、象棋，和同伴争得面红耳赤。周末结伴去采野果，有时忘了归途。
我还偷偷抽祖父的旱烟，被呛得几天回不过神；学着在院子角落种烟草，自制香烟；或者干脆用干枯的丝瓜藤充当雪茄，在吞烟吐雾中涕泪交零，却乐此不疲。
那时没有玩具，我便想入非非地用木材制作大刀、长剑、飞镖，还大言不惭地在上面刻上“天下第一刀”“碧血剑”“小李飞刀”之类的字样。然后在放牛的山地里、草坪上，一边对照武侠小说的招式，一边横刀竖剑摆出相应的造型。那种痴迷，仿佛坚持下去，真能练就一身惊人的武功。
为了玩警匪游戏，我还学着别人DIY制作了樟树籽枪和火柴枪——这两种枪曾广泛流传于中国农村，是我们孩子心目中的“神器”。
樟树籽枪的做法较简单：选一根内径约半厘米的细竹管，一端留竹节、另一端去竹节，在靠近竹节那端约四分之一处将竹管截断。再找一根竹筷，削成与竹管内径相同的粗细，套进带节的那截竹管，竹筷另一端比竹管短出约零点三厘米。
做好后，用竹管一头塞一颗樟树子，再用筷子去顶——樟树子基本填满管内形成高压，顶不住时便会弹射而出。我和同伴就喜欢这带攻击性的玩具，成群结队你弹我、我弹你。
这种枪只能单发，还有一种高级做法：在枪上装一个约六十立方厘米的竹筒作弹匣，里头放几十颗樟树籽便可连发。只是这种做法我不会，结果因“武器装备不精良”而常常“挨打”。
火柴枪则由自行车零件打造，制作更为复杂。先用粗铁丝拧成枪架，串上若干自行车链扣，链扣另一孔供枪栓活动。最前端的链扣需打入一个自行车辐条顶端的螺帽，恰好留出火柴棍大小的孔。整串链扣和枪栓分别用自行车内胎剪下的橡皮筋箍紧。
使用时掰开最前端的链扣，将火柴棍塞入螺帽的孔中向外拉出，火柴头上的火药则留在螺帽内。扣动扳机，枪栓高速撞击火药，便产生那让我们无比满足的巨响与烟火。因为过于陶醉其中，我真把自己当成了孤胆英雄，以至于当时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名解放军特种兵——一腔孤勇，一身绝技，为国为民，匡扶正义。
那时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极端匮乏，全村只有两三户人家有黑白电视。每天晚上，他们家的院子里都挤满了人。记得那年暑假正热播《霍元甲》，很多人下午顶着烈日去地里干活，为的是早点赶回来，以免错过这难得的文化盛宴。
农家院子里站满了人，每看到霍元甲打败侵略者，便有人欢呼，有人鼓掌，用最朴素、最原始的方式表达着对英雄的敬仰和对家国的热爱。那场景，是如今信息时代的儿童无法体会的。
起先的露天电影，隔上三五个月才由县放映队来村里放一次，学校操场便人头攒动。若轮到邻村，我便不顾路远天黑，约上同伴一起去、一起回，雪雨天也阻挡不住。
后来村里建了电影院，虽然天天放映，但要凭票入场。我没钱买票，只能和同伴偷偷爬上窗台翻进去。电影院很快出台规定：翻越窗台逃票者，抓住罚双倍票价。我便吓得不敢了。
再后来，一些高年级学生用黄泥自制了电影放映器。放映器状如手电筒，里面装上电池和小灯泡，出口不断变换一张张如照片底片般的胶片。黑暗中接通开关，墙壁上便出现各种图像，只是没有声音。
看这种“电影”也要买票，起初我用自己心爱的小人书去换，不久小人书用完了，就拿废纸张去买，再不久废纸张也用完了，我便连这样的“电影”也没得看了。
我在不甘寂寞里，用水彩笔在玻璃片上画下一张张图画，直接放在太阳光下“放映”。地面上、墙壁上，映出了我画出的人物和场景，让我兴奋不已。这是我亲手“导演”的电影——我可以按自己的心意安排主人公的结局，可以把坏人直接枪毙，可以让好人终有好报。
摸虾捕鱼，也是童年的必修课。那时家乡地肥土沃、山清水秀，是当之无愧的鱼米之乡。有时在田间割稻插秧，就有鱼儿在脚边游来游去，逗你开心。往泥土里一挖，一条条泥鳅便素面朝天，成了我餐桌上的一道美味。
夏天刮几场台风，池塘小溪水漫金山，鱼儿四散奔逃，有的甚至游到门前屋后的小水沟里，用簸箕随便撮几下就能逮到几条。我家离小学约十分钟路程，一路都是梯田水沟，鱼儿成群，我经常因为眷恋它们而逃课。
每到周末，我便和伙伴扛起自制的钓鱼竿，挖一大桶蚯蚓，浩浩荡荡向溪畔河边进军。天黑回来时，满载而归。大人虽然嗔怪我们不务正业，但还是由得我们去。有时我们还用充电机去电鱼，用山上一种有麻醉功能的树叶捣烂后去毒鱼，往往也能捕到很多，只是大多半死不活，算不上最高明的办法。
最高明的是用一种叫“倒须篓”的捕鱼工具。倒须篓由篾条编织而成，状如葫芦，大小各异，开口处有许多篾条如触须般伸入篓腹。使用时顺着水流方向埋设在水田、池塘、溪沟的入水处，两边用稻草或泥土堵死，水便只能从篓背的篾缝漏入，再从开口处流出。
鱼儿常顺着瓶颈似的进口钻进篓腹，一旦钻入便只能困守其中——想往外钻，身子便被芒刺似的篾条戮伤，就算埋放一两天也逃不出去。篓尾开着口子，使用前用稻草或抹布塞住，捕鱼后取出便能将鱼倒出。
通常是些鲫鱼、泥鳅、黄鳝和小虾，活蹦乱跳，可爱极了。一时吃不完，我便养到门前院内的池塘里。
养鱼的池塘所在的院子，被我美其名曰“花果园”。从八岁上小学二年级起，我便开始经营这方天地。花果园只有一百平米左右，当然比鲁迅的百草园小得多，但里面的植物也已超过“百草”：150多种花卉、30多种草药、近20种瓜果蔬菜。
我在外围垒了石墙，墙内装了机关，机关里储存着果实和种子；园内挖了池塘，既能养鱼，又能浇花。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去花果园，放学回来第一件事也是去花果园。花儿开艳了，就扎成花结戴在头上；草药长够了，就挖出来晒干，给奶奶泡茶喝；苦瓜红了，西红柿熟了，向日葵干了，就分给弟弟妹妹和小朋友们。
那是一段多么美好、多快乐的时光啊。
经营花果园之前，墙角边那棵梨树是院子里唯一的果树。从有记忆起，梨树总能在春天开出满枝白花，夏天挂满累累硕果。大人舍不得吃，把梨子卖给水果贩子，换钱给我添置新衣服。
祖母疼我，总是偷偷留一篮子，每天让我吃上一两个。这一两个梨子，是我整个童年里的一种惊喜和念想。在我心里，那棵古老的、唯一的梨树，便是祖母的化身。有了它，我便有了快乐、爱和希望。
此后我亲手种过很多果树，有的甚至还创造了奇迹，比如种了一年就开花的桃树，比如插了半年就结果的葡萄，但我却无法像爱梨树那样去爱它们。
我常常梦见梨树。梨树叶茂枝盛，我便想着祖母一定好好的，在梦里浅笑；梨树叶落花败，我便不由得想到祖母不可抗拒的老与死，于是黯然泪下。醒来后急急跑去看梨树，然后庆幸这只是一场梦。
梨树在，祖母就在。梨树不死，祖母就不会死。
我把心底最热烈、最神圣的希冀放在了花果园的墙角边。我常为梨树培土、施肥，为它捉虫、打药，为它鼓劲、祈祷，希望它开出更美的花，结出更大的果。
那年春天，梨树没有长出叶子，只开了一朵梨花。
我心头闪过一个不祥的预感——祖母要离我而去了。那最后一朵花，是奶奶用尽了身上所有的能量，为我传递的余温，留存的希望。
果然，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祖母因血压骤升，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而我的床头，一本厚厚的《浙南草药大全》已几乎被翻烂。床底下的金银花、白马兰、龙胆草，是我刚从花果园采挖回来的——它们都极具凉血降压之效，却没能治好祖母的高血压。
这是我的童年无法治愈的伤疤。
无疑，我的童年是一段苦与乐同在、痛与爱并存的岁月，真可用“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来形容。初中毕业那年，我十五岁，第一次离开故乡。少年时代的快乐与忧愁，也渐隐渐退，渐行渐远。
本文写于2009年，2013年刊于《江山文学》。后发布在网络时，略有改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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